睢景臣《般涉調哨遍高祖還鄉》賞析

發布時間：2016-5-22 編輯：互聯網手機版

《高祖還鄉》套曲是元曲家睢景臣所作的著名套曲之一。套曲的體制是用同一宮調中的曲子若干支聯綴成一套來敘事抒情的，是沒有說白的純粹歌曲，如果加上說白就成了雜劇的形式了。套曲通常又稱為套數。睢景臣的生平事跡，我們知道得不多。據鐘嗣成《錄鬼簿》說，景臣在元大德七年從揚州來到杭州才和他相識。知道他很愛讀書，心性聰明，精通音律。當時揚州的曲家都用高祖還鄉的題材作套曲，以景臣所作的為最新奇，壓倒其余各人的作品。

這個套曲是用般涉調中八支曲子組成的。第一支為〔哨遍〕，第二支為〔耍孩兒〕，第三至第七支為〔煞曲〕，其中五煞四煞等是同一曲子的連續用，第八支是〔尾聲〕。

全曲借用一個鄉民的口吻，揭露了 “帝王之尊”的虛偽與可笑。

首段寫鄉中接駕的準備，眾人忙碌而“我”獨不解,一開頭便為全篇定下恢諧,嘲諷的基調。《耍孩兒》、《五煞》、《四煞》三首曲子鋪陳車駕的排場，本應是莊嚴高貴的場面在老百姓看來都怪里怪氣，莫名其妙，這實際上諷刺了皇家氣派和帝王尊嚴。《三煞》、《二煞》、《一煞》是數落漢高祖當年的寒酸和劣跡，一下子就揭穿了隱藏在黃袍之后的真面目，而他還在人前裝腔做勢、目中無人，兩廂對比，更覺可笑。《尾》曲是全篇的高潮，“劉三”是作者根據史書杜撰的劉邦的小名，鄉民呼出，形神酷似，妙就妙在它粉碎了“真命天子”的神話，所謂帝王之尊在辛辣的嘲笑聲中蕩然無存。

第一支曲是從高祖未到時鄉民準備迎接寫起。把鄉中得到消息的情況寫得忙忙碌碌地騷擾不堪。社長是傳布消息的。王鄉老和趙忙郎是執行迎接典禮恭獻酒食的。社長布置下的差使，既要清除道路，又要征發夫役，不能推托，也不能當作尋常的差使看待。“又言是車駕，都說是鑾輿”是寫一般天真的民眾聽了這消息，心中不明白要迎接的是一種什么人物。“車駕”“鑾輿”都是指皇帝乘坐的車子，也是用來代稱皇帝的，但是一般民眾卻不知道，所以大家不免紛紛議論，有一種莫明其妙的感想。“暢好是裝么大戶”是很好裝飾成闊佬的意思。這王鄉老和趙忙郎兩位大約是鄉中比較出色的人罷。他們戴著新刷凈的頭巾，穿著剛襁好的綢衫，居然顯得闊綽了，也就夠執行迎接“車駕”的任務了。

第二支曲寫的是皇帝的先頭隊伍--樂隊和旗隊。王留是領樂隊的，“一火喬男女”是奏樂的人們。因為他們的動作鄉民們不曾見慣，覺得希奇，所以用“瞎”和“胡”來形容。“一火喬男女”用現在的話說，就是“一伙怪家伙”的意思。旗隊中共有畫著五種圖案的旗子。也就是古書上所謂“日月為常”“鳥隼為旗”“龜蛇為旐”之類，但是鄉民們不知這些名目的，他們只見了些白兔呀，烏鴉呀，學舞的雞呀，生翅的狗呀，纏在胡蘆上的蛇呀。作者在這里，用意寫出鄉民們從未見過的這些排場，心中覺得可怪，另一方面，卻含著輕視的意味。

第三支曲是寫儀仗隊。這些叉呀，斧呀，像甜瓜苦瓜的金錘呀，都是用來嚇唬人民的東西。這些槍尖上挑著的馬蹬呀，鋪了鵝毛的扇子呀，都是用來壯觀瞻的東西。但是從天真的鄉民們看來，都是些“不曾見的器仗”，拿著這些東西的人們都穿上花花綠綠的制服，也是他們從沒見過的“大作怪的衣服”，所以說是“喬人物”。這個“喬”字含有假扮的和奇異的意思。

第四支曲是寫車駕前的侍衛，車駕后的扈從宦官等和宮女們。曲柄黃羅傘下就是這位高祖皇帝的御駕了。

第五支曲正寫鄉老們向皇帝行禮，和皇帝大模大樣地接受的態度。

曲中連用“那大漢”三字，已經很夠做皇帝的架子了。以他那種“覷得人如無物”的態度，卻還“挪身著手扶”，已經夠客氣的了。這里最奇的是這個大漢子皇帝原來是位相識的人，而且認清了以后，險些兒連胸脯也氣破了。

第六支曲即從覷破這大漢的人口中把這位大模大樣的皇帝的“根腳”“從頭數”出，使得前面那些樂隊、旗隊、儀仗隊，那些駕前侍衛，駕后扈從和宮女們，都顯得是擺的臭架子，空排場了。前面那樣熱鬧烘天，到這里全化為烏有了。這時大模大樣的皇帝已毫無神秘的意味，也不是什么“奉天承運”的天子了。作者本意是要把皇帝并不是什么天生圣人的意思十分突出地表示出來，這一點是成功了的，但同時卻又把一個好酒貪色不愛勞動的劉邦說成“曾與我喂牛切草，拽壩扶鋤”的人，似乎有輕視勞動的意思。其實皇帝出身平凡，并非可氣，而是作了皇帝，回到故鄉，擺出這些臭排場，卻是令人生氣。《史記》上說高祖看了秦始皇出巡的行列，羨慕得很，當時就說：“嗟乎！大丈夫當如此也！”

可見他榮歸故鄉，一定是要夸耀鄉里的。作者想是根據這些記載來加意描寫的。

〔一煞〕這支曲子作者想更有力地把這位皇帝的無賴行為，索性揭發出來，嘲弄他一番。于是把“采桑”“借粟”“強秤了麻”“偷量了豆”的事實說得有憑有據。我們從《史記》上看高祖曾向王媼賒酒吃，欠她的酒錢很多。說是王媼見他醉臥時，其上常有龍，怪之，不要他還。又說有一次沛縣長官有貴客，沛中豪杰吏皆往賀。蕭何管收賀禮，吩咐賀錢不滿千的，坐在堂下。高祖本來不持一錢，卻誑說我的賀錢萬貫，這樣就被他混了進去，見著了貴客。可見這位皇帝原來是個無賴子弟。作者從這些記載中編撰出上面那些事實原是可以的。但是認識皇帝這位人的身份，我們看來卻有問題。他說劉邦采了他的桑，借了他的粟，零支了他的米麥，強秤了他的麻，又偷量了他的豆，然則他必定是一個家私富裕的人了，是富豪或是地主，都有可能。照作者的說法，劉邦固然有些無賴，而借粟，支米麥，卻不過是因為貧窮罷了。作者本意在強調劉邦的無賴，卻無意之中，把封建社會知識分子看不起貧苦民眾的意識暴露出來了。當然，這是我們今日的觀點，在作者那時是不會這樣看的。

尾曲全用滑稽筆調來結束全套，是曲家最本色當行的手法。這位鄉友居然向皇帝討債，已經夠滑稽了，還說“差發內旋撥還”，“稅糧中私準除”都可以，并且說出“誰肯把你揪摔住”，你又何必“改了姓，更了名，喚做‘漢高祖’”！更是出奇了。總之全曲把皇帝的排場逐步增強，到了三煞曲，是達到最高度，忽然，奇峰突起，這位尊嚴的皇帝卻原來是連他的“根腳”都熟悉的人，于是傾筐倒篋般把他的無賴行徑都說出來。于是所謂皇帝也者，就毫不足奇了。這種寫法是作者藝術性的高度表現。他是把外表尊嚴的神圣的一面，和內在平凡的丑陋的一面，兩兩相形的寫法，突出地顯示，使讀者自然感到驚奇。他之能壓倒同時的作家也就在此。不過我們要批判他的卻有兩點：一點是他那知識分子的落后性，一點是封建社會的意識形態。他那輕視勞動和貧苦人民的缺點是無法替他回護的。盡管他在于嘲弄封建統治者這一點寫得有聲有色，很透徹，很成功，筆調也很輕快犀利，卻仍然是“瑜不掩瑕”。這是為歷史所局限了的。

元代曲家的共同思想，就是把帝王卿相，富貴功名，看成一錢不值，或用嘲弄的口吻，或用輕蔑的語調，或用嘆惜的神情，使得那些封建統治階級的權力地位，都成為可憐可厭的東西。這些曲家雖沒有去參加革命事業，也沒有明目張膽拿文學作宣傳鼓動的武器來提倡反抗，卻用他們的歌曲，表達了對統治者用來籠絡人才的工具--富貴的極端輕視。他們的歌曲既能通俗，又唱來悅耳，因此流行民間很是廣泛，也因此得到宣傳鼓動的功效于不知不覺之中。使得一般人心目中對于封建統治者已不再認為神圣不可侵犯了。所以一旦統治者的權力發生動搖，或壓力得到反抗，就隨處有人起而推翻他。元末農民起義的事件，大大小小，不知多少，終于元朝皇帝的統治地位很快就土崩瓦解了。當然，那時農民起義的最大原因，是由于蒙古人和中國人在政治上經濟上的不平等，是由于絕大多數窮人被壓迫被危害到無以為生的地步所造成。但元曲家能影響人心，也就是此種不平等和迫害的反映，所以容易鼓動一般民眾的心理使之反抗。這其中我們可以看出文學的潛在力量非同小可。至于為什么元代曲家不約而同都有這種思想？這是不難理解的。因為自南宋偏安以來，遼金元三朝都以武力蹂躪漢人，元人的威力更大，壓迫也更重，一般知識分子的出路，全都壅塞，民族的憤怒和個人的怨恨，結成一氣，自然會發生這種結果。知識分子如此，一般民眾的痛苦更不必說了。我們翻一翻元史，也就不以為奇了。從文學發展上看，也很自然會產生這種作品。文學是必然要以內容來決定和改變形式的。元曲家的思想內容變了，元曲的形式必然也隨之而變。古典文學中，元曲是生面別開的。在他以前的各體文學都是所謂“哀而不傷，樂而不淫，怨而不怒”的。在元曲便哀而傷，樂而淫，怨而怒了。以前的文學要含蓄，元曲卻貴于痛快。雖然以前的文學非絕無與元曲相同之點，元曲也非絕無與以前各體文學類似之處，但從全面去看，從實質去看，它是被賦予了一種新的精神。雖然它有時因過于傷，過于淫，過于怒，使得許多作品被淹沒了，甚至被人詬詈，但它自有它的不朽的價值。這是所有讀元曲的人的同感，不能不認為是祖國文學中的異彩。

本篇制作新奇、角度獨特，對比手法的運用，揭示本質，具有強烈的喜劇性與諷刺性。語言生動活潑，具有口語化特點、人物形象呼之欲出，具有漫畫與野史的風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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