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宋
詩發展到宋代已不似唐代那般輝煌燦爛，但卻自有它獨特的風格，即抒情成份減少，敘述、議論的成份增多，重視描摹刻畫，大量采用散文句法，使詩同音樂關系疏遠。最能體現宋詩特色的是蘇軾和黃庭堅的詩。黃庭堅詩風奇特拗崛，在當時影響廣于蘇軾，他與陳師道一起開創了宋代影響最大的“江西詩派”。宋初的梅堯臣、蘇舜欽并稱“蘇梅”，為奠定宋詩基礎之人。歐陽修、王安石的詩對掃蕩西昆體的浮艷之風起過很大作用。
㈠北宋初期
宋初詩風歸為三體：
“白體”是指效法白居易做詩的一批詩人，代表作家有徐鉉、李昉、王禹偁等人。宋初優待文臣，且提倡詩賦，所以當時的館閣之臣酬唱成風，編成了許多酬唱詩集。他們的詩歌主要模仿白居易、元稹等人互相唱和的近體詩，內容多寫流連光景的閑適生活，風格淺切清雅。
“西昆體”是以《西昆酬唱集》而得名的，是宋初詩壇聲勢最盛的一派。宋代館閣之臣酬唱的風氣到真宗朝達到極盛，以楊億、劉筠、錢惟演為代表的一批館閣詩人，大量地寫作辭采華麗、屬對精工的詩篇，彼此唱和應酬，使得這種風氣流行起來。作品題材較狹窄，內容較單薄，有的詠帝王故事，有的詠宮廷生活，更多的是如《梨》、《柳絮》一類詠物詩。西昆體詩人最推崇李商隱，兼重唐彥謙，詩歌詞藻華美，對仗工穩，音韻和諧，在宋初詩壇彌漫著白體和晚唐體崇尚白描、少用典故的詩風背景下，西昆體的出現無疑令人耳目一新，它初步反映出北宋統一帝國的堂皇氣象，對晚唐至北宋開國初的詩風是有一定沖擊力的。
西昆體的致命不足在于兩個方面，一是詩歌題材范圍狹窄，缺乏時代氣息；二是詩歌藝術立足于模仿，缺乏自立精神。另外，西昆體實際上帶有濃厚的貴族趣味，也和宋代社會的特點不合，西昆體具有明顯的娛樂傾向，也和道統文學觀日趨強化相抵觸。這些也是它遭到批判、最后衰歇的根本原因�！ �
“晚唐體”詩人是指宋初模仿唐代賈島、姚合詩風的一群詩人。其中最主要的作家是林逋、魏野、寇準、潘閬與所謂“九僧”（中國宋代初期詩僧希晝、保暹、文兆、行肇、簡長、惟鳳、宇昭、懷古、惠崇等九人的并稱），這些詩人除寇準是高官外，大多是隱逸山林的處士和僧人，他們偏重以苦吟的寫作方法，在狹小的格局中描繪清新小巧的自然景象，表達或是失意惆悵，或是閑適曠達的士大夫情趣，描繪清邃幽靜的山林景色和枯寂淡泊的隱逸生活。只有林逋、寇準等人的詩歌一方面模仿賈島的字斟句酌，另一方面也頗有白體詩平易流暢的傾向，而詩歌所表現的生活內容也比“九僧”詩稍為充實一些。“晚唐體”詩人對后代詩歌在語言上喜歡翻新出奇傾向的出現，有一定影響。但總的來說，“晚唐體”詩歌意象單調，形式呆板，所表現的情感不出乎閑適、曠逸、愁悶、惆悵之類，色彩比較單一。
㈡北宋中期
北宋中期的文學變革，是在宋代文學總體上處于衰退的情況下產生的。它一方面順應著思想控制強化的時代要求，另一方面也在尋求文學新的立足點和藝術風格。在這里起著中樞作用的是歐陽修。歐陽修的詩對宋詩風格的形成起到了奠基性的作用。
歐陽修在變革文風的同時，也對詩風進行了革新。歐陽修做詩，力矯西昆體的不良詩風，提出“詩窮而后工”的詩歌理論，要求詩歌反映現實社會生活。他本人不少的詩文創作，都是涉及具體的社會問題、有感而發的，還有不少詩表現個人的生活經歷或抒發個人情懷，這些詩多含有很深的人生感慨，所以與西昆體同類詩歌有著本質的區別。歐陽修詩歌受韓愈影響較大，主要體現為以散文手法和以議論入詩。
梅堯臣是專力做詩的文人，存詩2800多首。梅堯臣雖沉淪下僚，卻非常關心時政，每逢朝中有重大的政治事件發生，他總愛在詩中予以反映。這些詩或以寓言的形式抨擊邪惡勢力，或干脆直書其事。他積極地用詩歌反映民生疾苦，對他擔任地方官時目睹的貧民慘狀作了尖銳揭露，感情憤激，繼承了杜甫、白居易傳統。梅堯臣詩更值得注意的是對日常生活瑣事的描寫，體現了宋代詩人的開拓精神。他常常從日常生活瑣事中取材，并把日常生活中的瑣事寫得饒有興味。與題材內容趨于平凡化相應的是，梅詩在藝術風格上以追求 “平淡”為終極目標，追求一種爐火純青的藝術境界，一種超越雕潤綺麗的老成風格。梅詩的題材走向和風格傾向都具有得宋詩風氣之先的意義。
與歐陽修、梅堯臣共同革新詩風的重要詩人還有蘇舜欽。蘇舜欽性格豪邁，詩風也豪放雄肆。他喜歡寫雄奇闊大之景，贊美自然界的壯偉力量。蘇舜欽在詩歌的語言藝術方面，力圖用新意象、新句法來打破圓熟陳舊的詩歌格局。他的詩中�？梢钥吹缴⑽幕木渥�，生僻艱澀的語匯，怪異奇麗的意象。他的詩最明顯的弱點，就在于有時只顧感情的宣泄，而忽略了感情表達方式與語言內在張力的推敲，以致顯得粗糙乃至氣格不完。宋詩暢盡而傷直露的特點，在蘇詩中已見端倪。
歐陽修、梅堯臣、蘇舜欽等人的詩歌創作在藝術上還不夠成熟，然而他們為革新宋初詩風作出了很大的貢獻，為宋詩的繼續發展開辟了道路。稍后的大詩人王安石、蘇軾等人正是沿著他們的道路繼續前進的。
王安石寫詩與作文一樣，有重視實際功用的傾向。但是他也把詩歌看作是抒情述志的工具，偏重于抒寫個人的情懷，反映的生活內容也更為豐富。王安石存詩一千五百多首，詩歌創作以退居江寧為界，大致劃為前后兩個時期。前期詩歌宗杜，學習杜甫關心政治時事，同情人民疾苦的寫實精神。其中寫得更出色的是詠史詩。晚年，王安石沉溺于佛釋，前期詩歌中洋溢著的政治熱情和百折不屈的斗爭精神已逐漸消退，心情漸漸趨于平淡，詩風也隨之趨于含蓄深沉。
宋代文人有著強烈的結盟意識，幾乎每個時期都出現了領導風氣的文壇盟主。不同時期的盟主之間還存在著類似于禪門宗祖衣缽相傳的繼承關系。早在歐陽修主持文壇的時候，他就明確表示把將來領導文壇的責任交給年青的蘇軾，并預言蘇軾的成就將超過自己。蘇軾對此也當仁不讓，充滿自信與自負。如果說，在北宋的文學變革中，歐陽修是一個中樞式的人物，那么，蘇軾則代表了這場文學變革的最高成就，宋文、宋詩、宋詞都在蘇軾的手里達到了高峰。
蘇軾才高學博，對詩歌藝術技巧的掌握達到了得心應手的純熟境界，并以翻新出奇的精神對待藝術規范，縱意所如，觸手成春。蘇軾做詩講究才學，推重才氣。他的才氣首先表現在生動活潑、豐富浪漫的想象上；其次表現在他細致的觀察力與細膩的表現力上；再次表現在構思布局的波瀾起伏、變化莫測上。蘇軾在講究才氣的同時也講究學問，這主要表現在他善于使事用典上。這又是蘇詩很重要的特征。蘇軾在繼承前人，特別是韓愈、歐陽修、梅堯臣等人的基礎上，于詩中發表議論，且表現得更自覺、更成熟。蘇詩議論，有以下幾個特點：首先是不空發議論，而是或借助于形象，增加韻味，從而在很大程度上克服了梅、歐詩歌淺率無味、生硬晦澀的毛��；或與敘述緊密結合，邊敘邊議，使這些議論有淵博的學識、豐富的閱歷、敏銳的洞察作其堅實深厚的基礎；其次是議論本身新奇警策，富有啟發性，充分顯示了作者思辨的敏銳，識見的卓越。
㈢北宋后期
蘇軾繼歐陽修之后成為新的文壇領袖之際，宋代文學的發展也達到了高潮，其中宋詩的成就更是進入了巔峰階段。北宋后期，蘇門弟子相繼崛起。黃庭堅、秦觀、張耒和晁補之四人，被稱為“蘇門四學士”。此外如蘇軾之弟蘇轍，與蘇氏兄弟并稱為“二蘇三孔”的孫文仲、孔武仲、孔平仲三兄弟以及唐庚、陳師道等人，也都直接或間接的受到蘇軾的影響，在北宋后期，這些蘇門人物成了文學領域一枝最大的力量。但是由于蘇軾寫詩的方式是憑才情而隨意揮灑，不主故常，所以別人難以追隨仿效。而且由于從元祐后期開始，激烈的黨爭常常導致文字獄，蘇軾那種敢怒敢罵的作風更使人敬而遠之。于是，做詩極其講究法度，題材又偏重于書齋生活的黃庭堅便成為青年詩人學習的典范。到了北宋末南宋初，追隨黃庭堅的詩人逐漸形成了一個聲同氣應的詩歌流派--江西詩派。這是兩宋詩壇上最重要的現象。
在蘇軾周圍的作家群中，黃庭堅的詩歌成就最為突出，他最終與蘇軾齊名，二人并稱“蘇黃”。黃庭堅在文學史上之所以享有盛名，一是因為他是詩、詞、文全才的作家，并有自己一套獨到的文學見解；二是因為他被后人推為“江西詩派”“一祖三宗”中的三宗之首。甚至被推為宋詩最高成就的代表。
江西詩派的另一個宗主陳師道，與黃庭堅并稱“黃陳”。陳師道詩歌題材內容比較狹窄，主要是寫個人的生活經歷和人生感慨，但寫得真摯誠懇，是寒士生活的真實寫照。陳師道的詩歌有以下兩種風格：一是講苦吟，重錘煉，求新奇，斗工力，近似黃庭堅。雖有些力作，但多數情況卻是想力逼杜甫而不至，以至弄得詞澀而言苦；二是陳師道詩歌中也有一些平淡自然真率之作，這些作品雖非他刻意之作，但往往是其詩中的精華，特別是一些寫給親人的詩歌尤佳。
黃庭堅、陳師道去世之后，詩壇的空氣趨于凝固。經過王安石、蘇軾、黃庭堅、陳師道等人的努力，宋詩的特征已基本定型，黃庭堅、陳師道法度森嚴的創作更為青年詩人提供了法則和規范，而嚴酷的政治局勢又從外部促使詩人的心態更加內斂。于是，他們的詩歌就由社會轉向個人，由外界轉向內心，由生活轉向書本，由魏闕轉向江湖，由儒學轉向佛老，在反抗流俗之弊的同時又不知不覺地關閉了面向社會生活的大門，吟詠書齋生活，推敲文字技巧，便成為江西詩派的創作傾向，這也是當時的整個詩壇的傾向。
北宋后期的詩壇，總的說來，是在蘇軾、黃庭堅詩風的籠罩之下。然就當時來說，蘇軾的影響實大于黃庭堅。但蘇詩的局面大，包容光，繼起者難以全面發揮，黃庭堅詩則門徑隘而力專，較易進步，特別是南渡后呂本中標舉江西詩派，影響深遠，所以蘇軾的影響反而為其所掩蓋了。
㈣南宋
南宋是一個多災多難的時代，“靖康之變”已在宋人的心靈上留下了恥辱的記憶。中原淪陷，南宋小朝廷靠屈膝求和、不思進取、偏安江南，加之岳飛等抗敵愛國英雄的被害，更激起了廣大百姓和富有正義感、有民族自尊心的士大夫的愛國熱情。詩人們也從此逐漸放棄了江西詩派“奪胎換骨”、“點鐵成金”、“取古人成言”的條條框框，使詩歌創作面向社會人生，反映多災多難的時代生活，體現了民族的呼聲，詩風也隨之一變。
南宋詩的發展，一般以永嘉四靈的出現為界，分為前后兩個時期。前期以尤袤、楊萬里、范成大、陸游為代表，宋詩創作繼北宋后期之后，出現第二個繁榮發展時期。
南宋前期的詩人，大多出入江西詩派，或多或少地受到蘇軾、黃庭堅詩風的影響。但時代的巨變促使他們對“江西體”進行認真的反思，放棄江西詩派那一套陳舊的創作原則與表現手法，去抒寫以抗戰愛國為基調的詩篇。從總的傾向來看，南宋前期的詩歌創作具有三個特點：一是詩歌創作有“尊杜”、“宗黃”開始轉向師法自然，逐漸擺脫江西詩派末流的影響，表現出獨創意識的覺醒；二是詩歌面向生活，創作題材有所擴大；三是憂時傷亂，愛國主義成為詩歌的主題。
南宋后期，陸游、范成大、楊萬里和尤袤“中興四大詩人”雖以卓越的詩歌成就力矯江西詩派末流之弊病，成為南宋詩歌的突出代表，但他們的詩基本上還是與歐陽修、梅堯臣、蘇軾、黃庭堅一脈相承的，可以說仍是對宋詩傳統的發展。至南宋后期，由于社會環境的變化和人們對這個傳統的不滿，于是“永嘉四靈”和江湖詩人先后出現，詩風才又發生了新的變化。
永嘉四靈的出現，從文學角度來看，一是不滿于理學家們“以道學為詩”的詩論主張，二是矯江西詩派之失，即針對江西詩派末流“資書以為詩”和形式上的生硬拗捩、追求平淡清瘦，而抬出晚唐姚合、賈島與江西詩派末流對抗。徐璣、徐照、翁卷、趙師秀四人，都出于永嘉學派葉適的門下，均喜為近體，專工五律，注重白描，少用典故，不發議論，刻意求新，與歐陽修、梅堯臣、蘇軾、黃庭堅以來至江西詩派的宋詩傳統不一樣。但由于他們的才力不足，四靈詩顯得內容貧乏，局度狹小，情調凄清幽咽，成就不高，更無理論建樹，因而隨著四靈的相繼歿世，便偃旗息鼓了。
江湖詩人的代表是戴復古、劉克莊。四靈詩尊晚唐，江湖詩人也尊晚唐，進而仰慕盛唐和選體，二派的詩學崇尚確有因襲關系。但江湖詩人大多是一些浪跡江湖的失意文人，其中不少人不滿朝廷，關心時事，能體察民間疾苦，對現實態度比四靈詩派更明確，因而有一些揭露社會弊端、反映民生疾苦的詩作。他們的詩歌風格不一，其中一些人的詩不假雕飾，有時雖未免過于平直，然清新流暢、古樸自然的佳篇亦不少。
宋亡前夕，國難當頭，民族憂患意識使一批愛國詩人崛起于宋末詩壇，文天祥、汪元量、謝翱、林景熙、鄭思肖等愛國志士，奔赴國難，抒堅貞不屈之志，發“黍離”、“麥秀”之思。宋詩至四靈、江湖，本已出現“衰氣”，而宋末愛國詩人卻以時代的悲歌為宋詩留下了光彩奪目的最后一頁。這是歷代詩壇所罕見的景象。
㈤詞
詞源于唐代的，鼎盛于宋代。唐末的溫庭筠第一個專力作詞。他的詞詞藻華麗，多寫婦女的離別相思之情，被后人稱為“花間派”。南唐后主李煜在詞的發展史上占有較高的歷史地位。他后期的詞藝術成就很高，《虞美人》、《浪淘沙》等用貼切的比喻將感情形象化，語言接近口語，卻運用得珠圓玉潤。
柳永開始創作長調的慢詞，自此詞的規模發生了顯著變化。到了蘇軾，詞的題材又得以進一步發展，懷古傷今的內容進入了他的詞作之中。與蘇軾同時代的秦觀和周邦彥也是非常出色的詞人。秦觀善作小令，通過抒情寫景傳達傷感情緒的《浣溪沙》、《踏莎行》、《鵲橋仙》等是他的代表作。周邦彥不僅寫詞且善作曲，他創造了不少新調，對詞的發展貢獻很大。他的詞深受柳永影響，聲律嚴整、適于歌唱、字句精巧、刻畫細致，代表作有《過秦樓》、《滿庭芳》、《蘭陵王》、《六丑》等。在兩宋詞壇上，女詞人李清照以其獨樹一幟的風格，占有相當重要的一席之地。
南宋初年，面臨國破家亡的危局，詩詞作品多表現作家們的愛國之情，辛棄疾被譽為愛國詞人，他是這一時期的代表人物。受辛詞影響，陳亮、劉過、劉克莊、劉辰翁等人形成了南宋中葉以后聲勢最大的愛國詞派。南宋后期的詞人姜夔最為著名。姜詞絕大多數是紀游詠物之作。在他的詞作中，更多的是慨嘆身世的漂零和情場的失意，較有代表性的作品是《長亭怨慢》。他的詞沿襲了周邦彥的道路，注意修辭琢句和聲律，但內容欠充實。
六．元
元代出現了新的詩歌樣式--小令，也叫“葉兒”，是元散曲中的一種，是單支的曲子。前期作家主要有關漢卿、馬致遠、張養浩等，作品大多質樸自然，接近民歌；后期代表作家主要有張久可、喬吉、睢景臣等，風格趨于典雅工麗，講究格律詞藻，內容開始遠離現實。
元代詩壇，古體詩宗漢魏兩晉，近體詩宗唐，只有楊維楨能開宗立派，以樂府詩和竹枝詞聞名，詞藻華麗、奇特險怪，人稱“鐵崖體”。
七．明
明初開國時，劉基、宋濂等多以文名世，高啟所著古詩更是膾炙人口。永樂北遷后，出現臺閣體。至弘治時，被稱為擬古派的復古運動遂應運而起。擬古派的文學復古運動前后掀起兩次高潮。第一次高潮稱為前七子時期，代表人物是李夢陽、何景明等人。第二次高潮稱為后七子時期，代表人物是李攀龍、王世貞等人。明中期的文學領域中，從沈周開始，直至正德時的唐寅、文徵明、祝允明，不僅精于詩文，且擅長詩、畫。在嘉靖時極力反對擬古派而又獨來獨往的文士在江浙有徐渭、唐順之、歸有光等人，在四川還有楊慎等。萬歷時，堅決反對擬古派復古運動的公安派、竟陵派又在文壇興起。
八．清
清代詩詞流派眾多，但大多數作家均未擺脫擬古主義和形式主義的套子，難有超出前人之處。清末龔自珍以其先進的思想，打破了清中葉以來詩壇的沉寂，領近代文學史風氣之先。他的詩常著眼于社會、歷史和政治的觀點來揭露現實，使詩成為現實社會的批判工具。后來的黃遵憲、康有為、梁啟超等新詩派更是將詩歌直接用做資產階級改良運動的宣傳載體。
清初出現了一批具有較強現實主義傾向的作家，如詩人屈大均、陳恭尹、顧炎武、歸莊、錢澄之、杜硙。另外還有一些著名詩人，如錢謙益、吳偉業、王士禛和趙執信。詞人有陳其年、納蘭性德、朱彝尊。散文家有侯方域、魏禧、汪琬等。清初的戲曲界，有洪昇的《長生殿》和孔尚任的《桃花扇》，堪稱雙璧。清代中期，著名詩人有沈德潛、袁枚、翁方綱等。文章則有方苞、劉大櫆、姚鼐的桐城派，對后世影響甚大。
衍至清末，梁起超等人倡導的“詩界革命”，又預示著新的詩歌體式即將形成。五四新文學運動如星如日的光芒已經照亮了現代新詩的“詩國天空”。
溫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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