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書五經中的五經指的是

　　四書五經：四書、五經的合稱，泛指儒家經典著作。四書指的是《大學》《中庸》《論語》《孟子》，五經指《詩經》《尚書》《禮記》《周易》《春秋》。《禮記》通常包括三禮，即《儀禮》《周禮》《禮記》。《春秋》由于文字過于簡略，通常與解釋《春秋》的《左傳》《公羊傳》《谷梁傳》分別合刊。四書之名始于宋朝，五經之名始于漢武帝。

　　五經《詩經》《尚書》《禮記》《周易》《春秋》，合稱“五經”。五經是儒家作為研究基礎的古代五本經典書籍的合稱，相傳它們都經過儒家創(chuàng)始人之一的孔子的編輯或修改。

　　四書五經（節(jié)選）秦始皇“焚書坑儒”，據說經秦火一炬，《樂經》從此失傳，東漢在此基礎上加上《論語》、《孝經》，共七經；唐時加上《周禮》、《禮記》、《春秋公羊傳》，《春秋谷梁傳》、《爾雅》，共十二經；宋時加《孟子》，后有宋刻《十三經注疏》傳世。“十三經”是儒家文化的基本著作，就傳統觀念而言，《易》、《詩》、《書》、《禮》、《春秋》謂之“經”，《左傳》、《公羊傳》、《谷梁傳》屬于《春秋經》之“傳”，《禮記》、《孝經》、《論語》、《孟子》均為“記”，《爾雅》則是漢代經師的訓詁之作。后來的五經是指：《周易》、《尚書》、《詩經》、《禮記》、《左傳》。“五經”指《詩經》《尚書》《禮記》《易經》《春秋》五部。 《詩經》是我國最早的一部詩歌總集，共收錄周代詩歌305篇。原稱“詩”或“詩三百”，漢代儒生始稱《詩經》。現存的《詩經》是漢朝毛亨所傳下來的，所以又叫“毛詩”。據說《詩經》中的詩，當時都是能演唱的歌詞。按所配樂曲的性質，可分成風、雅、頌類。“風”包括周南、召南、邶風、鄘風、衛(wèi)風、王風、齊風、魏風、唐風、秦風、陳風、檜風、曹風、豳風組成，稱為十五國風，大部分是黃河流域的民歌，小部分是貴族加工的作品，共160篇。“雅”包括小雅和大雅，共105篇。 “雅”基本上是貴族的作品，只有小雅的一部分來自民間。“頌”包括周頌、魯頌和商頌，共40篇。頌是宮廷用于祭祀的歌詞。一般來說，來自民間的歌謠，生動活潑，而宮廷貴族的詩作，相形見絀，詩味不多。 《詩經》是中國韻文的源頭，是中國詩史的光輝起點。它形式多樣：史詩、諷刺詩、敘事詩、戀歌、戰(zhàn)歌、頌歌、節(jié)令歌以及勞動歌謠樣樣都有。它內容豐富，對周代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如勞動與愛情、戰(zhàn)爭與徭役、壓迫與反抗、風俗與婚姻、祭祖與宴會，甚至天象、地貌、動物、植物等各個方面都有所反映。可以說，《詩經》是周代社會的一面鏡子。而《詩經》的語言是研究公元前11世紀到公元前6世紀漢語概貌的最重要的資料。

　　《尚書》意為“上古之書”，是中國上古歷史文件和部分追述古代事跡作品的匯編。春秋戰(zhàn)國時稱《書》，到了漢代，才改稱《尚書》。儒家尊之為經典，故又稱《書經》。 《尚書》據說原有一百篇，秦代焚書后（也可能是項羽火燒咸陽造成流失，亦或秦二世之后戰(zhàn)亂流失。雖然始皇的法治與“詩書”中的“王道”治國有偏差，以始皇的明睿不可能做毀滅文化之暴舉，咸陽應存有“詩書”的正本，所謂“焚書坑儒”不過是政治需要，雷聲大雨點小。不能望文生義為“焚掉所有書籍，坑殺所有儒生”。歷史有待驗證，此處不可偏信偏聽，特此注解），漢初僅搜集到二十九篇，用當時通行的隸書寫定，稱今文《尚書》。漢武帝時，從孔子故宅中發(fā)現用古文字寫的《尚書》，比今文《尚書》多十六篇，稱為古文《尚書》，這十六篇不久亡佚。晉人偽造古文《尚書》二十五篇，又從今文《尚書》中析出數篇，連同原有的今文《尚書》共為五十八篇，也稱古文《尚書》。《十三經注疏》中的《尚書》，就是經過晉人手術的這種古文《尚書》。 《尚書》包括虞、夏、商、周書。《虞書》、《夏書》非虞夏時所作，是后世儒家根據古代傳聞編寫的假托之作。 《商書》是殷王朝史官所記的誓、命、訓、誥，其中《湯誓》按時代說應為最早的作品，但這篇文章語言流暢，可能經過后人的潤色。《盤庚》三篇古奧難讀，較多地保留了原貌。這是殷王盤庚遷都時對臣民的演講記錄，雖然語辭古奧，但盤庚講話時充沛的感情、尖銳的談鋒，還是可以感受到的，如他說：非予自荒茲德，惟汝含德，不惕予一人。予若觀火，予亦炪謀，作乃逸。若網在綱，有條而不紊；若農服田力穡，乃亦有秋。（《盤庚》上）短短的一段話，用了三個比喻，貼切、生動，具有形象性。其中“有條不紊”作為成語，至今仍被沿用。又如盤庚告誡臣下不要煽動民心反對遷都，說那樣便會“若火之燎于原，不可向邇，其猶可撲滅”，弄得不可收拾，比喻也很生動。 《周書》包括周初到春秋前期的文獻。其中《牧誓》是武王伐紂時的誓師之詞，《多士》是周公以王命訓告殷遺民之詞； 《無逸》是周公告誡成王不要貪圖享受之詞。這些作品敘事清晰，而且能表達出人物的情感口吻。寫于春秋前期的《秦誓》，是秦穆公伐晉失敗后的悔過自責之詞，表達了愧悔、沉痛的感情，文章這樣寫道：古人有言曰：“民訖自若是多盤。”責人斯無難，惟受責俾如流，是惟艱哉！我心之憂，日月逾邁，若弗云來！他引用古人的話指出，如果自以為是，必將做出許多邪僻的事，又十分痛心地說明責備別人容易，從諫如流則十分艱難，寫得相當傳神。比起《商書》和周初的文字，要流暢得多，標志著散文在當時得到了進一步的發(fā)展。 《尚書》是我國最古老的文章匯編。其中殷商和周初的部分，所用語言同秦漢時的古漢語已有很大不同，加以年代久遠，傳寫訛誤，十分艱澀難讀。韓愈謂之“周誥殷盤，佶屈聱牙”（《進學解》）。但拋開文字的障礙不談，在情感的表達上，其實是樸素而簡要的。由于發(fā)表那些言辭的人，地位都很高，言語之間，具有居高臨下的自信。對于后人來說，古奧是一種特殊的美感，質樸自信，又顯示出征服的力度。所以《尚書》的文章，受到很高的推崇。漢代《尚書大傳》引子夏語，謂之“昭昭如日月之代明，離離若參辰之錯行”，也是有感于此吧。不過，這里也有崇古的心理作怪。

　　《周禮》亦稱《周官》或《周官經》，它是儒家的經典之一。儒家把《詩》、《書》、《禮》、《易》、《樂》、《春秋》作為六經。孔子收徒講學時，選用了這些典籍作為教材。不過，孔子所講授的禮、樂和舊的富有鬼神迷信色彩的禮、樂已有很大的區(qū)別。他認為，《樂》教，可以使人“廣博易良”；《禮》教，可以使人“恭儉莊敬” （見《禮記·經解》）。孔子還說過：“不學禮，無以立。”（《論語·季氏》）在孔子看來，不學禮，便沒有立足社會的依據。因此，必須“立于禮”（《論語·泰伯》）。禮所包括的范圍很廣，從國家的典章制度，直至個人的行為準則。我們所能見到書影的禮書，有《周禮》、《儀禮》和《禮記》。《周禮》是講周朝官制的，《儀禮》是講各種典禮節(jié)儀的（如冠、婚、喪、祭等具體儀式），《禮記》是孔子學生以及后人傳習《禮經》的記錄，內容有關禮的性質、意義和作用。東漢學者鄭玄分別給《儀禮》、《禮記》作了注解之后，才有了“三禮”這一名稱。“三禮”都與孔子禮的思想有關，但只有《儀禮》（17篇）是由孔子整理編訂的。 《周禮》是搜集周王室官制和戰(zhàn)國時代各國制度，添附儒家政治理想，增減排比而成的匯編。由于我國早在夏、商、周時就進入了奴隸社會，而周為奴隸社會的鼎盛時代，所以《周禮》是中國最早和最完整的官制記錄，也是世界古代一部最完整的官制記錄。全書6篇，即《天官冢宰》、《地官司徒》、《春官宗伯》、《夏官司馬》、《秋官司寇》、《冬官司空》，各篇分為上下卷，共12卷。這6篇中的《冬官司空》早佚，到漢時補以《考工記》。 《周禮》為何人所作，何時產物？歷來也是有爭論的。古文經學家認為，它是周公旦所作。今文經學家認為，它出于戰(zhàn)國，也有人認為是西漢末劉歆所偽造。近人從周秦銅器銘文所載官制，參證該書中的政治、經濟制度和學術思想，多數人認為是戰(zhàn)國時的作品。也有人認為，《周禮》成于漢初。 《周禮》一書，東漢鄭玄撰有《周禮注》，唐朝賈公彥作《周禮正義》，清代孫詒讓也撰有《周禮正義》，這些注釋對后人研究《周禮》提供了參考資料。周朝的最高統治者是周天子，他是奴隸主貴族的總代表。輔助周王的大官，相傳有太師、太傅和太保三公。成王時，周公為師，召公為保。“相王室以尹天下”。周公的兒子伯禽，也當過周王的師保。在令尊、令彝銘文中，周王命他“尹三事四方，受卿事寮”。“三事”是三種官職的總稱，即政務官、事務官和地方官。“四方”是指四方諸侯和方國部落。“卿事寮”是指周朝政府中的大小官僚。在周王及其師保之下，朝廷中最高的官職是卿士，即太宰、太宗、太史、太祝、太士、太卜，合稱六卿。六卿經常在周王的左右。三左是太史、太祝、太卜；三右是太宰、太宗、太士。他們在朝廷中分立于周王的兩側，協助周王處理政務。周王朝，“國之大事，在祀與戎”，所以六卿大多和宗教事務有密切的關系。太祝就是最大的祭祀官，周公兒子伯禽也曾任過太祝。太卜是管卜筮的，處于人神之間的媒介地位。太士也是神職官吏。太史這一職位，就是商代以來的作冊，周初畢公高曾任過太史，稱為“作冊畢公”。太宰可能是朝廷中的政務總管。太宗是管周朝的宗族和譜系，也是重要的職務。六卿還有許多僚屬，各有專職，所以總稱為卿事寮。除六卿之外，周朝還設有五官：司徒、司馬、司空、司土、司寇。司徒在周朝早期的青銅器銘文中寫作“司土”，是管理土地和農業(yè)生產的。司空在銘文中寫作“司工”，是管理百工職事的。司馬則是管理軍賦的職官。司徒、司馬和司空的職權相當，合稱“三有司”。司土管版籍爵祿，司寇管刑罰，其地位僅次于以上的三有司，也是十分重要的官職。這五司下面也有很多僚屬，如屬于司馬的有師氏、虎臣和專管馬的走馬（趣馬）等等，構成專門的官僚系統和集團除此之外，還有其他的官吏，如管理山林川澤的，管理市場貨賄的，管理貴族吃、穿、用以及娛樂的，都有“官司之守”，也就是專門的官吏。這些各種各樣的官吏，大都是世襲的，世代享有特殊的、神圣不可侵犯的地位。周王朝實行分封制度，在周王直接統治區(qū)的四面八方，分布著許多封國，所以稱為“四方”，具體地指侯、甸、男等諸侯，這些是周朝的地方政權。有的大國諸侯經周王授予特權，可以調動附近的中小諸侯，從事征伐，捍衛(wèi)周天子，成為方伯，方伯是一方諸侯之長，不是諸侯的封號。有些諸侯兼作王室大官，因而具有公卿的頭銜，如周公和召公就是這樣。所謂“公、侯、伯、子、男”的五等爵制，無論是商代或西周，都是不存在的，是后人加工的結果。周朝的官僚機構和制度，總的說來，它是從商代“內服”和“外服”兩套官職發(fā)展而來的，不過周朝的機構更加龐大了，體制也越系統化了。同王朝的官吏是貴族，又是宗親，三位一體，就是這種以血緣為紐帶的宗法制，構成了以周王為首的奴隸主貴族的統治體系。直至封建社會，周朝的官僚機構和制度，還有它的影響作用。《周禮》還包含著古代宗教、經濟政策、哲學與倫理等諸多方面的歷史資料，是一部以儒家思想為主，兼收法家和陰陽五行思想的重要文化典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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