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康德與近代蘇格拉底--《蘇格拉底及其哲學思想》讀后(陸波隨筆)

發布時間：2016-6-14 編輯：互聯網手機版

陸波

“朋友，哲學是人的思想的本性。”

--柏拉圖

蘇格拉底恐怕稱得上哲學史研究家手中的一件怪案了：一個如此聲聞遐邇的哲學家，人們卻似乎更樂意談論他的政治態度、他的怪誕舉止以及他在死亡面前的態度，而偏偏對于他的哲學思想，除了人所共知的寥寥數語以外，敢于刨根究底的終究不多。其實說怪也并不怪，研究蘇格拉底的哲學，單是史料方面的問題就足以使許多專門研究家始而怵頭繼而卻步了：阿里斯托芬劇中出現的蘇格拉底早已成了一個經過藝術變形的角色；公認最多的材料來自柏拉圖的對話，但在這里人們常為辨不清孰為歷史上的蘇格拉底、孰為被當作柏拉圖本人思想代言人的蘇格拉底而墮入困惑；通常認為較真實的色諾芬記述，又似乎少有哲學意味。所以長期以來，國內一直未見有這方面的專題研究。可欣慰的是，潛心研究古代希臘哲學經年、造詣頗深的葉秀山先生，終于出來填補了這一缺憾。他在繼《前蘇格拉底哲學研究》之后，又以自己慣有的典雅、清新、恬淡的筆風，推出了另一部融哲理與文采于一身的力作《蘇格拉底及其哲學思想》。更可欣慰的是，作者在本書中并沒有滿足于對國外學者的仁智之見作平鋪直敘的排列展示，而是站在各派思潮遷延流變的高度，站在哲學的高度來理解、闡釋蘇格拉底的哲學思想。這樣，便從中產生了某種“意義的同化(Aneignung)”，由此作者的研究也就獲得了為旁人的研究不可替代的地位和價值。

雖曰讀書，也不免總有想象相伴而行。不知是由于作者的有意暗示，還是作為讀者的我本人偏好所使然，在閱讀本書時，我每每在公元前五世紀降生于雅典古城附近一座小山上的蘇格拉底與兩千二百年后生活在普瑞格河畔的哥尼斯堡的另一位不朽哲人--伊曼努爾康德--之間產生出諸多聯想來。當然，如果僅僅因為他們都是哲學家，如果僅僅因為他們的思想都曾在哲學史上起過里程碑式的作用，便在他們之間作種種跨歷史的類比似乎也還有嫌牽強。不過畢竟，他們的哲學體系無論在思想內容方面還是在其所具有的歷史意義方面都還有著一些值得進一步考究的內在關聯，以至于我愿意說：蘇格拉底是古代的康德，康德是近代的蘇格拉底。我期冀以尋找和理解這些內在關聯為契機，達到對作者與那位古代哲人之間對話的領悟，并實現我的視界與作者視界的某種融合。

“認識你自己”

康德對近代哲學的最大貢獻在于他掀起了一場理性領域里的“哥白尼式革命”。他對舊傳統的哲學有摧毀廓清之功。這場革命是從認識方向的轉變所引出的。康德所面對的近代哲學運動從認識論角度看是迥然相異的兩大派別--經驗主義和唯理主義。然而，盡管它們有諸多殊異之處，在有一點上卻是相同的，這也就是后來胡塞爾所說的，它們對待哲學的態度還主要是一種自然的思維態度，即一切必須作為與認識主體截然相對的對象才能進入哲學的考察之中。最初，篤信人類理性力量的哲學家們不懷疑哲學能把握這種意義上的對象，無論它是自然還是上帝還是作為本體存在的靈魂。然而，經過兩個世紀的衍變，哲學卻對自身產生了困惑：它的最明顯表現便是懷疑論的出現并趨于時髦。以至于在當時的歐洲，流傳著一句絕妙雙關語：“No mat－ter，Neve mind”(它既可讀作“沒有物質存在，別介意”；也可以讀作“沒關系，精神不存在”)。真正的哲學家在困惑面前不是放棄哲學，而是期待轉折的發現。終于，康德領悟到了：盡管哲學的理性有如此宏大的氣魄和如此高遠的抱負，但它卻遺忘了一個本來是必不可少的基礎建設，那就是認識它自身。只有明白了它自身的源流、能力和界限，哲學才有權利回答對象是否能被認識、在什么意義上被認識及這種認識能達到什么程度這類問題。于是，把眼光從對象收回到人自身，便成為了哲學新的主旨。于是，由舊有的主體與對象的對立關系--人與自然、人與上帝等--所派生出來的問題退居到了第二位，占據哲學探討首要位置的成了主體與主體、自我意識與自我意識、人類理性活動與人類理性活動這類近乎同義反復的關系了。康德對人類主體的考察是全面的，理性之認識的、倫理的、審美的及合目的性的功能都盡收入內。于是乎，一座構架謹嚴、氣宇不凡的批判哲學大廈便建造起來了。康德給哲學所帶來的確確實實是一場革命，哲學試圖借助這場革命奠定穩固的基礎，找到新的出路。從對象世界退卻，開拓關于人類理性主體的新思維空間--這正是康德哲學的意義之所在。

然而，康德所發動的這場革命早已有過一次預演了：時間是公元前五世紀希臘城邦奴隸制時期，它的導演便是智者蘇格拉底，盡管情節似乎要簡單得多。作者在《蘇格拉底及其哲學思想》一書中從理性思維自身進展的角度對這一“古代康德革命”(這一稱呼是我妄加的)之所以發生作了不乏精彩之處的分析：希臘哲學從古，代神話傳統中分離出來的重要一步便是有意識的人與自然的分離、即我與物的分離，從物我混沌轉向面對自然。這樣，前蘇格拉底時期的希臘哲學是一種廣義的自然哲學，無論是米利都學派、還是愛利亞學派的哲學家們，所關注的都是對象世界的“始基”、“本原”。然而這種思維方式包含著內在矛盾，即萬物的“始基”，“本原”作為一種懸設在邏輯上是成立的，但在觀察方面卻是不可檢驗的，它永遠在能為實際觀察所辨別的因果系列之外。盡管在蘇格拉底生活的時期，已有了各種各樣對“始基”、“本原”的解釋：泰利斯的水、阿拉克西美尼的氣、赫拉克利特的火、阿拉克薩哥拉的種類無限、性質各殊的種子、畢達哥拉斯的數……但這每一種解釋又都不過只是一種“獨斷”、一種“宣稱”。蘇格拉底的卓爾不群之處在于他看到了自然哲學家所面臨的這一困境，并且他認為這種困境是哲學家在研究自然時必然會遇到的。既然因果的系列是無限的，而且窮盡一切因果是無法實現的，那末僅僅從自然因果的立場去追求萬物的最初因就永遠得不到一種真理的知識。當蘇格拉底得出上述結論時，他曾經懷有過的追求自然知識的希望便失落了。

哲學即是愛智，愛智是思想的本來趨向，哲學運思亦是思想家的天賦使命。哲學與思想共存，與人共存。蘇格拉底深知這一點，因此他要為哲學找到新的希望。他所做的，十分類似于康德后來所做的，即試圖為哲學開發一個新的領域：哲學沉思應該從茫茫無邊而又無法駐足的宇宙收回來，不假于外而求諸于內，不假于自然而求諸于自我。

“認識你自己”--這是德爾菲阿波羅神廟墻上的一句格言。作為一般警世喻人的道德教誨，它的意義是樸實無華的。然而誠如作者所指出的，蘇格拉底“不僅在倫理上發揚‘自知’、‘毋過’的品德，而且還進一步使這個格言哲學化，成為一個哲學原理，一條哲學路線”。(第76頁)這條新的哲學路線便是從自然回到人。當人們仰望星空，沉思宇宙的終極和玄奧時，其時對自己是最無知的。“我自知我無知”--這是蘇格拉底對自己認識的第一步。對于本性愛智的人來說，由此便找到了一個新的起點。哲學的希望又復活了，它期待在理性之光的指引下，去發現一個新的世界、一個真正屬于哲學的世界。古羅馬著名的哲學家、演說家西塞羅說過：“蘇格拉底第一個把哲學從天上拉了回來，引入城邦甚至家庭之中，使之考慮生活和道德、善和惡的問題。”(引自本書第73頁)

當然，歷史的相似絕不等于歷史的無聊重復。近代哲學中的對象或自我意識的意義早已與古代基于日常樸素意識之上的自然和自我不可同日而語了。并且，如果說在古代蘇格拉底那里，認識焦點的轉移強調的是純粹思想擺脫外在感性世界纏繞的“解脫”或“自由”，那末在近代康德那里，僅僅堅持這一點便遠遠不夠了；將外的對象世界(人化的自然)和內的精神世界(非神化的自我)以主體性為根據在哲學概念中重新建置起來便成了時代的課題。

由對客體自然的認識必然會引出對主體自我的認識；這對自我的認識，構成人對自然認識進入一個更高境界的階梯--這就是蘇格拉底、也是康德給我們的啟示。

精神原則

唯心主義作為一種原則，它的原始基地是與科學與理性相對立的宗教、神話和愚昧無知。那末它在哲學思想漫長的更替代謝中歷經變遷而不衰竭，其因何在呢？在蘇格拉底和康德手中實現的哲學史前后期兩次從經驗主義向先驗主義的過渡，似乎能為我們解開這一斯芬克斯之謎提供某些啟示。

哲學與科學一樣，一開始就在尋找某種確定性和統一性，尋找一個能使躁動不息的思想歸于安寧的最后棲息地。如前所述，早期的希臘哲學家們最初是以一種對象思考的方式來尋找這種確定性和統一性的。他們從自然界的“多”中求“一”；從“不定”中求“有定”；在無限的因果環節中求最初的原因；從參差錯落中求和諧；……及至智者普羅泰哥拉宣稱“人是萬物之尺度”、“一切皆真”時，哲學已經不知不覺走到它最初目的的反面了。前期智者對自然哲學的反對也即是對確定性的反對。恰如同作者在書中所分析的，他們所立足的是一種“感覺論”立場，而人的感覺、情感變化的主觀隨意性決定了這一尺度的無尺度性。后來這種“確定性不見了”的危機在西方哲學史上曾不止一次地出現過。黑格爾曾經把近代哲學潮流描述為下述一個非時間性的邏輯模式：形而上學→經驗主義懷疑論→批判哲學。哲學為了補舊形而上學的獨斷和缺少堅實的基地之弊而趨于經驗主義；后者企圖從具體的感性經驗出發來建立確定的規律和法則；然而休謨把經驗主義原則推向極致卻引出了懷疑論的結論，即確定性歸于了虛無。

蘇格拉底和康德都是想恢復哲學所追求的確定性和統一性理想的哲學家。他們都試圖建立一種出自主體的確定性和統一性。它們不來自對象的物質世界，而是一種精神的原則，一種出自概念的規范。單單從認識客體的態度轉向認識主體的態度還不足以概括蘇格拉底和康德給哲學帶來的全部震撼，從尋找客體的確定性統一性態度轉向建立主體的確定性統一性態度才表明了哲學自身最深刻的變革。這種精神原則在蘇格拉底那里稱作“靈魂”，在康德那里則叫“自我意識”。

蘇格拉底的原則和康德的原則都是超感性的原則。經驗的世界日月常新、滄海桑田，隨世界之變而變的感覺把握不住任何確定性和統一性；在人心方面亦是如此。因此，“要真正確立主體性原則，只有從理性、思想方面去尋找。”(第111頁)

“自我”作為一種哲學原則，不是通常意義上的感性個體，而是理性的精神。這種精神原則在沉浸于學院式沉思的哲學家那里，常常作為知識的根據、哲學的依托、人性的歸宿而被召喚。古代蘇格拉底發出過這種召喚，響應它的是柏拉圖理念客觀化的唯心主義體系；近代康德又一次發出了這種召喚，繼之而起的竟是一個精神無處不在的龐大黑格爾哲學體系。當然，康德要高于蘇格拉底，因為從他的原則可以引出更多能動性的自覺更為內在目的性的自覺和更多主客同一的自覺(盡管他本人未曾完成這種同一)。

唯心主義的精神原則曾經伴哲學共存。或許哲學將來也不能遺忘它，因為哲學本身就是精神的自我運思，任何哲學意義上的確定性統一性必須通過精神才能被把握；但哲學可以揚棄它，把它的合理內容置于一個更穩固的唯物主義的基礎之上，因為哲學的最終要義并不在離群索居的精神之獨自游蕩，而在于人的全部現實生活和它的改變。

哲學與哲學家的使命

哲學的目的是什么？第一步的回答總不外乎是追求真理、追求智慧一類。但哲學只是滿足于建立一特殊種類的知識體系嗎？如果你對這進一步的回答是肯定的，那你就不會成為蘇格拉底那樣的哲學家，你也不會成為康德那樣的哲學家。哲學所關注的是人類理性的內在目的：人之為人的理想、人之為人的職責、人之為人的價值。由此哲學才獲得一種神圣，一種超越于具體科學的意義。

這樣，哲學就最終將走向倫理學、人本學，并以之為哲學的最高階段。每思及此，人們總不禁會想起近代另一位偉大的哲人--斯賓諾莎，他把自己包羅萬象的哲學系統命名為“倫理學”。須知，西方以這種態度來對待哲學的第一人便是蘇格拉底。作者在書中寫道：“蘇格拉底的倫理學，就不是一般意義上的道德規范學，即不是具體研究‘自我’應如何適應環境謀求幸福，而是一種道德哲學，研究‘自我’倫理的本質--即‘自我’的概念。”(第123頁)無疑，對康德的實踐哲學，也應作如是看。康德說過：“道德上的自知，即力圖滲透到那需要嚴肅省察的心靈深處(深淵)，是一切人類智慧之開始。”(《道德形而上學》，引自齊良驥《康德論哲學》)

蘇格拉底和康德的一個深刻的相似之處在于：他們都肯定了人作為實踐理性的主體的地位。實踐理性意義上的主體，最能體現出其與對象客體的不同，因為它具有超越自然的必然性的要求，具有為自身制定行為準則的能力。作者在書中對蘇格拉底哲學的中心概念--“善”、“美德”--中所體現出的主體實踐性之哲學意義作了令人稱道的分析。美德作為一種倫理要求，絕不是單純理論的、靜觀的，它具有實踐的功能，只有經過這種實踐功能在現實中的發揮，美德才作為真正的美德而得以實現。因此這種實踐性在“美德”、“善”這類概念的本來蘊涵之中。蘇格拉底認為，不蓋房子的建筑師，只是“象”建筑師，不是“真”(現實的)建筑師；同樣，不將“善”付諸實踐的人不算真正理解了“善”。“美德與知識同一”也即是“實踐與知識同一”。

實踐理性的在先性是康德的著名命題，但問題的最早提出卻在蘇格拉底。康德本人也十分清楚這一點。也正是因為如此，近代的康德對古代的蘇格拉底頌揚備至，稱他不是利用哲學滿足我們的好奇心或求知欲，而是教導我們以智慧，而這智慧只有與人生相關聯的才具有價值。他稱蘇格拉底“開始了希臘哲學最重要的時期，因為他為哲學精神和一切從事思辨的思想家提供了一個全新的實踐方向。”(《邏輯學》，引自齊良驥《康德論哲學》)在這些話里，是否包含著說話者本人對自己哲學所具有的時代意義所做的某種暗示呢？

蘇格拉底哲學的最高概念是“善”，他試圖尋找一個絕對的“善”，一個“善”的理念。任何經驗的描述都不足以說明“善”本身，任何實際的品德--勇敢、節制、豪爽、謹慎、友誼都不足以定義“善”；反過來，離開了本義的“善”(理念)的支持，其它品德也可以轉化為“惡”。如“勇敢等品德不僅可以來自知識，而且可以來自情欲和瘋狂。”(第146頁)蘇格拉底明白根本的“善”是超具體經驗內容的。但這種“善”的根本原則是什么？他卻沒有能夠確定下來。哲學到了康德那里，一方面是蘇格拉底主張的重提：哲學是智慧之學，智慧是源于理性之道德上的完滿。哲學把一切知識從屬于人。哲學的目的是人之為人意義的實現；另一方面，借助于近代啟蒙運動，哲學終于發現了“善”的真正要義--“自由”精神。在康德心目中，人的理性具有一種原始的立法力量，人由自身的理性向自身頒布道德法，“我愿作什么，就命令什么”，這便是“理性的自律”，這便是“自由”--即自己決定自己，這便是最高的善良意志。在道德實踐中，人明確意識到自己完全根據先天準則行事，自己對自己的行為負責。歌德說過，一個人只要宣稱自己是自由的，就會同時感到他是受約束的；如果他敢于宣稱自己是受約束的，他就會感到自己是自由的。同樣，我們服從最高的道德命令，我們也就實現了自由。哲學作為人的思想本性的追求，是理想的，又是現實的。在康德的實踐理性那里，現實受到理性的規范，現實追求理想的境界，哲學也就由此獲得了現實與理想在一種高于現世層次上的統一。或許我們可以說，這也正是蘇格拉底所追求的，但又未曾找到的。

蘇格拉底是一個真正的哲學家，他以哲學的態度進行思想，也以哲學的態度對待生活。當世俗與他的哲學發生沖突時，他寧愿犧牲生命去實踐自己的哲學原則，維護一個哲學家的風范，以一幕震撼心靈、震撼歷史的人生悲劇來證明理想的偉大、哲學的偉大。蘇格拉底死了。蘇格拉底永存。

康德是一位真正的哲學家。他以另一種方式實現了現實人生和哲學理想的統一。有人說，對于康德，除了學說的歷史以外，再沒有別的傳記可以寫。但康德絕不厭棄生活，毋寧說生活與哲學對他來說已經融化到一起了，他把生活全部奉獻給了思想，奉獻給了哲學。他終生未曾離開過東普魯士的疆域，但他卻乘思想之舟遨游了人世每個角落。他以那些讓后人受用不盡的思想向人們表明了，他的生活所具有的超時空的意義。

蘇格拉底和康德都是把哲學從天上拉回人間的哲學家，同時蘇格拉底和康德又都是超脫于塵世之上的哲學家。他們的哲學是那么富有人情味，但又絕無世俗氣。他們深入到人心之中去孜孜以求的，正是一個屬于人自己的世界，屬于人性的世界。如果今天的哲學家們，也都記住蘇格拉底，記住康德，或許他們會更明白自己身上所負的使命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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