沈從文小說《邊城》的生命節奏

時間：2024-08-27 01:44:01 邊城我要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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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從文小說《邊城》的生命節奏

　　如果說沈從文的生命之旅是在故鄉與他鄉之間孤獨的擺渡，那么他作品中的邊城意象則濃縮了沈從文逝者如斯的悲嘆。其小說創作中的時空意識充盈著中國詩畫的神韻和節奏，是“音樂化和節奏化的時空統一體”。我們為大家整理了沈從文小說《邊城》的生命節奏，僅供參考，希望能夠幫到大家。

沈從文小說《邊城》的生命節奏

　　如果說沈從文的生命之旅是在故鄉與他鄉之間孤獨的擺渡，那么他作品中的邊城意象則濃縮了沈從文逝者如斯的悲嘆。同蕭紅的呼蘭河小城一樣，沈從文小說是一個獨立自足的藝術世界，“湘西世界”是沈從文創作的主要源泉，而真正標志沈從文創作走向成熟的作品是《邊城》。

　　一、邊城渡船――逝者如斯

　　《邊城》展示給讀者的是湘西世界和諧的生命形態，以具有楚地特色的端午節作為自然時間的分割點，以地域空間――茶峒碼頭和碧溪作為小說敘事的空間結構，敘事節奏舒緩輕盈，山歌、儺辭、鼓聲、嗩吶聲，使得《邊城》別具中國詩畫的特色，其時空意識表現為具有音樂化、節奏化的時空統一體。宗白華在《中國詩畫中所表現的空間意識》中寫道：“時間的節奏(一歲二十四節)率領著空間方位(東南西北等)以構成我們的宇宙。所以我們的空間感覺隨著我們的時間感覺而節奏化了、音樂化了!畫家在畫面所欲表現的不只是一個建筑意味的空間“宇”而須同時具有音樂意味的時間節奏‘宙’。一個充滿音樂情趣的宇宙(時空合一體)是中國畫家、詩人的藝術境界。”[1]綜觀宗白華的美學著作，我們發現，“生命節奏”一詞出現的頻率極高。“中國畫的主題‘氣韻生動’，就是‘生命的節奏’或‘有節奏的生命’。”[2]中國畫的透視法是提神太虛，從世外鳥瞰的立場觀照全整的律動的大自然，他的空間立場是在時間中徘徊移動，游目周覽，集合數層與多方的視點譜成一幅超象虛靈的詩情畫境。

　　《邊城》是以自然時間來聯結小說的敘事框架，以地域空間作為小說敘事的空間結構。端午節的鼓聲是邊城歲月流逝的鼓點，辰水酉水作為自然界的景物聯結了時空。不同的敘事時間形成不同的敘事節奏，由于《邊城》以具有楚地特色的端午節賽龍舟作為主要事件，與湘西人民特有的生活方式相符合，舒緩的敘事節奏與湘西的生活方式相符合。《邊城》中人們活動的空間有兩個：碧溪渡口和茶峒碼頭。敘述者先在第一章里寫渡口的自然環境，在第二章里介紹茶峒碼頭，在第三章里進一步講述碼頭長潭里的端午節劃舟。劃舟的鼓聲是邊城時間變換的鼓點，而翠翠的思緒和行蹤則是敘述者實現敘事空間轉換的明線。

　　由于湘西特殊的地理位置和相對封閉的文化歷史環境，使它為更具有原始色彩的自然人性的生存提供了可能。與世隔絕的湘西孕育了古樸、完美的人性，湘西人民特有的人性美和外來價值觀念格格不入。湘西人民在歷史長河中逐漸形成自己的文化心理結構，他們在社會理性上較為缺乏，更重于自然本能的感受，具有重義輕利的生活態度和親密自然的人際關系。《邊城》恍如一幅展現生動淋漓湘西生命的水墨畫。白塔的坍塌象征著固守的生活方式受到外界的沖擊，生命的節奏戛然而止，時間與空間的自然節奏都被改寫，充盈著音樂感的敘述在不可知的迷惘中接近尾聲。纜繩被河流沖斷，船無所系而順水漂流，天保葬送在滾滾激流中，儺送也許永遠不回來了。與自然相契合的原始生命節奏戛然而止，取而代之的是對未來不可知的恐懼與憂慮。在自然時間的交替中，茶峒小城保持著和諧內在的節奏與和諧親密的人際關系。但是河岸上白塔的倒塌、老船夫在暴風雷雨之夜悄然逝去，都代表親密自然的人際關系已經被人類靈魂的相互孤立所替代。

　　以《長河》命名的小說表現沈從文對于邊城命運的進一步思考，滲透了更多理性內涵。1943年在《大公報・戰線》上發表的《長河》題記中，他這樣說道:“去鄉已經十八年，一入辰河流域，什么都不同了。表面上看來，事事物物自然都有了極大進步，試仔細注意注意，便見出在變化中那點墮落趨勢。最明顯的事，即農村社會所保有那點正直素樸人情美，幾幾乎快要消失無余，代替而來的卻是近二十年實際社會培養成功的一種唯實唯利庸俗人生觀。敬鬼神畏天命的迷信固然已經被常識所摧毀，然而做人時的義利取舍是非辨別也隨同泯滅了。”[3]“長河”指代湘西歷史的長河，長河的流動不息象征著湘西歷史長河的變遷。但是湘西的隔絕不會是永遠的，雖然傳統鄉村殘留著美好自然的人性，卻終究不可能在隔絕中永恒存在。南長城已殘破，溪州銅柱也已斑駁，湘西的歷史長河卻不會停滯。傳統的孤立隔絕狀態終將打破，民族隔離政策鎖得住邊城人的.腳步，卻鎖不住歷史長河的奔流。

　　二、歸去來兮――生命節奏

　　沈從文在《邊城》中用中國水墨畫的筆法展現了一幅人與自然相得相融，優美和諧的畫卷，流露出作者對生命存在和人類命運的的憂慮與哲思，也表現了作者對無法返顧的時間意義上故鄉的眷戀。和白先勇小說中的鄉愁一樣，同樣擁有甘美的喪失美學與精神病魔這兩種意義，同時又在空間、時間、文化等多種層面上演奏出故事的主旋律。一九三四年冬，離開家鄉十八年的沈從文從北平回湘西，由沅水坐船上行，在回鳳凰的船上，望著辰河邊上的人和事，他終于明白，記憶中的故鄉對于他來說，已經是一個不可觸摸的夢境。“黃昏時聞湖邊人家竹園里有畫眉鳴哄，使我感覺悲哀。因為這些聲音對于我實在極熟習，又似乎完全陌生。二十年前這種聲音常常把我靈魂帶向高樓大廈燈火輝煌的城下里，事實上那時節我卻是個小流氓，正坐在辰水支流一條小河邊大石頭上，面對一派清波做白日夢。如今居然已生活在二十年前的夢境里，而且感到厭倦了，我卻明白了自己，始終還是個鄉下人。但與鄉村已離得很遠很遠了。”[4]至此，沈從文已經無可挽回的失去了自己精神故鄉和文化故鄉，成了名副其實的精神流浪者與文化漂泊者，愈到創作后期，孤獨感就愈重。一如朱光潛在評論《邊城》時所說:“它表現出受過長期壓迫而又富于幻想和敏感的少數民族在心坎里那一股沉憂隱痛，翠翠似顯出從文自己的這方面的性格。他是一位好社交的熱情人，可是在深心里卻是一個孤獨者。”[5]

　　這種尷尬和困惑是從鄉村走向都市的一代知識分子共有的。魯迅在《故鄉》一文中也記敘了返鄉的情形：“我冒了嚴寒，回到相隔二千余里，別了二十余年的故鄉去。”從此以后，魯迅就再沒有回過紹興，與故鄉在時間和空間上，還有心理上的距離使他永久地離別了他的老屋，永久地離別了的故鄉。但故鄉的影子卻時時追縈著他，在作品中他們重現記憶中的故鄉，表現故鄉的人和事，不拘是出于“引起療救的注意”還是要“建一座人性的神廟”，他們都是在精神返鄉的歸途上介紹著沿途風光，故鄉的一點一滴已深深地刻在他們腦海里，深入到他們的血里和夢里。船愈行愈近，故鄉卻愈來愈遠，“時候既然是深冬;漸近故鄉時，天氣又陰晦了，冷風吹進船艙中，嗚嗚的響，從蓬隙向外一望，蒼黃的天底下，遠近橫著幾個蕭索的荒村，沒有一些活氣。我的心禁不住悲涼起來了。”“瓦楞上許多枯草的斷莖當風抖著”象征了作者悲涼的心緒，老屋的殘破，自然的洗禮和時光的流轉使作者記憶中的老屋成為現在的模樣。沈從文在重讀自己作品的時候也發現這樣一種“淡淡的孤獨的悲哀”，這種悲憫感和孤獨感也滲透在《邊城》的敘事節奏中。

　　兩位作者在慨嘆著故鄉變化的同時也不約而同地返觀自身，“這或許是屬于我本人來源古老民族氣質上固有的弱點，又或許只是來自外部生命受盡挫傷的一種反應現象。” [6]魯迅也這樣對自己說：“故鄉本也如此，――雖然沒有進步，也未必有如我所感的悲涼，這只是我自己心情的改變罷了，因為我這次回鄉，本沒有什么好心緒。”《故鄉》的結尾表現了作者精神返鄉之路上對過去的失落感，未來的路也陷入不可探知的迷茫之中。異地對于他來說只是謀食之地，而非精神的皈依與休憩之處。對于這些于異地謀生的漂泊者來說，故鄉和異地都不是他的家園。在精神返鄉的旅途中，漂泊者如同無腳的鳥，永遠飛行在故鄉與他鄉之間，無處為家;又如無錨的船，永遠漂流在水與岸之間，無處停泊。只有當生命之旅走到盡頭的那一刻，才能化為灰燼，回歸故土。所謂智者樂水,仁者樂山。智者動,仁者靜。沈從文清澈如水的靈魂，一半深深地埋在了五彩石下，一半在水里，順水而下，作家生命的樂章在那一刻輕輕地點上一個休止符，恍如水流在湘西的歷史長河中漩起一朵水花。沈從文的小說創作中的生命節奏，亦如辰河水般自然流動，充盈著中國詩畫的神韻和節奏，正如宗白華所說的是“音樂化和節奏化的時空統一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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