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戲曲的藝術品貌與個性

發布時間：2016-5-7 編輯：互聯網手機版

摘自《中國戲曲》

始終趨于綜合

一般來說，古代各個民族在前藝術階段（即原始宗教階段），各種藝術因素的萌芽是綜合在一起的。到藝術階段，歐洲各藝術種類趨于逐漸分化。譬如在古希臘時代的歐洲戲劇是有歌有舞的，后來經過索福克勒斯、歐里庇得斯等人的改革，歌（舞）隊漸漸失去作用，成為以對話、動作為手段的單純戲劇。這種戲劇由詩的對話，演變為現在的完全模仿生活語言的對話，由詩劇轉化為話劇。而歌、舞分化出去，以歌劇、舞劇的形式在整個戲劇領域各占一席之地。

中國戲曲的情況就不同了，它始終趨于綜合，趨于歌、舞、劇三者的綜合。從秦（前221－前206）漢（前206－220）俳優作為中國戲曲早期淵源起，中間經歷漢代百戲，唐代（618－907）參軍戲，直至宋代（960－1279）南戲、元代（1279－1368 ）雜劇，這是一門藝術由簡單到復雜、由低級向高級的發展過程。在這個過程中，為了能把五光十色的人間生活都鋪展于小小的舞臺，也為了使平素過著單調枯燥日子的百姓能在觀劇時感受到種種意想不到的精神刺激，它不斷地吸收其它姐妹藝術，如詩歌、音樂、舞蹈、繪圖、說唱、雜技、武術等諸多營養，逐漸成為一種包容廣泛，花樣繁多得令人目不暇接的綜合性藝術。換句話說，中國戲曲是在文學（民間說唱）、音樂、舞蹈各種藝術成份都充分發展、且又相互兼容的基礎上，才形成了以對話、動作為表現特征的戲劇樣式。

以歌舞演故事

只要看過戲的人大概都曉得，戲劇的一般特征是以演員扮演人物，以人物的對話和動作來表現具有一定長度的故事情節。在這個基本點上，中國戲曲毫不含糊，也不例外；但它作為一種藝術形式，卻始終尋求并保持著表現生活的獨特法則。這種獨特法則主要是以音樂性的對話和舞蹈性的動作為標志。用中國學者王國維（1877－1927）的話來說，就是“以歌舞演故事”。

音樂性的對話，在戲曲里叫做“唱”、“念”（即說）；舞蹈性的動作，在戲曲里叫“做”、“打”。中國戲曲是“唱念做打”的綜合體，是用說、唱、舞等多種手段扮演角色、表演一個完整的戲劇故事。而且，這些進入綜合體的各種藝術成份不再游離獨立，也非平分秋色或互不相擾，它們之間界限模糊，彼此滲透，都歸依于角色的表演。舞姿不論多么優美，武功不管多么高超，也僅僅是作為演員塑造人物的手段出現的。這與西方戲劇的綜合性中各種成份界限清晰，甚至各自施展身手的情況，有極大的不同。所以，在中國當一名戲曲演員十分不易，必須唱念做打，樣樣皆通。由此，我們也就了徹中國戲曲藝術何以極富魅力的奧秘了。試想，當梅蘭芳登上舞臺，那抑揚頓挫的道白、多愁善感的表情、圓潤婉轉的歌唱、嫵媚多姿的身段和舞蹈，都只是在描繪著一個女人形象，訴說著她的人生遭遇的時候，你能不激賞癡迷嗎？

遠離生活之法

中國戲曲的對話是音樂性的、動作是舞蹈性的，而歌和舞的本身，就決定了它的外在形式要遠離生活、變異生活，使之具有節奏、韻律、整飭、和諧之美。中國戲曲藝術比一般的歌舞還要遠離、變異生活。表演者的化妝服飾，動作語言頗有“矯情鎮物，裝腔作勢”之感，而這樣做是為了把普通的語言，日常的動作，平淡的感情強化、美化、藝術化。為此，中國的戲劇藝術家長期揣摩說白、詠歌、舞蹈（身段）、武打的表現技巧和功能，嘔心瀝血，樂此不疲。久而久之，他們創造、總結、積累了一系列具有夸飾性、表現性、規范性和固定性的程序動作。任何一個演員走上中國戲曲舞臺，他要表演“笑”的話，就必須按照極具夸張、表現性和且又被規范固定了的“笑”的程序動作去做“笑”的表演。即使在今天，也仍如此。遠離生活形態的戲曲，依舊是以生活為藝術源泉的。由于中國戲劇家對生活既勤于觀察，又精于提煉，因此能精確又微妙地刻劃出人物的外形和神韻，做到神形兼備。

臉譜、蟒袍、帽翅、翎子、水袖、長胡子，厚底靴、蘭花手以及奇奇怪怪的兵器、導具，也無不是凝固為程式的東西。它們都以動人的裝飾美、色彩美、造型美、韻律美，有效地增強了演出的藝術吸引力，贏得中國觀眾的認可與喜愛。

為什么中國戲曲藝術連一顰一笑都要遠離自然形態呢？其中的原因可能是很多的。但這門藝術的大眾娛樂性、商業性和戲班（劇團）物質經濟條件的薄弱，顯然是一個重要的促進因素。在古代中國，戲曲演出常在廣場、寺廟、草臺或院壩，而在鄉鎮農村，又多是劇場與市場的合一。成千上萬的觀眾聚攏，如潮的人聲夾著攤肆的嘈雜。處在這樣的條件與環境下，藝人們為了不讓戲劇淹沒在喧囂之中，不得不苦心孤詣地尋求突出自己存在和影響的有效手段。正是這個頑強地表現自我、擴張自我的出發點，使他們摸索以遠離生活之法來表現生活的藝術規則：高亢悠揚的唱腔配以敲擊有力的鑼鼓，鑲金繡銀的戲衣襯著勾紅抹綠的臉譜，火爆激烈的武打，如浪花翻滾的長髯……。這一法則的實踐結果，已不止是造成賞心悅目，勾魂攝魄的審美效應。更為重要的是，舞蹈表演的程式規范化，音樂節奏的板式韻律化，舞臺美術、人物化妝造型的圖案裝飾化，連同劇本文學的詩詞格律化，共同構成了中國戲曲和諧嚴謹、氣韻生動、富于高度美感的文化品格。

超脫的時空形態

既然承認戲就是戲，那么中國戲曲舞臺上講究的就是真真假假，虛虛實實的“逢場做戲”，十分鮮明地標舉戲劇的假定性。而這與西方戲劇一貫采用的幻覺性舞臺藝術處理原則，非但不同，且完全相反。

在西方人們走進劇場，自大幕拉開的那一刻，戲劇家就要千方百計地運用一切可能的舞臺手段，去制造現實生活的幻覺，讓觀眾忘記自己在看戲，而是像身臨其境一般沉浸在舞臺上創造出來的生活環境與氣氛之中。為此，西方的戲劇家將舞臺當作相對固定的空間。繪畫性和造型性的布景，創造出戲劇需要的規定情景。人物間的一切糾葛都放到這個特定場景中來表現、發展和解決。在同一場景里，情節的延續時間和觀眾感到的實際演出時間亦大體一致。這就是西方戲劇舞臺的時空觀，其理論依據是亞里斯多德的摹仿說，它的支撐點是要求藝術真實地反映生活。

在中國，戲劇家不依靠舞臺技術創造現實生活的幻覺，不問舞臺空間的使用是否合乎生活的尺度，也不要求情節時間和演出時間的大體一致。中國戲曲舞臺是一個基本不用布景裝置的舞臺。舞臺環境的確立，是以人物的活動為依歸。即有人物的活動，才有一定的環境；沒有人物的活動，舞臺不過是一個抽象的空間。中國戲曲舞臺上的時間形態，也不是相對固定。它極超脫、流動，或者說是很“彈性”的。要長就長，要短就短。長與短，完全由內容的需要來決定。

中國戲曲這種極其超脫靈動的時空形態，是怎么制造出來的？其實很簡單，是依靠表演藝術創造出舞臺上所需的一切。劇本中提示的空間和時間，是隨著演員的表演所創造的特定戲劇情景而產生，并取得觀眾的認可。

中國戲曲的超然時空形態，除了靠虛擬性的表現方法之外，還與連續性的上下場結構形式相關。演員由上場門出，從下場門下，這上下與出入，非同小可，它意味著一個不同于西方戲劇以景分幕的舞臺體制。演員的一個上、下場，角色在舞臺上的進進出出，實現著戲劇環境的轉換并推動著劇情的發展。比如在京劇《楊門女將》里，身著常服的穆桂英由丫環陪同上場，她這樣的上場，舞臺就是天波府內，來到廳堂拜見老祖母佘太君，從下場門回到自己的住所。接著在緊鑼密鼓中，扎靠持槍的穆桂英率眾女將從上場門浩蕩而來，她這時已是在校場操練兵馬，然后再從下場門回到營房。中國戲曲這種上下場形式，結合著演員的唱念做打等技術手段，配以音樂伴奏，有效地表現舞臺時間、空間的更替和氣氛的變化，使舞臺呈現出一幅流動著的畫卷。在一場戲里，通過人物的的活動，也可以從一個環境迅速而輕松地轉入另一個環境。比如，只要人物搖搖馬鞭，說句：“人行千里路，馬過萬重山”。中國觀眾立即就會明白他走了千里路途，從一個地方來到了另一個地方。

虛擬手法--舞臺結構之核心

中國戲劇超然靈活的時空形態是依靠表演藝術創造的。那么，這種創造又是由何而來呢？我們說，是由于中國戲曲藝術有著一整套虛擬性的表現方法。這是最核心的成因。

一個戲曲演員在沒有任何布景、道具的情況下，憑借著他（她）描摹客觀景物形象的細致動作，能使觀眾了解他（她）扮演的這個角色當時所處的周圍環境。如《拾玉鐲》中哪兒是門檻、哪兒有雞窩，還能使觀眾了解他（她）真的在干些什么？如孫玉姣在穿針、引線、刺繡、數雞、喂雞。更微妙的是通過他（她）的虛擬式的演技，觀眾還能知道她在想些什么？--所以，這種表演的虛擬性，不單單是用自己的動作虛擬某種客觀物象，而且還要借這種狀物繪景，來表現處在這種特定環境中人物的心理情緒。從這個意義上講，虛擬方法又起著把寫景寫情融為一體的積極作用。中國戲曲的虛擬性給劇作家和演員以極大的藝術表現自由，拓寬了戲劇表現生活的領域。在有限舞臺上演員運用高超的演技，可以把觀眾帶入江流險峰，軍營山寨，行舟坐轎，登樓探海等多種多樣的生活聯想中去，在觀眾的想象中共同完成藝術創造的任務。這恐怕就是何以在一無所有的舞臺上，中國戲曲得以再現五彩繽紛的場景和千姿百態的人生的原因了。

需要說明的是，虛擬手法的確使一座死板的舞臺變得來去自由，但這種自由決非不受任何制約，它還是有所制約。這就是要受藝術必須真實地反映生活--這個基本規律的制約。因此，舞臺的虛擬性必須和表演的真實感結合起來才行。比如：在“趟馬”（即一套騎馬的虛擬動作）中“馬”是虛的，但馬鞭是實的。演員揚鞭、打馬的動作必須準確且嚴謹，符合著生活的客觀邏輯。高度發揚戲劇的假定性，與此同時又極其追求摹擬生活形態的真實性，達到虛擬與實感相結合。尤其是出色的演員在表演中往往能將兩者結合得天衣無縫，流暢自然，讓富于生活經驗的觀眾，一看便懂。

[中國戲曲的藝術品貌與個性]相關文章：

5.可愛藝術的個性簽名

9.個性說說大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