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權社會個性意識的艱難跋涉
--魯迅《風箏》新解 丁春蘭
上《風箏》時，老師講得眉飛色舞：“魯迅心情沉重地感到當時對小兄弟做了一件錯事，于是充滿內疚地抒寫自己的心緒，可惜弟弟卻早已忘記……”有學生在底下大抱不平：“他可比我們幸福多了，我們何止不玩風箏啊，還要被逼著學這學那，上各種培訓班。”有學生則不以為然：“我的psp不知被父母毀掉幾個了，我難道要記一輩子？”老師語塞。
一個風箏的確不算多大事，魯迅也沒過分的阻止弟弟玩耍，小兄弟周建人也曾寫道：“魯迅有時候會把一件事特別強調起來……例如他所寫的關于反對他的兄弟糊風箏的文章就是這樣。實際上，他沒有那么反對得厲害，他自己的確不放風箏，但并不嚴厲地反對別人放風箏。”，為什么20年后，魯迅會突然想起，并深深自責，僅僅是因為看了一本書而知道游戲是兒童最正當的行為？魯迅在《風箏》里到底要傳達什么思想？
大家都很熟悉《從百草園到三味書屋》《社戲》的魯迅，那么天真可愛，熱愛自由，為什么在《風箏》里變得專制冷酷？魯迅曾說過：“中國親權重，父權更重”， 《紅樓夢》中，賈政作為賈寶玉的父親，在對賈寶玉的規(guī)訓中，顯示出了父權在文化傳承中的獨特作用。眾所周知，魯迅十三歲時家中遭遇重大變故，祖父下獄，父親重病，家道中落，十六歲時父親去世，家境益艱。父親缺席，作為長兄的魯迅自然要填補這一權利真空而代父行命，這決定了他在家庭和社會中的角色是父親的代言人，而不是自我角色的載體，大哥就需要從父親的角色出發(fā)對弟弟進行必要的規(guī)勸。因此，在弟弟偷偷扎風箏被我“偵破”后，我“即刻伸手抓斷了蝴蝶的一支翅骨，又將風輪擲在地上，踏扁了。論長幼，論力氣，他是都敵不過我的，我當然得到完全的勝利，于是傲然走出，留他絕望的站在小屋里”，這一幅“戕害圖”形象的表示出我作為大哥代父行命時所擁有的至高無上的權利。小兄弟不敢反抗，甚至不敢有怒色，只能“驚惶地站了起來，失了色瑟縮著”，這不僅是力量和長幼的差距，更是人格的不平等，因為根據封建家庭倫理道德規(guī)范，“長子”在父親死亡之后具有承繼“大統”的自然法力，“長子”的這種法力，也統管了胞弟的行為和思想。試想，如果父親還在，長兄這等粗暴行為，小弟還不趕快去父親和母親那哭訴，尋求保護？
然而代父行命的長兄畢竟不是父親，父親角色的缺失讓長兄身體里的個性有機會發(fā)芽。1898年，十八歲的魯迅考入南京江南水師學堂，接受西學教育，這是無奈的選擇，但也造成了魯迅的命運逆轉。美國學者在研究早年喪父給嚴復帶來的影響時說：“紳士家庭中，由于父親的去世或某個舉足輕重的家庭成員的厄運，導致像嚴復這樣命運逆轉的，在中國社會屢見不鮮。然而，對那些仕途受阻的士子來說，改讀‘西學’是一種尤為不堪的選擇。”沒有父親約束的魯迅在拓展自己的人生疆域上有更大的自由，個性的意識更有機會覺醒。
1919年的五四運動高舉高舉民主、科學、人權、自由等大旗，個性的思潮不斷涌現，北京大學在蔡元培的領導下注重培養(yǎng)學生獨立自主開放進步的思想和精神，此時魯迅被聘為北大教授，是倡導開放學風、個性意識的中堅力量。新思想讓魯迅不斷反省自己，解剖自己，以至于偶爾看到的一本“外國講論兒童的書，才知道游戲是兒童最正當的行為，玩具是兒童的天使。于是二十年來毫不以及的幼小時候對于精神虐殺的這一幕，忽然在眼前展開，而我的心也仿佛同時變成了鉛塊，很重很重的墮下去了。” 如果魯迅此時仍是父權的行使者，代父行命，沒有自由、民主、個性的意識，恐怕他不會去看這種書，更不會去反省解剖自己。心理學研究早已表明，個性早在童年就已形成，弗洛伊德更是強調童年創(chuàng)傷對個體成年以后人格影響，如今我們很多人也明白這個道理，但有多少人如魯迅那般自責，又有多少人放手讓孩子無憂無慮玩耍？大部分只是一笑而過：“不打不成才，不逼不成器，說歸說，做歸做，理想是理想，現實是現實。”看看那層出不窮的培訓班，生意興隆的補習班，你就明白中國有多少家長還有“父權思想”了！所以，魯迅憶及二十年前連受害者都不記得的“小事”更大原因在于他自身個性意識的覺醒，而不僅僅是一本書。
兄弟幼年，自己早年的行為讓魯迅自責，去尋求寬恕，然而兄弟卻早已忘卻。忘卻也罷，為什么魯迅“心只得沉重著”就此更悲哀了呢？他到底在悲哀什么？
《風箏》寫于1925年，收入《野草》，是五四運動退潮時，正如作者在《〈自選集〉自序》〔《南腔北調集》〕中所說：“后來《新青年》的團體散掉了，有的高升，有的退隱，有的前進，我又經驗了一回同一戰(zhàn)陣中的伙伴還是會這么變化。”個性的旗幟倒了，剛剛覺醒的個性意識遭受了種種羈絆，社會還是依然故我的承繼著既定秩序而向前緩慢地更替著，弟弟的順從和忘卻說明主導著人的思想的法則依然起著重要的作用。魯迅對“父與子”與未來“中國的情形”有過這樣的論斷：“看十來歲的孩子，便可以逆料二十年后中國的情形；看二十多歲的青年，--他們大抵有了孩子，尊為爹爹了，--便可以推測他兒子孫子，曉得五十年后七十年后中國的情形。”此時魯迅悲哀的恐怕是五十年后、七十年后的中國了，父權社會，個性要覺醒是一個多么艱難的事啊，長夜漫漫，何時才能看到光明，這點連他都無法把握，于是魯迅帶著“無可把握的悲哀”在文中感嘆：“我倒不如躲到肅殺的嚴冬中去吧。”
“四面又明明是嚴冬，正給我非常的寒威和冷氣”，雖然道路長且阻，但是魯迅從未放棄，他一直張揚著個性的大旗以覺醒者的形象在跋涉，在這個父權社會發(fā)出個性解放的吶喊。當然，他也明白這種吶喊在這一代是微弱的，這種戰(zhàn)斗以這一代人的力量是難以取勝的，所以在小說《狂人日記》里，他發(fā)出了“救救孩子”的吶喊，“各自解放了自己的孩子。自己背著因襲的重擔，肩住了黑暗的閘門，放他們到寬闊光明的地方去；此后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
綜上，魯迅之所以會憶及二十年前的往事，主要原因在于他自身個性意識的覺醒，而小兄弟的遺忘讓他明白，父權社會已經在這一代身上打下了深深烙印，全社會要真正解放個性路途遙遠，下一代，再下一代……，他沒有信心，五四運動的失敗，更讓他心情沉重，但是，他并沒有放棄，仍然在艱難跋涉，仍在搖旗吶喊，為下一代，再下一代，再再下一代……
環(huán)顧當今社會，捫心自問，你有沒有像當年魯迅對小兄弟那樣對你的孩子，你的孩子會不會像你當初對他那樣對自己的孩子。聽了孩子們的話，看到孩子們學這篇課文的不以為然，魯迅如果重生不知該作何想？借中山先生的一句話：“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
丁春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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