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邊城》中的文明對撞

　　湘西原是一片圣潔的土地,西方商業文明和漢族封建文明的入侵,使這里出現了兩種文明的對撞:漢族封建文明與湘西本土文明的對撞,西方商業文明與湘西本土文明的對撞。兩種文明的對撞,使這里人們的思想觀念發生了巨大變化。這是造成邊城悲劇的社會根源。我們為大家整理了《邊城》中的文明對撞，僅供參考，希望能夠幫到大家。

　　《邊城》中的文明對撞

　　沈從文生活和創作時期的中國,封建思想依然根深蒂固,西方商業文明污染著人們的思想觀念。現代物質文明發展所帶來的思想觀念的變革悄無聲息地發生在湘西這塊凈土上。樸素、善良、正直、坦誠等美好的人性正在悄然消逝,隨之而來的是一種唯利是圖的庸俗人生觀。

　　在《邊城》中,沈從文表現了兩種文明的對撞:湘西文明與漢族封建文明的對撞、湘西文明與西方商業文明的對撞。

　　第一對沖突表現為“車路”與“馬路”的對撞。

　　天保和儺送對翠翠的愛都是真誠的,而他們采取了不同的求婚方式――“車路”和“馬路”。對于“車路”與“馬路”,老船夫是這樣解釋的:想爸爸作主,請媒人正正經經來說是車路;要自己作主,站到對溪高崖竹林里為翠翠唱三年六個月的歌是馬路。“車路”和“馬路”體現了兩種文化觀念的對立。“車路”是漢族傳統婚俗觀念,對于“邊城”而言,它是異族文化,是畸形的現代文明的觀念入侵湘西的表現。它強調婚姻的締結純屬雙方長輩的權利,當事人則無關緊要。宋家堡子的新嫁娘只有十五歲,王鄉紳在女兒不到十五歲的時候就想和順順家攀親,順順為天保向老船夫求婚,這些都是封建家長制婚姻的具體表現。

　　作為小說的主要情節,天保的求婚經歷了三部曲:托媒人向翠翠的爺爺探口氣―帶禮物到家中提婚―再次到家中向老船夫探口氣。這是中規中矩的封建家長制婚俗觀念。在天保看來,他得不到翠翠的理會,完全是因為翠翠的家長――“老船夫”不同意:“鬼知道那老的是存心要把外孫女嫁個會唱歌的水手,還是預備規規矩矩嫁個人!”天保的“車路”婚姻觀念是傳統的封建家長制觀念浸染下的產物。而儺送走的是“馬路”,在碧溪為翠翠唱了半夜的歌。這是苗族的習俗。苗族的婚俗,是青年男女自由戀愛成婚。“馬路”是一條尊重雙方情感、超越世俗羈絆的婚戀之路。“馬路”在老船夫的心中占有很重的分量,翠翠的母親就是通過自由戀愛和翠翠的父親結合的。通過對歌、自由戀愛決定終身大事,是符合當地婚俗觀念的。老船夫對此沒有意見,即使悲劇發生了,他也認為孩子們并無罪過,只能上天負責。對于翠翠的婚姻,他完全尊重她的意見。當大老表白內心時,他首先想到的是“當真把了他,翠翠是不是愿意?”當順順托媒人帶了禮物提親時,他答復:“我得先問問翠翠,看她自己主張怎么樣。”媒人走后,他對翠翠說:“這是你自己的事,你自己想想,自己來說。”當媒人再次來探信時,他把事情成否全推到翠翠身上去。媒人走后,他又詢問翠翠的意思。湘西當地風俗認為,這些事只是小孩子的事,大人管不著。對于翠翠的婚事,老船夫從頭到尾是不拿主意的,全聽翠翠的意思。

　　“車路”與“馬路”的求婚方式在天保生前構成矛盾,對天保造成了很大的'打擊與傷害。天保死后,天保的死在二老父子頭腦中形成了揮之不去的陰影,他們與老船夫之間產生了很深的隔閡。船總順順一直對老船夫冷漠,儺送對老船夫也產生了某種誤解,認為天保的死與老船夫有關。“馬路”因此而中斷。象征漢族文化的“車路”最終對象征苗族本土文化的“馬路”造成了傷害。漢、苗兩個民族不同婚俗觀念的沖突,使彼此有情的翠翠與二老生生分離,這是悲劇產生的一個根本原因。

　　在第二對矛盾中,翠翠的“渡船”與作為團總小姐陪嫁的“碾坊”構成了對撞。

　　“渡船”的所有者翠翠與爺爺是湘西鄉村文明的化身,他們淳樸、善良、重義輕利,身上充溢著人性美。盡管渡船是公家的,但很多過渡人還是給錢的。一方是真心實意地給予,一方是理直氣壯地拒收,雙方都是認真的,甚至有時會因此發生爭執。祖孫二人無論追多遠也要把錢還給過渡的客人。淳樸的老船夫不愿接受別人的恩惠。他想買肉,屠戶卻不愿接錢,老船夫寧愿到另外一家去。屠戶選取最好的肉且分量故意加多,一方不怕折本,一方不愿占便宜,中華民族傳統道德中的“義”字在人們的頭腦中根深蒂固。翠翠是邊城自然、靈氣的天使。受著邊城風情環境的影響,受著淳樸善良的老祖父的熏陶,她天真純潔,清澈如水,從未受過城市文明的污染,始終保持著透明和純凈。她執著于愛情,性格堅強。愛上儺送后,她明確向爺爺表示拒絕天保。儺送遠走他鄉后,她苦戀并等待著儺送的歸來。她身上充滿了人性美與風情美。

　　“碾坊”則是金錢婚姻的代稱,是近代西方商業文明熏染下的產物。中寨王團總想與有些產業和地位的船總順順結成親家,以碾坊作為陪嫁,引誘二老,這對翠翠構成了很大威脅。商業文明重利的思想,在人們的頭腦中開始占有重要的地位。碾坊作為重頭戲,在小說中反復出現。看賽龍舟時,人們開始議論碾坊:“人家有一座嶄新碾坊陪嫁,比十個長年還好一些。”楊馬兵帶著老船夫在碾坊參觀時,就告訴老船夫:“這是中寨王團總的,大錢七百吊!”“這碾坊的將來,似乎是團總女兒陪嫁的妝奩。”翠翠口中唱著“白雞關出老虎咬人,不咬人,團總小姐派第一”,“大姐戴副金簪子,二姐戴副銀簪子,只有我三妹莫得什么戴,耳朵上長年戴條豆芽菜”的時候,她似乎感到了來自碾坊的威脅。在世俗人看來,碾坊具有很大誘惑力。與二老同行的腳夫建議他接受碾坊:“二老,若這件事派給我,我要那座碾坊。一座碾坊的出息,每天可收七升米,三斗糠。”這些都表明了“金錢至上”的商業文明已經侵蝕了人們的思想。順順禁不住碾坊的誘惑,又想著大老的死與翠翠有關,所以他反對儺送與翠翠的結合,逼著儺送接手那座碾坊。而儺送一心想著翠翠,又因得不到翠翠的理會,最終與父親賭氣而出走。碾坊成了二老“馬路”上的很大障礙,像一個路障堵住二老通往愛情的路。這是唯利是圖的西方商業文明對淳樸的湘西文明浸染的結果。

　　在沈從文看來,城市現代化是人類退化的根源。隨著物質文明的進展,民族文化的發展呈現出與物質文明不協調的發展趨勢。人們自私、勢利、虛偽。沈從文曾說,他想要創建一座供奉人性的希臘小廟,他要把鄉下原始、淳樸、自然、至善至美的人性供奉在里面,他要為現代的都市人呈現另一種生活、另一種人情。在他看來,廉價的渡船與價值不菲的碾坊,在人性人情上都走向了自己相反的極端。穿新衣的團總兒子模樣的富家子弟娶的宋家堡子的新娘竟然只有十五歲,中寨王團總用碾坊作陪嫁引誘二老,順順禁不住誘惑逼著二老接受碾坊,都說明了商業文明對人性造成了不良的影響,人們變得勢利、自私、唯物唯利。以“鄉下人”自稱的沈從文對翠翠及其生活的鄉村幾乎傾注了自己的全部情感。他是通過對自然、原始、淳樸、美麗的人性的謳歌來表達對都市現代文明帶來的人性劣變的批評。而正是都市商業文明造成了人性的劣變,才促成了翠翠愛情悲劇的發生。

　　《邊城》給我們的,除了一種“優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于人性的人生形式”,還有在命運面前的無助與無奈的憂傷。結局是悲情的,大老淹死了,老船夫郁郁而終,二老賭氣出走,翠翠孤獨地守望在渡船上。美的人性、美的生命漸漸消逝。可以這樣說,“車路”與“碾坊”作為封建家長制婚姻和金錢婚姻的代稱,它們的合力共同破壞了淳樸而又純潔的愛情。而二者的結合又象征了原本并不健全的中國封建文明與西方商業文明的畸形結合。這種畸形的現代文明對原本自然淳樸、和諧純潔的苗族文明造成了沖擊傷害,對民族靈魂造成了嚴重污染,它是造成“邊城”悲劇的社會根源。

　　沈從文通過“車路”與“馬路”、“渡船”與“碾坊”的矛盾,通過健全人性被踐踏,愛情悲劇的發生,暗示了這樣的主題:隨著文明的進展,道德廢馳、人性的沉淪已成為必然。沈從文在《湘行散記》中曾記錄下他回鄉的感受:“農村社會所葆存的那點正直樸素的人情美,幾乎快要消失無余,代之而起的卻是二十年實際社會培養成功的一種唯利是圖的庸俗人生觀。”湘西民族文化純樸、善良、自由而富有活力的品性受到污染。在中國的現代化進程中,由傳統封建文明和近代商業文明的對撞所產生的現代文明嚴重污染著人們的心靈。現代社會中的人們不斷為外物役使,為金錢、名譽、物欲役使,健全、優美的人性走向沉淪。這體現了文明進步與“人”的發展的矛盾。

　　沈從文作為一位鄉土作家,懷著對農村特殊的情愫,極力謳歌土生土長、原汁原味的湘西本土文化。他以獨特的視角反映現代文明進程中出現的問題,引發人們思考這樣一個問題:“現代文明怎樣發展才能符合‘人性’的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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