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魏晉時期的小說在小說發展史上占有舉足輕重的地位，記述了許多神仙方術、鬼魅妖怪、殊方異物、佛法靈異的故事。細探其中卻發現中國人的神仙信仰具有功利性。這一點我們可以從以下幾方面來看，
一.魏晉南北朝時期文人名士對小說的態度及小說在文獻中的地位，
二.志怪小說產生及盛行的原因和背景。中國人是講究實際的，帶有極其濃厚的功利色彩，完全不如西方信仰上帝那樣虔誠專一。
關鍵詞：志怪小說；神仙信仰；功利性；
魏晉時期的小說在小說發展史上占有舉足輕重的低位，這時期的小說上承上古時期的神話傳說，下啟隋唐傳奇戲劇，對當時人們的宗教信仰有一定的反映。其中許多作品宣揚了宗教迷信思想，但也不乏看到“惡鬼被懲，人戰勝鬼”的故事。如：
葛洪《神仙傳》中《壺公》一篇“壺公者，不知其姓名也。今世所有召軍符，召鬼神治病玉府符凡二十余卷，皆出自于公，故總名‘壺公符’”。壺公神秘無人知其身份，而他的徒弟費長房則是一個對仙道極其篤信的人，只因最后一關面露難色而被放回家。歸家之后“乃行符，收鬼治病，無不愈者，每與人同坐共語，常呵責嗔怒，問其故，曰‘嗔鬼耳’”，鬼得罪了他，被整治地叩頭流涕，仍不放過，最后鬼是一頭繞樹而死。
與費長房一樣能捉妖治鬼的還有董奉（《神仙傳》）、葛玄（《神仙傳》）。這兩個人都能治病求風雨亦能捉妖，鬼怪都向他們求饒。在中國，做鬼怪神仙遠不如西方宗教的主神那般至高無上，隨時有被“解聘”的可能。
除治鬼捉鬼之外，還有勸誡人們要破除迷信，不可盲目相信成仙傳言。如：
《蟒氣》（《博物志》）、《王周南》(《幽明錄》)就告誡人們要頭腦清醒目光敏銳，不要受迷惑，冷靜的去揭示事情的真相。
志怪小說題材來源于俚俗，是下層人們對現實不滿地表達，暴漏了統治者的丑惡，對統治者進行了無情的鞭撻。如：《干將莫邪》（《搜神記》）斥責了封建統治者的自私的罪惡本質，歌頌了勞苦大眾的反抗精神，通過神話的形式，表達了對統治著復仇的愿望，給人以希望。
魏晉南北朝時期文人名士對小說態度可看出志怪小說地位不高，人們對其相信度不高。志怪小說只不過供人們娛樂消遣的資料。
《搜神記》的作者干寶是晉朝史官，雖然其所修《晉史》中有零星的帶有奇異色彩的內容，但《搜神記》并沒有編入史書中。干寶在《搜神記序》中稱“考先志于載籍，收遺逸于當時，蓋非一耳一目之所親聞睹也，又安敢謂無失實者哉。……幸將來好事之，士錄其根體，有以游心寓目而無尤焉。”從中可看出，志怪小說不過是游心寓目的娛樂工具，無法與正史相提并論，屬于上不的臺面的“下里巴人”。
《三國志?魏志》中記載“太祖遣（邯鄲）淳詣植，植初得甚喜，延入座，不與先談。時天暑熱，植因呼常從取水自澡訖、敷粉，遂科頭拍袒，胡舞五椎鍛，跳丸、擊劍、誦俳優小說數千言，訖為淳曰‘邯鄲生何如耶？’于是乃更著衣幘整衣容，與淳評說渾圓造化之端……” 嬉戲娛樂時不拘小節，事關軍機大略則嚴肅以待。才高八斗的曹植可說可寫志怪題材，卻不會給其抬高地位，因為他不止是一介文人，更有將相之圖。
志怪小說在當時的批評文獻中不占有一席之地，曹丕的典論文獻中沒有關于小說的只言片語的評述。文學評論家劉勰對魏晉子書寫作的小說化的傾向也是持批評態度的，在他看來這是子書流于歧途的表現，這些小說都是荒誕不經的，是文士的敗筆。屬于小道消息的小說與主流意識形態相距過遠，難以被為統治階級服務的正統文人所雅正，自然也難進入正統思想。
從志怪小說產生的原因和背景中可看出中國人的信仰具有功利性。
魏晉時期繼承了漢末動亂的社會現實，志怪小說在這一時期發展開來與當時的政治經濟緊密相連。當時統治階級內部爭權奪利，少數民族仍舊虎視眈眈中原大地，各地區有實力的軍閥政治家們紛紛建立自己的政權與中央分庭抗禮。災荒伴隨著動亂而至，這兩個“孿生兄弟”把人民推向了水深火熱之中。統治者還在大肆的壓榨人民，使得人民無法忍受這種生不如死的日子，憎惡這個動蕩的社會。鬼怪盛行就是這個社會的真實寫照，作惡的人卻比鬼還要可怕。樸素的勞動人民痛恨這黑暗的社會，渴望能夠有特殊能力的人或是有正義感的神來幫助他們。志怪小說的作者們委婉曲折的表達了人們的斗爭精神和生活理想。
志怪小說承襲了遠古神話的部分內容，從遠古神話中汲取題材。而這些神話大都講述的是古代原始生民與自然作斗爭以求生存的故事，帶有神奇色彩。志怪小說把這一內容加以融化，表達了魏晉時期人們對自然的思索。人們夜觀星象，便認為那里有一個比人類居住的地球要圣潔得多的世界想尋求通往這個世界的方法途徑。當人們無法實現時，他們就只好在志怪小說中尋找靈魂的安慰。
巫術思想和巫文化是志怪小說的又一來源。巫文化在史前就具有一定的地位，它伴隨著各民族走過了史前與史初，并且積淀滲透在各民族文化中。志怪小說把巫術描寫得繪聲繪色，也尋找了破解巫術的辦法。
志怪小說本身就是一種復雜的文化現象。它是多源頭水流的聚集，原始的宗教崇拜，對祖先的懷念，對死亡的恐懼和來世的希冀，加之外來宗教的傳入，這一切都使得志怪小說從產生那天起，都在為人們復雜的心理而服務。因此，志怪小說與宗教的關系也就同西方神學經典與宗教的關系不同。志怪小說的功利性更為突出一些。志怪小說記載傳播了宗教，而宗教的傳播又讓人們更加愿意接觸志怪小說，為志怪小說的流傳增加了途經。在中國，宗教是為統治者服務的，統治者便用志怪小說中的各種有利于統治的學說對百姓加以麻痹，束縛群眾來維護自己的統治。這時候神鬼都要勤勤懇懇的工作，一旦威脅到統治者時，這些鬼神也就只能“下課”了。在中國，鬼神的命運是掌握在人手里的。
志怪小說通過對神仙鬼怪的描寫，為我們描述了一個生動形象的魏晉社會，同時也把中國人心理的功利性揭露出來。從中，我們看出中華民族比任何一個民族都實際得多，魯迅的“拿來主義”在他們身上得以完美體現。他們宣揚迷信，卻很理性，懂辨別，會運用腦髓來對待。功利是其最大的目的。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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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玉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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