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說下，個人感覺中國當代史里中華最好的政體應該是重慶時期提出的國共合作的“聯合政府”；當時太祖本人也喜歡這個模式，國內的羅隆基、章士釗等等也喜歡。如果這個模式實現了，那人大就成了名副其實的上議院，政協就是下議院。這國共合作的最后一次機會是蔣公去世的前后，實際上是把握在蔣經國的手里；為此中G特別是葉帥與廖承志等都作過大量的工作。可惜的是蔣經國沒有走這條路...否則他會成為一個永遠的彪炳于中華史冊的偉人。
美國移民時候誓詞的主旋律是愛國，司法的誓詞是不說謊。這說明一個問題政體與秩序的正常運轉，其依靠的主要規則并不是司法；而是信仰。
我以前說過信仰是最大的集體主義精神，也是最為強大的統一戰線。由信仰所蘊含的道德倫理體系，維系著社會作正常的運轉；凡是非正常的舉措才需要援引法律來克制。
大多數歐美國家的信仰是基督教，俄羅斯等是東正教；還有土耳其及伊斯蘭國家的信仰是伊斯蘭教。日本應該算是半個佛教國家另一半是信奉君主為神。....是信仰在要求你不要說謊，是信仰要求你博愛與奉獻以及善舉...等等。信仰是社會上最大的游戲規則，贓官與漢奸以及作弊因有違于信仰而受到了自身與群體的鄙視；而不敢為也不能為。再精密的法律與用人制度都是有漏洞的，只有我們每個個體與機構自身的信仰才是最后的天平。同樣，民主也是要以主流社會的信仰為依托，是以信仰為凝聚力之下的民主才能產生社會的推動力。“齊家治國平天下”的唯一能源只有信仰。
我們來考察我們的鄰居，自從蘇聯被戈爾巴喬夫解體之后為什么俄羅斯可以迅速的調整過來進入正常的運轉？其實俄羅斯目前的政體還是變相的一黨制。我覺得這是東正教的信仰約束力在起作用。是東正教以及俄羅斯傳統下形成的民族的自我認知，使得他們從沙皇到斯大林直到現在其國家的運轉方向一直都沒有變。他們的政體與黨政者的思想千變萬化，而國體意識與民族意識始終如一。如果我們考察被外族夷多次蹂躪的印度，也能看到這種不變....
我們國家是個世界上唯一沒有信仰的國度，對于統一信仰與強化信仰的政治嘗試距離我們最近的只能追溯到董仲舒的“廢黜百家，獨尊儒術”。從元明清開始我們都在弱化著信仰的作用力.....“五四”運動以后的歷史告訴我們，國共都喜歡“破四舊，立四新”；共和初期國黨就開展了“拆廟驅僧”運動，接著是進入“新生活”。其實政治永遠都是術而不是本，如果為了政治而揚棄乃至廢黜傳統信仰與傳統文化；那就是在構造著無本之木。我們反觀中華自“五四”以來，兩黨都有的很多不能逾越的癥結大概都在這里。
記得鄧公在改革初期就清醒的看到了這一點：在鄧辦回覆林家的資訊時提到了“舉旗”的問題；當時還必須舉太祖的旗，以后是舉孔子還是三民主義？那是后來的問題....我在這里說的信仰是個很寬泛的詞匯：他包含了思想文化道德以及民族的自我認知。好的信仰猶如一棵生機勃勃的大樹又象一把傘，把全球的華夏子孫無論政黨與民族都包容在其下。信仰是一種超越時空的東西，永遠的為其子子孫孫癊佑與造福。廣義的信仰以及道德是沒有階級性的，所以他可以產生統戰的凝聚力；任何組織與團體的個體信仰的構建都要從屬于這個廣義的信仰你才可以生存下去。這才是“大同世界”的基礎，這才是和諧社會的保障。
放下一切，堅持信仰；才能成為一個真正的偉人。
最后，我們用方志敏《可愛的中國》里書寫的自我信仰，做為擴展閱讀來結束討論吧。
我們若是在一個浩瀚的時空里仔細地考察世界上所有國家的運行模式，都在回到了“李斯特難題”上來了.眾所周知“大一統”是李斯特難題的解.
現在的美國俄羅斯與歐盟走得都是在中國運行了千年的“大一統”路線；就連時下的科學都要回歸到“大一統”的模式下運行！而我們國家卻非要“革命的”逆時代潮流而動，去追尋與牛頓時代的科學相適應的原始的民主共和？
我們中國對于國家在無德狀態下運行的試驗應該是源于“科舉制度”的建立，這種用個體欲望來代替德的試驗被證明是錯誤的。就連“科舉制度”的智力考核元素也應“上有政策，下有對策”的八股文而流于形式。反過來我們再推論一下，假如我們的中華的大一統始終如一的話那會是個什么樣子：君子遍地淑女成群；黨政軍民學，東西南北中皆守德的各司其職；不奸佞不逾越。生活質量與環保水平，均居世界第一位。在重德的綜合軟硬環境下，怎么會有官員的集體嫖娼，怎么會有學術腐敗？“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政治論理如果非要用個現代詞的話；那應該是另類的“君主立憲制”。“大一統”理念算不算“人人為我，我為人人”？
還應該說一句歐洲與日本現存的福利保障與分配制度應該得益于國際共運，沒有共產主義運動也就沒有歐洲福利保障制度的今天。共運對于資本主義的完善作用也在告訴我們：共運是打算讓這個世界變得更好；而不是更壞。
真愛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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