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陽市社科聯：
我是安陽市人民政府地方史志辦公室退休干部殷杰，退休10年來主要從事殷商骨器與玉器的收藏研究，2009年9月拙著《中國殷墟骨文化》(《世界文化遺產•中國殷墟》叢書)由上海大學出版社出版。通過收藏和對殷墟文化的研究，我對殷商文化產生了極大的興趣和愛好，特別是自2006年7月殷墟“申遺”成功以后,我對殷墟文化更是有一種特殊的感情。我和安陽以及在全國各地的朋友們70多人于2009年3月在淇縣舉辦了一次為帝辛正名大型祭祖活動，為了更好的弘揚殷商文化大家一致認為應成立一個研究會。我們將這一想法向中國殷商文化學會會長王宇信先生作了匯報，王會長講，這是“構建和諧中華的大好事”，并對研究會章程的起草作了具體的指導，對今后的工作提出了嚴格要求，待研究會成立以后，將吸收我們作為中國殷商文化學會集體會員。
2009年8月，在山東煙臺會議期間，王會長對殷商傳承文化研究網站站長殷作斌先生和安陽的殷杰先生擬訂的研究會會章草案提出許多指導和修改意見。王會長明確指出安陽是殷商文化的龍頭，交通方便，會址應設在安陽;研究會的名稱定為“殷商傳承文化研究會”。
在煙臺會議以后，我們將成立“殷商傳承文化研究會”問題向安陽市有關領導和主管部門請示。但由于“殷商傳承文化研究會”這名稱問題致研究會遲遲未能登記。今年國慶節前夕我們將這一情況向王宇信會長作了書面匯報，王會長看了我們的匯報信后，極為重視，于2010年10月1日來專電指示說：“如果仍用原名‘殷商傳承文化研究會’不成，則改用新名‘殷禮與殷賢弘揚研究會’注冊，因為對殷代禮制的研究是一個極為重要的課題，殷代禮制的形成與殷代先賢有很大關系，是殷代先賢和各族人民集體智慧的結晶。殷代先賢名人很多，研究會不宜用具體人名命名。你們的研究會用此新名稱注冊成功后，‘中國殷商文化學會’吸收你們為集體會員的態度不變。望將此意見傳達至全體首批會員，待大家取得共識后，再與安陽民政協商”。遵照王會長的最新指示精神，我們又發動大家進行了討論，大家一致贊同王會長的意見，同意以新名“殷禮與殷賢弘揚研究會”申請注冊。
我們向陳中武市長助理和市文化局王金濤局長匯報了有關成立研究會的事情后，王金濤局長已同意市文化局作為研究會的業務主管單位。要求我們接受市文化局的指導和管理，遵守憲法及國家法律、法規，弘揚殷商文化，團結海內外中華同胞為國家和安陽建設及再復興出力。
對“殷禮”的研究，最早是孔子提出來的。在《論語•為政篇第二》中有云：“子張問：‘十世可知也?’子曰：殷因于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國家夏商周斷代工程首席科學家李學勤教授也十分重視對殷代禮制的研究，他在為王宇信《甲骨學通論》作序中說：“還有一個相當重要課題，長期以來為大家所忽略了，就是甲骨卜辭所反映禮制的研究。殷墟甲骨是商朝占卜的遺物，卜辭內涵無一不與古代禮制有關。在甲骨發現的早期，有些學者曾試探由之探討《殷禮》，后來從事這種研究的人逐漸減少，對于卜辭中體現的當時制度，每每脫離禮制，甚至憑想象去解釋。......孔子曾經說過，商周禮制是相因襲的，由商到周只是損益的關系。近年對商周金文的探索，在很大程度上證明了這一點。因此，可以從文獻和其他材料中的周代禮制，上推商代禮制，這對研究卜辭，認識商代的歷史文化，將有很大的幫助。我們不妨說，禮制的探索在一定意義上是甲骨研究的一把鑰匙。”殷代禮制的損益與殷代許多先賢的努力是分不開的，如：上甲微借助對父親王亥的祭祀活動，對商族的祭祀制度做了重大改革。《左傳》上說：“國之大事，在祀與戎”。意思是說，祭祀和軍隊是一個國家最大的事情，不能不重視。上甲微在改革祭祀制度的過程中想了許多辦法，克服了許多阻力，在上甲微的堅持下，商部族“五世宗廟” 祭祀制度終于建立起來了。在祭祀天地之神的同時，配祭祖宗先代帝王;盤庚遷殷也與反對遷徙的貴族在禮制上進行了一場激烈的較量，盤庚遷殷以后，推行的 “去奢行儉” 新政得以實施;武丁即位，思復興殷，而未得左，他“三年不言，以觀國風”。經過三年的觀察和思考，在復興殷商的治理中采取了一系列有效措施。打破傳統觀念，啟用奴隸身份的傅說做宰相。等等。
“殷禮與殷賢弘揚研究會” 發起人中有不同姓氏的企業家、作家、教師、教授等，大家都是自愿結社的。我們接受市文化局的指導和管理，遵守憲法及國家法律、法規，弘揚殷商文化，團結海內外中華同胞為國家和安陽建設及再復興出力。
我們將要成立的“殷禮與殷賢弘揚研究會”的性質是：本會以中國安陽殷墟文化為研究背景，利用殷墟出土的大量甲骨卜辭和豐富的墓葬材料以及古代文獻資料、散落民間的殷商傳承文化資料等解決先秦禮制研究的疑難問題，勾勒殷代禮制，為宣傳普及老專家老前輩的研究成果和提升研究殷商文化的層次而努力奮斗。具體說來，本會是研究殷代禮制、緬懷殷代許多先賢并弘揚他們與時俱進之革新精神的中等層次群眾性學術研究組織。本會以殷禮與殷禮的傳承、殷禮與殷代許多先賢的關系、殷禮與許多殷賢對后世中華文化發展的影響和對中華多民族國家形成的貢獻這三大問題為主要研究內容。本會由對殷代禮制與殷代先賢研究有興趣且有一定研究能力的人員自愿結成，本會成員不受姓氏和地域的限制。本會屬于非營利性的社會組織。本會在中國殷商文化學會理事會的業務指導下，開展自己的專項研究工作。本會自愿當中國殷商文化學會的學術研究助手。本會是中國殷商文化學會和廣大人民群眾之間的橋梁。
本會的宗旨是：擁護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堅持四項基本原則，落實科學發展觀，遵守國家的憲法和法律法規，遵守社會道德風尚。在學術活動中，貫徹“雙百”方針，團結全體會員開展自己的學術研究工作，開展與港澳臺同行、海外學者的合作與聯系，推動學術交流，鼓勵有創造性見解和新發現，努力開創研究新局面，為弘揚祖國優秀文化遺產、促進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構建和諧社會、推動民族團結、實現祖國統一做出貢獻。
本會的成立源于下述的學術研究需要：
禮是我國特有的文化現象，是中國古代社會政治、經濟、文化世代相承的主要形態。歷代圣君賢臣都將禮作為安邦定國、勵精圖治的主要手段，中華民族贏得禮儀之邦的美譽亦緣于此。中國古代禮制經歷了從原始社會的萌芽狀態到奴隸社會禮制，再過渡到封建社會的禮制的漫長過程，即經歷了從起源、形成，到商周時代逐步趨于成熟完善，在春秋戰國時期又逐漸衰落，到漢代又重建并“儒化”，并在漢以后各朝各代的“禮典”中得到傳衍的過程。特別值得一提的是，在禮崩樂壞的春秋戰國時期，為了使日益衰落的先秦禮制適應新興統治階級的政治需要，“諸子百家”紛紛提出了重建或改革(復禮)的方案，其中以孔子為代表的儒家方案得到了以漢武帝為代表的劉漢封建政權的支持，經過以董仲舒為代表的漢儒們的進一步“儒化”，中國封建社會禮制的基本構架終于確立,并在漢以后各朝各代的“禮典”中得到傳衍。
然而在中國現代史學史上，禮制禮學史的研究一直是個弱項。尤其在上世紀五十年代至七十年代，禮制禮學史研究在大陸學術界近乎停頓。在中國現代史學史上，自上世紀八十年代改革開放以來，禮制禮學史的總體框架和研究的基本思路雖然已經理清，但有系統的禮制禮學研究工作還是中國學術史上急待填補的一項空白，對先秦禮制的研究更是如此。前輩學者如楊向奎、鄒衡、陳戍國等，通過對考古材料和文獻材料的綜合分析，指出有虞氏時代已形成初步的宗法傳承世系，已有吉禮、賓禮、軍禮以及部落首領就職典禮等方面的萌芽，可以這樣講，中國先秦禮制大體上經歷了萌發于有虞、成長于夏、成熟于殷、完善于周、衰落于春秋戰國的過程。但到目前為止，還沒有人系統地研究過這個過程。其中深入地研究殷禮，弄清殷商許多先賢對殷代禮制形成、發展和成熟過程中的貢獻，弘揚他們與時俱進的革新精神最為關鍵，因為殷商時期既是中華文化發展的關鍵時期，又是中華多民族國家及其基本版圖的形成時期，而殷禮正是促使中華文化發展和多民族國家形成的關鍵因素。只有弄清了殷禮的發展過程，才能了解中華多民族國家的形成過程，才能上溯了解夏禮，找到中華文化的可信(非傳說)源頭。又因為商周禮制是相因襲的，只有通過對殷禮的研究才能弄清周禮之源，才能了解幾千年來屹立于東方的中國禮制大廈的基礎是怎么夯實的(傳統觀點認為周禮是中國禮制大廈的基礎)。同時研究殷禮(相對于研究夏禮而言)又是現實可行的，因為殷墟出土的大量甲骨卜辭和豐富的墓葬材料以及散落民間的大量殷商傳承文化資料都為研究殷禮提供了基本素材，這要比直接研究夏禮的困難少得多。總之，研究殷代禮制、緬懷構建殷禮的殷商許多先賢以及弘揚他們與時俱進的革新精神，對激勵海內外中華同胞的愛國熱情，促進祖國統一、社會和諧是大有裨益的。
我們的會章(草案)規定，我們的成員“是由對殷代禮制與殷代先賢研究有興趣且有一定研究能力的人員自愿結成，本會成員不受姓氏和地域的限制”。即是說，我們的社團不是某一地域的人員聯誼組織，也不是某一姓氏的宗族組織，而是研究殷代禮制、緬懷殷代許多先賢并弘揚他們與時俱進之革新精神的中等層次群眾性學術研究組織。我們成立“殷禮與殷賢弘揚研究會” 對更好的弘揚殷墟文化、宣傳安陽、宣傳河南、發展地方經濟也是有好處的。安陽有了這個組織將會便于我們跟外地和海外聯系，將會加大安陽對海內外殷商后裔企業家的吸引力，以發展區域經濟。像韓國殷商后裔已來過河南3次，人員最多的一次達53人。目前國外如加拿大、新加坡、美國、澳大利亞等在網上也有了聯系。山東、江蘇、江西、上海、安徽、湖北、福建、廣東、廣西、四川、陜西、山西、東北等地也已有不少人希望成為我們的“殷禮與殷賢弘揚研究會”的首批會員。總之，我們要成立的“殷禮與殷賢弘揚研究會”之所以選在安陽注冊就是想使大家有一個安陽是老家的感覚，使大家更加關注和關心老家的建設與發展。
此致
敬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