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年代部分詩歌期刊
20世紀的中國新詩走的是一條坎坷而又輝煌的路。新詩的開創(chuàng)者及后繼者們篳路藍縷，披荊斬棘，在走過的路上植下了一株株的蒼松與翠柏，楊柳與夭桃……如今，當我們沿著這條濃蔭覆蓋、綠葉扶疏的詩路漫步的時候，時有馨香陣陣飄過，時有幽花跳蕩在眼前，我們不時停下來駐足欣賞，充滿了對前輩詩人的感激與敬仰。
20世紀中國新詩走過的路，是一條在新舊文化劇烈沖撞中除舊布新的路。直到“五四”之前，中國詩壇還是舊詩的一統(tǒng)天下。盡管舊詩曾有燦爛的過去，但到了上個世紀初，已成強弩之末。它那固定的格局、森嚴的格律，已使它很難容納新的思想新的內(nèi)容，很難適應急劇變化的現(xiàn)代社會讀者的審美要求。新詩的倡導者們呼吁語言和文體的解放，主張廢除陳舊的格律、已死的典故，其著眼點當然不僅僅在于形式，同時也是一場深刻的思想革命，新詩人們懷著極大的勇氣，向舊詩所代表的傳統(tǒng)思想與美學觀念發(fā)起挑戰(zhàn)。
20世紀中國新詩走過的路，又是一條中西文化沖撞、交流并融合的路。歷來的文學革命，其倡導者為了沖破巨大的阻力，往往會從兩個方向上去尋求助力：或是面向古代，高張“復古”大旗，其實質(zhì)則是革新，唐代韓愈、柳宗元領導的古文運動，西方的文藝復興，即屬于這種情況；或是面向外國，從異域文學中借來火種，以點燃自己的文學革命之火。新詩的創(chuàng)始者們采取的便是這后一種辦法。郭沫若坦誠地宣稱：“歐西的藝術(shù)經(jīng)過中世紀一場悠久的迷夢之后，他們的覺醒比我們早了四五世紀。……我們應該把窗戶打開，收納些溫暖的陽光進來。……如今不是我們閉關自主的時候了，輸入歐西先覺諸邦的藝術(shù)也正是我們的意圖。”（《一個宣言》）這種看法，實際成為那一階段詩壇先進的共識。當然，中國新詩受外國影響，除去新詩人希望“迎頭趕上”西方的急迫感外，更深一層說，是由于現(xiàn)今世界上始終存在著一系列困擾著各民族哲人的共同問題。盡管各民族有其各自的歷史、文化傳統(tǒng)和民族特性，但是人類共同的文化心理結(jié)構(gòu)依然在起著作用。實際上文學的世界性與民族性的矛盾運動便構(gòu)成了人類的文學發(fā)展史。
到“五四”前后，西方近百年的文藝思潮已經(jīng)歷了由浪漫主義、現(xiàn)實主義到現(xiàn)代主義的演變。不過，這三大文藝思潮對中國早期新詩人的影響卻不是同等的。客觀上說，外來的東西能造成多大程度的影響是受著當時的國情制約的。從新詩誕生的情況看，創(chuàng)始者們更多的是借鑒了西方浪漫主義與現(xiàn)實主義的文學傳統(tǒng)。郭沫若從歌德、雪萊、惠特曼那里汲取營養(yǎng)，那狂飆般的激情，天狗吞月式的自我擴張，在除舊布新中得到永生的渴望，均使他的詩歌顯示了鮮明的浪漫主義特色。劉半農(nóng)、劉大白、朱自清等人的早期詩作則多揭示當時社會中種種黑暗與不平，富于現(xiàn)實主義精神。然而浪漫主義直抒胸臆的抒情方式，有時難免泥沙俱下，導致藝術(shù)上的不精致；一些如實描繪社會弊端的詩篇，又由于寫得太“實”而失去了詩味；大革命后的普羅詩人又普遍存在概念化、標語口號化的直接說教的傾向。特別是，“五四”落潮和大革命失敗后，中國的知識分子陷于苦悶、彷徨之中，于是年輕一些的詩人開始把眼光轉(zhuǎn)向西方的現(xiàn)代主義。二十年代中后期，李金發(fā)、戴望舒、王獨清、馮乃超、穆木天等，借鑒西方的象征主義，建立了我國的象征詩派。到了三十年代，圍繞著《現(xiàn)代》雜志，以卞之琳、廢名、何其芳、金克木、林庚、施蟄存等為主的現(xiàn)代派詩人群體應運而生。這種現(xiàn)代主義潮流到四十年代為一批更年輕的詩人所發(fā)揚和推進，圍繞上海的《詩創(chuàng)造》和《中國新詩》，形成了一個新的現(xiàn)代詩派即“九葉派”。
應該指出的是，在新詩現(xiàn)代化的潮流之中，新詩人們對西方詩歌的借鑒并不是全盤照搬的，而是結(jié)合漢語的特點和中國詩歌固有特色，對西方的東西既有吸收，又有揚棄的。除去上邊提及者外，還有一些在現(xiàn)當代詩歌史上有重要影響的詩人，如冰心、徐志摩、馮至、臧克家、艾青、田間等，無不是從取法于西方開始，但沒有跟著西方詩人亦步亦趨，而是把西方的東西與本民族的特點融合起來，結(jié)果他們的作品有西方詩歌的某些特征，但決非西方詩的翻版，有中國詩歌的某些傳統(tǒng)風貌，但又不是“國粹”式的傳統(tǒng)詩。
中國新詩是在西方影響與中國傳統(tǒng)文化的沖撞中孕育并成長的。這種沖撞，使我們的新詩從誕生伊始就伴隨著無盡無休的責難、爭論與困惑，而且這種責難、爭論與困惑一直持續(xù)到60年后的新詩期的詩壇--回想一下圍繞舒婷、北島等朦朧詩人的爭論，以及伴隨韓東、于堅等后朦朧詩人而出現(xiàn)的喧嘩與騷動……不過，這不是壞事。可悲的倒是扔進一塊石頭也濺不出半點漣漪的一潭死水。西方文化的引入打破了舊詩的一潭死水的局面，兩種文化的沖撞為新詩發(fā)展帶來了契機。一方面這種沖撞沖決了詩人固有的審美觀念和思維定勢，為詩的創(chuàng)造開辟了新的途徑；另一方面這種沖撞帶給讀者審美習慣的變革，造就了一批批懂得藝術(shù)和能夠欣賞美的大眾。新詩這活躍的、可愛的精靈，便是在兩種文化沖撞而打開的遼闊空間里自由翱翔的。
當我提筆寫下這篇短文的時候，21世紀的第一個春天就要來臨。常識告訴我，一個完整的時光段落的起迄與歷史的轉(zhuǎn)折并沒有什么必然聯(lián)系。不過，一個完整時段的起訖又往往會對人的心態(tài)產(chǎn)生影響，像百年起訖特別是千年起訖這樣的重要的時刻，不是每個人的一生都能趕得上的，因而必然會使人，尤其是對時光流逝最為敏感的詩人，觸發(fā)豐富的詩情與無限的感慨。最近我讀到了一首題為《世紀末的中國詩人》的詩，其中有這樣的句子：“那就讓該熄滅的成為灰燼／該被吹散的不必留蹤影--／而我卻在貧寒中苦苦地／精心守護著藝術(shù)的火種”這種對詩的鍥而不舍的追求，折射出世紀末每一個詩壇守望者的心態(tài)。因而我有充足的理由相信，盡管當前商品經(jīng)濟與大眾文化的潮流使詩人處于空前的窘境，盡管當代的詩歌還有許多不盡如人意之處，但中國詩人在寂寞中堅持著，中國詩壇的圣火并沒有熄滅，在詩人的不懈努力和讀者的關愛下，21世紀的中國新詩將會有一個充滿朝氣的、璀璨的未來。
吳思敬
人民日報海外版
2001/0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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