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街頭大學散文

　　我陪著外地來的一位殘疾作家朋友游楊凌，我們路過西農路時，我指著路邊人行道說，我當年就是在這一帶擺書攤的。不遠處就是大學，正是周末，一群群青春亮麗的身影在街頭走過。我的青春已經遠去了，我當年的大學夢也早已塵封于歲月深處。

　　和許多殘疾作家朋友交流中得知，我也和他們大多數人一樣，也是小時候患幼兒麻痹癥留下后遺癥，看來要終生要與拐杖為伴了。我曾祖是個鄉賢式人物，在他的啟蒙教育下，四五歲的我已經會寫字了。那時候的我還不知道會寫字有什么用，當時只覺得這很榮耀，經常有村里人親切地叫我：“楊會，來，給爺寫個字。”我就過去拿個柴棍在地上寫字，然后得到他們一些表揚。這是我得到的最早的表揚。而再過上幾年，我姐上學了，還沒有上學的我，等姐姐一放學回來，我就看她的語文課本，把許多課文都背誦過了。我姐到學校就給她的同學夸我，說小小的我還沒有上過學，就把他們的語文課本背誦過了。有的同學就不信，后來有女同學來我家時，我姐就讓我當著女同學的面背課文。那時候的我多少已經懂得在陌生人面前不好意思了，但還是能把課文流利地背誦完。現在想起來，小時候的我還是比較聰明的，也為現在的我感到慚愧。

　　也許是得益于啟蒙得早，我在學校里的學習成績一直很好，可能是我在用學習成績來掩蓋來自于身體殘疾的自卑。學習之余我看了大量的所謂課外書，從最早的連環畫小人書，到后來的《少年文藝》《兒童文學》。小學四年級看了三厚本的《三國演義》，這是我的一同學他哥買的。我母親愛看書，她當年看的一些書后來就歸我了，其中有《林海雪原》、《歐陽海之歌》等。書讀得多了，加之自己的作文寫得好，作家夢就漸漸萌芽了，我的學習也就有了目標：考上大學，上大學中文系，將來當個作家。盡管我上高中時有過嚴重的偏科，但經過補習，還是考上了大學。這在當時，上世紀九十年代初，考上大學對于一個農村的孩子來說，有如鯉里跳過了龍門。可是，我因為身體殘疾，沒有被大學錄取。為了謀生，或者說為了學習謀生，我把自己的藏書拿到楊凌街頭擺書攤。在此之前，我就有了大量的文學藏書，擺個書攤是綽綽有余的。這些書是一本一本積累的，現在要一本一本賣掉，自然很是心疼舍不得。比如我上高中時用自己的伙食費買的上下冊《資治通鑒》，加起來比《辭海》合訂本還厚。定價37元，后來被我40元賣掉了。其實按當時的物價，翻一倍的價也不劃算賣掉。但為了生存，只能先為了物質，“生存是第一要義”，這個時候我才多少理解魯迅的這句話的含義。

　　我的謀生手段之所以選擇擺書攤，還是因為不能忘記自己的那個當作家的文學夢。好在楊凌文化氛圍很濃，有多所高校，好的書并不愁沒有買主。那時候楊凌也還沒有大搞城市建設，街道兩邊書攤很多，也不用擔心城管的騷擾。當然，以我的殘疾之體擺個書攤，困難也是很多的。那些瑣碎的困難一言難盡，而作為殘疾人，他們的生活中，誰能沒有滿腹的辛酸呢？在我開始擺書攤的時候，我的那些高中同學好友們大多都在上大學，我免不了有失落感。我書攤的顧客，大多是大學生，他們有的和我交流文學，他們把我當作老師，和我探討文學。我一過打理自己的書攤，一邊讀書，我想著我的'那些上大學的同學，我要和他們競賽，他們在校園里學習，而我是在大街邊露天學習，我時常與顧客探討各種問題，我以天地為室，日月為燈，我讀有形之書，更讀無形之社會人生大書。我也沒有放棄寫作，習作寫過幾大本。在2004年陜西舉辦的一次殘疾人詩歌散文大賽中，我的習作《歲月深處的孤燈》獲得二等獎，并得到我尊敬的著名作家陳忠實的溢美之辭的鼓勵。” 2012年,在陜西文學基金會的資助下,我的文學批評隨筆集《守望家園》出版了。書中大量“批評與爭鳴”式的文字，是對當下鮮活的文學現象和文學話題的直言批評，堅持說真話，真誠而有鋒芒。文字理性中透著濃厚的詩性，堅持“純正的文學品性”，書卷氣中亦不乏活潑的趣味性。而大量對當代陜西中青年作家的新作的及時跟蹤批評，是作者對其“認真的讀者”和“及物的批評”理念的實踐，堅持人生批評的大批評理念，堅持“文本細讀”，堅持對作家和文學同道的深刻關注，滲透著一個學者型批評家的情懷。我自認為我是一個認真的讀者，我讀作家朋友們的作品中，也是在向他們學習。我被我的作家朋友們譽為“陜西文學的守望者”，這是對我的莫大肯定。我知道，這都是得益于那十多年我擺書攤時沒有放棄，堅持學習。我感謝曾經的苦難，苦難對于一個有心于文學藝術的人來說，是一筆巨大的財富。文學，是生活之學，是人生之學。生命不終，學習不止，我時常感受到我現在似乎還在上當年的那個“街頭大學”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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