恩師馬家駿散文

　　1954年夏，當我踏進高等學府的門檻之時，一切都是新鮮的感覺。校園新，教室新，宿舍新，操場新，連給我們授課的老師，好象也都是新的。住地遠點的老師騎著自行車來上課，跑得氣喘吁吁的；年紀老點的老師坐著椅子講課，還不時地地擦火柴，點香煙；有的老師講課，拿的講稿卻從來不看，講完了又拿走，下次來，還是這樣。您說新鮮不新鮮？這使我覺得他們個個都是睿士高才，學問深得很哪！也有操外路口音，叫人聽不懂者，或口才差點令人不甚滿意者，但只是個別。

　　有異于中學的一點是，班上沒有班主任，一切都是自管自束，怪自由的。只是有位“輔導員”，說是行使班主任的職能。其實，他只是協助教授們關照學生們的學習，對生活、紀律、思想之類的事，并不過問。記得每當上課時，“輔導員”常來聽課；學生自習時，常來巡視。如此，我們就與“輔導員”漸漸熟悉并日益親密了。這位“輔導員”，就是我的恩師馬家駿先生。

　　高高個頭，一表人才，為人坦率，對人熱情。與他在一起，說話可以隨便，意見敢直口而出。由于他大學畢業不久，人很年輕，只是個助教身份，加上隨和的性格，致使我們與他的距離拉得很近，有時竟分不清誰是老師，誰是學生了。我們喜歡他，親近他，還有一個最重要的原因，就是他那口若懸河、激情澎湃的口才與淵博的學問，還有那廣泛的興趣和多方面的才能。正由于此，我們都尊敬他，親近他，乃至崇拜他。于是，就有了更深的交往、友誼和感情。

　　起初，他是《現代文學及習作》課教授的助教，每當教授授課之時，他總是坐在聽課席上靜靜地聆聽，見他還記著筆記，是那樣的專心、專注。一次偶然的原因，他給我們講了一堂課，可把我們“震”倒了，征服了。此后我們鬧著一定要那位教授下臺，讓他登臺，可他說服我們對老教授要尊敬，不可胡來。因了他的德行和人緣，我們聽了他的話，再未鬧騰。后來他講課的次數多了起來，使我們大為開心，收益匪淺。

　　在做助教的日子里，他多是協助主課教授給我們改作文的。他批改習作，認真細致，我就是在他生動的講評和細致的批改中學得寫作知識與技巧的，我以后的從文與寫作，與他這段時期的精心教誨，密不可分。1956年，他上北師大進修，直到我們1958年畢業，再未聽到馬老師的講課了。

　　其實，我受其教益，并非在那一年多的課堂上，而是在我畢業后的工作中。畢業后的我，像他當年一樣，也作了助教，成為他曾所在的《現代文學及習作》教研室的一員。遺憾的是他卻到了《外國文學》教研室。幸運的是我因喜好所為，課余一直從事著業余文藝創作及演出，而他因曾彈得一手好鋼琴，當過校園京劇、話劇、秦腔劇的掌門人或名角兒，也一直或參與、或關心學校教工、學生的文藝活動，從未離開過校內的業余文藝隊伍。這樣，我倆，便有了更多的接觸與往來。1958年“大躍進”之時，我們中文系成立了“紅旗俱樂部”，下轄歌舞團、秦腔團、京劇團、話劇團、曲藝團等多個團社，創作、排練并不斷下鄉、下廠演出，只因他是文藝行中的多面手而邀請他來作指導。我當時任歌舞團團長，記得排練我寫的歌舞劇《龍口奪食》及表演唱《摘花椒》等節目時，總要請他觀看、點評并提出修改意見。我就是在他參與各類活動時的“講課”中得到許多教益的。

　　我倆好象有天賜的的緣分一樣，即使我調動了工作，也是有更多的接觸與交往的。

　　1961年底，我因兩首創作歌曲在全國獲獎，經文藝界領導的建議，調入陜西音樂家協會，從事文藝工作，而他這時已是省作協、劇協、影協、民協等多個協會的會員或領導成員。此后我們的交往似乎更加頻繁了。協會開會，常常遇面，交談，同以往一樣。他在刊物上發表的有關文藝評論，我都是每見必看的。給我的印象是，在戲劇方面，寫文章最多的，一位是西大的楊春霖，另一位就是他。文藝界的作家、劇人、影人，乃至音樂、舞蹈界，大多與他相識，許多人成了他的朋友。不少文藝團體，都視他若神、若師，請他講課，還有不少單位、不少青年人請他寫評論，向他討教。何知他每年要在課外應付多少差使，撰寫多少文章！從他發表的那么多的文章中可以看出，他一如既往，還是那樣熱情，溫和待人，還是那般認真，一絲不茍。

　　1996年春，我出版了散文集《采風錄》送他指教，萬萬沒有想到，沒過幾天，從《西安日報》上看到了他寫的一首名為《詠雷達<采風錄>》的律詩。其運筆之細，詩情之烈，達情之爽，速度之快，是感人至深的。盡管我當時已是近退休之年的“老學生”了，卻像個小學生一般地領受著他的鼓勵與鞭策，獲得了來自他那里的熱能與動力。我繼而努力工作，以不辜負老師的期望。

　　在長期自然的交往中，深感他是一位道德高尚、為人師表之人；是一位博古通今、中外兼長之人；是一位興趣廣泛、多才多藝之人，還是一位極端熱情、樂于助人、豁達爽朗之人；更是一位毫不保守，毫不戀舊、極富創造而與時俱進、愿把自己所學、所知、所獲、所感的知識，一股腦都要教授于青年學生的人。

　　2003年，我因擔任陜西省民間文藝家協會主席的原因，辦了一次旨在動員青年學生（尤其是大學生）積極參與國家非物質文化遺產的保護工程，特請他與我一起為大學生講課。他說他對民間文藝不夠熟悉，沒有多少研究，怕講不好。我說：“我挑來挑去，就請了個您，就是看準了才請的。您1958年領學生們去陜南山區采風，出版了《陜南紅色歌謠》，又當過我們省民間文藝家協會的顧問，您一定能講好的！”可能是出于對我這個學生的支持吧，他就慨然答允了。于是我們到陜西師大、咸陽師院、渭南師院等大專院校講課。果然，他那深刻生動、分析透辟的論理，索經據典、中外包容的引例，和那宏聲瑯瑯、語如滾珠的口才，還不時地唱幾句民歌、戲曲的唱段，引來如雷的掌聲和開心的笑聲。而且，每每開講，他總要說我是他的“老學生”，是全身心投入到民族民間文藝保護工作中的“老學生”。這話極富親切感和啟發性，以見其對我工作傾心、竭力地支持了。感激的同時，我真嘆服恩師之博識、高才、睿智和人品，并為作為他的一名門生而得意！

　　2000年春，又熱情為我出版的《綠葉集》作序，發表在多家報刊和他的“文集”，對我又給了巨大的鼓舞。每隔一段時間，我們總要聚會、談心，他又給了我許多、許多……

　　近些年，我去過馬老師家里多次，見他的穿著和家里的擺設，還是那么的簡樸，而工作卻那么的忙碌。進屋，見他總是爬在電腦前打字，整理他的幾部文集，已有三本書出版了。我真欽佩他已至老年，仍然是那么的好學、多能，以及久已鍛煉出來的毅力、耐力和不斷學習、不斷追求、不斷進取的意志力。退休后，在師大某自修大學繼續講課，與以前一樣的負責，一樣的辛苦，一樣的受到學生們的歡迎。打字，整理文集，只是“業余”所為，不會誤講課的正事的。

　　博古通今名海外，學深趣廣堪奇才。

　　詩詞文賦流風雅，論著評章譽講臺。

　　絳帳闡經明至理，翰林誦典育英才。

　　春風桃李綻枝椏，片片書馨漫藝齋。

　　這是我對他博學多能、從教育人的印象。

　　胸懷大海涌詩情，氣勢磅礴傾雨風。

　　意入波流旋五彩，詞著水面閃晶瑩。

　　書中自有箏琴韻，指處弦翻巨浪聲。

　　滿耳煌煌宮徴調，猶聽廣宇蕩黃鐘。

　　這是我對他激情滿懷、精于詩詞的感知。

　　2004年，他的老伴去世，鐘情而傷感的他，一口氣寫完了三萬字、名曰《菊姐走了》的懷念文章，傾注了他對“菊姐”的愛憐之心，懷念之情。與其說它是一篇抒其夫妻深情的散文詩，還不如說它是一部敘述他和她相識相助、艱難與共、學習成長、同行于教途藝道的真實史。隨后便以此文題目為書名，出版了他的20多萬字的散文集，并送我一冊。

　　此前，我只知道馬老師是漢中一帶人，是西北大學畢業的，也認識他的那位“菊姐”，得知她作過話劇演員。其他，一概不知。只因與我常常見面并久臥病榻的“菊姐”“走”了，出自對她話劇生涯的了解和對馬老師從教步跡的追蹤，我認真地閱讀了這本書。順著老師真實、樸素、流暢、清新的筆文，我對他倆的一切，以及與她倆有關的人和事才全面地了解了。

　　當我一字不漏地讀完之后，深感我等對馬老師的看法，是準確無誤的，是合乎他的為人、為事、為教、為文、為論、為師、為友，以及他為妻之夫的道德規范的。

　　前幾天，他來電話說，咸陽有位他的叫雎寬的“老學生”，出了本律詩詩集，對古典詩詞的吟誦調很感興趣，已推薦他與我聯系，讓我知道這件事，并支持他。我答應了，依他提供的電話，我與雎寬通了話。雎寬興奮地說：“咱們的馬老師，太負責任了。我剛把與他通話的電話放下，您的電話就來了。”以見恩師，幫人之心多誠，而速度竟是如此之快！

　　我深知，由他寫作、出版的《美學史的新階段》、《域外小說擷英》、《西洋戲劇史》、《世界文學真諦》、《詩歌探藝》和由他主編的《當代蘇聯文學》、《高爾基創作研究》等專著在各大學和社會上，尤其在青年學子中，有著廣泛的影響。

　　我為他寫的那兩首詩，發在我的博客上后，許多人，尤其是他的青年、老年學生們，或留言，或評論，都有強烈的共鳴和贊詞。這時，只有這時，我深深地感知并體會到了他那凝聚眾心的人格力量和社會對他這位多年辛勤耕耘的園丁、學者、作家、評論家的豐腴的回報。

　　正如其姓氏和名諱一樣，他像是一匹不知疲倦的駿馬，總是昂首，抖鬃，飛蹄，揚塵地疾馳在祖國的大地和鋪滿綠草的青野······

　　偉哉，馬老師！特向您祝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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