觸摸華夏系列的散文游記

　　我們家來到這個小河南的第二年，鎮里就在隔了一條山脊的一整條五丘溝，籌建了一個多種經營的養殖場。

　　父親在老家，是遠近聞名的捕魚能手。到了這個遠離江湖的山里，沒魚可捕的他，工余飯后就琢磨著，在家里的果樹下，養了好多箱采蜜的長白黒蜂。念過高小又當過兵的父親，吃苦耐勞之余，也能寫一筆可以拿得出手的毛筆字，那個時候，就在“國瘸”爹的舉薦下，去當了那個養殖場的副場長兼會記。

　　也是那一年，唐山大地震的余波，一直擾動著長白山腹地的安寧，小鎮轄區內的家家戶戶，晚上都被要求著睡在院子里塑料布搭成的簡易防震棚里。為了能在災難降臨時，形成及時有效的自救網絡，政府加強了鄉村赤腳醫生隊伍的建設。當過幾年小學老師的母親，那時候在村上的縫紉社做衣服，緊急狀態下衛生院幾天的突擊培訓，學會了包扎注射的母親，又成了一名需要經常值班的“預備役”赤腳醫生。

　　到了我不學無術高中“畢業”的這一年，父親和母親，一個是忙碌得不能經常回家的養殖場場長，一個是身兼兩職、縫縫補補之余還要救死扶傷的大忙人了。

　　我的煩惱，母親父親都知道，兩個人卻遲遲不來過問我的何去何從，那一個已經不是假期的暑假里，我就只能把前途的茫然，滲透給不善言辭的歪嘴姥爺了。

　　我家的土房子，座落在小河南最谷里的東山坡上，半坡的耕地盡頭，都是大片大片郁郁蒼蒼原生夾雜著人工的大樹林。土房子買來的時候，就是一個高粱秸稈遮住了屋蓋的土框子——窗子，是木棍支起縫連著破塑料布，門呢，是開了就關不上的破板門。父親從老家拉回了木板、苔草，請了苫房子的能工做門窗的巧匠幫忙，又剽鑿了木方吊棚糊了報紙，這房子才有了窗明幾凈家的模樣。

　　可是這家的屋后房東，緊挨著挖山平屋基留下來的陡峭山嘊，年年雨季的潮濕浸淫，免不了墻體不時的垮塌，修修補補里，我們的家，便一直飽受著這樣勞民傷財的困擾。

　　我的舅舅，是大慶油田油建公司的總經濟師，生活條件比我們家不知道好了幾倍，可是患病的姥姥偏偏不喜歡去舅舅家頤養天年，于是就在幾年前，終老在了我們清苦的大灣山里。鬧地震的那一年，姥爺只身一人遠在遼中縣的于家房子，母親整天擔心著他的安危，爸爸就下了決心，去把故土難離的姥爺，綁架一樣的硬接來了我們家。

　　這一天的雨后，我拿了一柄鐵鍬，疏浚屋后山上下來的牤牛水，后墻被連日的雨水侵蝕，又已經濡濕到了窗臺的上面。姥爺掐著他的卷煙，看著立陡的山嘊痛定思痛：“這山得劈掉，不然咱這房子，早晚讓雨水泡倒嘍！”姥爺的歪嘴漏風，說的話口齒不清卻斬釘截鐵！

　　說干就干，六十多歲也還硬朗的姥爺，找了一副大的土藍，開始挖這屋后的土嘊。薄薄的一層黑土下面是一層堅實的黃土，再下面，就是摻雜了石子的鐵板砂。我的力氣，擔不動半藍的砂土，也刨不動堅硬的鐵板砂，就幫著姥爺裝土筐。

　　小我三歲的二弟，跑出去玩夠了回來，也加入進來刨石挖土。大半天里，我們挖出了最低矮處，一塊不足兩米見方的場坪，那山嘊，卻只是除去了冰山一角，倒是晚飯，讓我們祖孫三人吃了個盆干碗凈。

　　胳膊腿酸痛的我躺在炕上，用小迪子山學到的測量知識計算了一下，這片大多跟屋檐一般高的山嘊，要挖去的土石方，有一百三十多個立方米，姥爺的一對大土藍，累死累活的，一天也只能挑走兩、三個立方米的砂土。

　　這一項事在必行的環境改造，忙碌的父母贊同之余根本無暇顧及，除了精神上的支持，就是叮囑我們不要累壞了姥爺，三弟和小妹連鍬鎬都拿不動的年齡，注定了除去我們三人的老殘弱小，不會再有其他的力量可以加強。

　　愚公移山的精神不能沒有，撬動地球的四兩撥千斤，應該一樣也可以有。

　　胡思亂想中，一下子想起來坡下的柳爺家，有一個推著賣菜用的獨輪架子車，忙央求了父親連夜去借了回來，連同一把鋒利的雙刃尖鎬。

　　獨輪車裝上了雙面的擋板，六、七車就可以推一個立方米。輕松了的姥爺，一個人推車還能有閑暇刨鎬，我和二弟，就只管裝車整平場地了——鳥槍換炮，工具的精進，就是效率的保障！

　　三弟領著八歲的小妹，給姥爺送來熱茶滾燙的時候，我們會尋了夏日的陰涼里休息一會。這個時候，姥爺就會簡短地講一小段他充滿了傳奇的前半生，也講有些落寞的后半生……

　　就這樣，每天差不多十來個立方米挖運的半個月后，家的屋后房東，有了三米多寬帶邊溝的院子，前面的主庭院，也用那些廢棄的砂土，墊起了一個兩百多平米，四四方方平平整整的新場院，還有一條金黃筆直的斜坡路，延伸去了大門口外。

　　環境條件，不在積極創造里振奮新生，就會在消極懶惰里頹廢沉淪。

　　幾年來一直濡濕的墻體，慢慢的干燥著，愚公移山的斷斷續續里，我們也慢慢清晰著我的姥爺，年富力強那段日子里，酸甜苦辣咸、五味雜陳的人生經歷。

　　姥爺當過兵，而且是勇猛的兵，他的嘴，就是在載入史冊的喜峰口抗日那場戰役中被打歪的。

　　姥爺說，眼看著小鬼子潰退了，我去拖趴在塹壕上死去的副排長，臉上一麻就啥也不知道了。后來迷迷糊糊醒來的時候，槍聲沒有了，部隊也沒有了，張不開的嘴里塞滿了血塊子，想喊喊看有沒有人，嗓子一呼嚕，就又啥也不知道了。再醒來的時候，腮幫子揪了一塊白藥布，嘴里的血塊子沒了，半口的牙齒也沒了。傷好了以后才知道，救我的人是戰斗結束幾天后，在一條小河邊把我背回屯子里去的。

　　姥爺去找部隊，碰見了一伙胡子搶人家的閨女，姥爺動了氣，掏槍撂倒了兩個胡子，把那個胡子頭也攆著打進了大山里。后來，姥爺就在那個地方當了警察，是騎洋馬垮洋刀的黑衣警察。

　　“我們拼死拼活地打小鬼子，這幫混蛋無賴卻來欺負自家人，我還不揍他？”姥爺的歪嘴費勁地喝著茶水：“那以后那個地方就再也沒有鬧過胡子，誰家的孩子哭了，一聽說‘譚歪嘴子”來了，立馬就不哭了。’姥爺說這話的時候，指著自己的歪嘴疤瘌眼，看趴在我后背的小妹挺開心地笑，我卻不知道，他的心里是不是真的挺開心。

　　解放以后的姥爺，好像就不那么厲害了。九歲那年跟母親回姥姥家的時候，我看見姥爺每天早晨都要擔著腥臊的兩只水桶，挨家挨戶地收集夜尿，給堡子里送去當肥料。

　　我還聽母親說過，后來當了總經濟師的舅舅，和“鐵人”一樣當過鉆井隊的隊長、跳過泥漿池也賭過井噴，卻因為姥爺解放前的“黑衣警察”身份，在“外調”時候褒貶不一的說不清道不明，導致了舅舅的晉升之路，一而再再而三的舉步維艱。

　　這些事兒姥爺不說，或許是因為，他老人家心里的傷疤，比臉上的傷疤還要深還要痛吧？

　　姥爺說：“小鬼子的槍口再抬高一頭發絲，也許就沒有你媽和你們兄妹四個了。”

　　姥爺又說：“我受了傷，要不是昏一會醒一會的還要堅持著爬去找水喝，可能也就沒命了，”姥爺看著自己吐出的一縷藍煙，老頑童一樣詼諧的調侃著自己：“沒有了命，哪有這一溜邪氣的‘歪嘴子吹風’？”

　　姥爺還說：“就像這山嘊，咱們不去挖，就總是欺負咱們家的房子。”姥爺看著我，漏氣的歪嘴不知有意還是無意地加重了語氣：“咱們說的算，咱們就去挖掉它，房子就不倒了，院子也就寬寬敞敞的像院子了。”

　　多年以后，我一直忘不掉因嘴歪而不善言辭的姥爺，那段日子里說過的那些話，咀嚼之后，可不就是“自己的命運把握在自己手里”一樣的“箴言”？只是當時的我想不了那么多，倒是痛定思痛地下了決心——我要去讀書！

　　暑假過后回去高中復習班的同學有十來個，都是初中時沒有學過“海龍教材”的外村學生，中心校出來的我們，知道自己的荒廢在初中里，回去復習也是瞎子點燈，所以都無可奈何地做了鳥獸散。一年以后的那個復習班，又出息了兩個人，一個考去了“眼皮”的白城糧校，一個去了長春地質學院。

　　TMD“海龍教材”的試點，毀了多少人的前程，剝奪了多少可塑之才奉獻社會的機會啊？偏偏，無巧不巧地，我也榮耀其中！

　　反正十五歲也不算很大，三年以后考個中專還來得及！我跟希望我有點出息的父母簡單說了打算，就厚起臉皮背著書包，回了不再“海龍”的中心校，跟一大幫我從前的同學的弟弟妹妹們，又一個教室里拿起了課本，成了同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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