納蘭詞的審美風格
納蘭容若以自然之眼觀物，以自然之舌言情。此由初入中原，未染漢人風氣，故能真切如此。北宋以來，一人而已。
-----《人間詞話》
納蘭性德，字容若，號楞伽山人，清初詞人，滿州正黃旗人，大學士明珠之子。人們在說到納蘭性德時，第一個想到的總是南唐后主--李煜。后主的詞可謂粗頭亂服而不掩國色天香，洗盡鉛華卻更顯天然風韻，人們總固執(zhí)的認為李后主的詞對后世詞人是一個只能追求卻永遠不能達到的目標，后主的詞像一座高不可攀的山，遮蓋了后世任何一位詞人的光輝。可沒想到，到了詞道已衰的清朝，居然出現(xiàn)了填詞風格酷似后主的納蘭性德。周稚圭說：“納蘭容若，南唐李重光后身也。”梁啟超的評價則更加言簡意賅：“容若小詞，直追后主。”
作為滿族的第一位大詩人，納蘭性德的詞是十七世紀下半頁中國藝苑上放出的凄艷之花。他看似擁有了一個人所能擁有的一切--財富，權力，才學，友情，愛情，可他似乎并不快樂，他如同一只敏銳的鳥，察覺了已處末世的封建社會的腐朽，他終日感到空虛與幻滅，以至三十一歲便郁郁而終。在我們這樣“為賦新詩強說愁”的年齡讀他那些“凄婉不可卒讀”的小詞，似乎更能感受到他詞中那動人的感染力，不禁為之心動神搖。
納蘭詞宗李煜，兼學花間，晏辛，以小令見長，多寫離愁別恨，間有雄渾之作，籠罩著一片凄清婉惻的氣氛。他在24歲那年把自己詞作編輯成集，名之《側帽集》，后顧貞觀刊行他的詞時更名為《飲水集》，以后增遺補缺為《納蘭詞》，共收集其詞342首。對其詞，同時代的人就給予了很高的評價。他的老師徐乾學謂其詞“清新雋秀，自然超逸”，陳維崧說“容若詞一種凄婉處，令人不能卒讀。”丁澎說，納蘭詞“讀之如名葩美錦，郁然而新；又太液波澄、明星皎潔。”聶先更加贊賞地說，容若“少工填詞，香艷中更覺清新、婉麗處又極俊逸，其可謂筆花四照一字動移不得者也。”能為同時代人給予這樣高的評價，在中國詞作家中還是鮮有所聞的。
在這里，我想討論的是納蘭性德，這位清初詞人的凄清婉麗風格形成的原因。我認為，造成這一風格的因素在于：詞人所處特定的社會環(huán)境；詞人個人生活；詞人自身矛盾--行為和思想的沖突；政治上的深層因素；古代優(yōu)秀文化遺產(chǎn)的陶冶。這一切縱橫交錯、盤根錯節(jié)地糾纏在一起，主體人生命運的軌跡和客觀的社會生活要求相沖撞、相契合，從而構成了納蘭性德這一詞人風格的獨特光彩。本文分五部分闡述如下。
一、時代鑄造了詞風的基調(diào)
我們知道，形成文學風格的最基本因素，在于作家的特殊經(jīng)歷、特殊決定下的他對社會、人生、文學的態(tài)度。但作家不是孤立地存在于社會，他總是生活在一定的時代、階級、民族中，這一時代的生活、政治斗爭、時代精神、社會風尚和民族傳統(tǒng)，總不可避免地影響作家創(chuàng)作風格的形成，并在作品中留下鮮明的印跡。
作為生活在清初的納蘭性德，正是處于一個政權逐漸鞏固，專制正在加強的時代。這一時代的影響，可以從兩個方面來敘述它對納蘭性德詞的作用。
首先是客觀上的因素--社會文化上，考據(jù)之風開始興起，復古主義苗頭已經(jīng)出現(xiàn)。在《清代通史》初版序中有道：“清主疑忌漢人，無所不至，史案誅夷，而野史絕，文字獄興，而文士詩文，不敢論時事，……一世聰明才智之士，皆迫而納之于治古學，上不為巧宦，下不觸刑網(wǎng)。”而且，在這時文壇上據(jù)領袖地位的文人，幾乎全是明代遺民。這些文學家、思想家都比較推崇所謂經(jīng)世致用之說。但這種論調(diào)的理論依據(jù)是儒家經(jīng)典，致用的目的是強調(diào)從對儒家經(jīng)典的比較準確的理解和把握上來修身治世。整個經(jīng)世治用的目的是為了恢復儒家經(jīng)典的權威，不是為了思想的發(fā)展，而是為了將已多少擺脫宋明理學觀念禁錮的人們的思想重新束縛在儒家經(jīng)典上，從宋學退回漢學。所以在最后它演變成了死啃書本的儒家經(jīng)典考據(jù)。但同時也有很大的一部分的思想家，尤其是那些“于世所稱落落難合者”，如黃宗羲人等，他們的立場和前者不同。他們激烈地攻擊和批判理學，反對死啃書本。其中顏元認為理學家全是奴才，對皇帝專制批判十分激烈。黃宗羲認為君主是天下之大害。唐甄在《潛書》中說：“凡為帝王者皆賊也。”顧炎武在他的《郡縣論》中，言詞雖然溫和，但也是反對專制的，具有很強的民族意識。
這些人的思想傾向無疑對納蘭性德都有很大的影響。復古主義幽靈的徘徊，又給納蘭性德蒙上了一層對漢族文化經(jīng)典認知的矛盾心理，乃至于對君主專制的疑惑--這很大程度上要歸功于他所結交的大批漢族文人。而且，就納蘭性德自身來說，他是一個“生長華閥，淡于榮利”，“雖處貴盛，閑庭蕭寂，外無掃門望塵之渴，內(nèi)無裙屐絲管呼盧秉燭之游”的人，本身對于榮華富貴就已經(jīng)十分淡薄，功名利祿，更是如金籠在身，不可擺脫。他的這種思想，正和他所結交的“山林隱逸”合拍，自然而然也就自覺不自覺地沾染上了對喧囂塵上、追名逐利的世事的厭倦。
關于這一點，我們可以來簡析一下他的一首《滿庭芳》，以管中窺豹資以佐證。原詞如引：
“堠雪翻鴉，河冰躍馬，驚風吹度龍堆，陰磷夜泣，此景總堪悲。待向中宵起舞，無人處，那有村雞。只應是，金笳暗拍，一樣淚沾衣。須知今古事，棋枰勝負，翻復如斯，嘆紛紛蠻觸，回首成非。剩得幾行青史。斜陽下，斷碣殘碑。年華共，混同江水，流去幾時回。”
這一首詞，是納蘭性德一六八二年在東北邊防時作。在描述東北邊疆的戰(zhàn)地形勢，抒發(fā)掃除沙俄侵略勢力的豪情時，也反映出了消極出世，漠視功名的一個思想側面。詞人在文中將紛繁復雜的現(xiàn)實世界，喻為騰挪纏殺變幻的棋局，認為世事翻復僅僅如同棋盤上勝負而已。一股蕭條淡薄，閑和嚴靜的出世之趣油然而生。而世上眾雄逐鹿，也僅僅是蝸角相爭，全因微利細故而起，今天回首反思那都是錯誤。詞人描述了用于記錄戰(zhàn)爭中將士功勛的碑碣在斜陽映照下既斷且殘的凄涼景象。不禁發(fā)出了年華如江水，一去不回的感慨，表達了對建功立業(yè)的冷淡--你看，曾經(jīng)建過功立過業(yè)的人，他們功勛的象征，那碑碣不也已全成為殘跡了么？如果這就是世人孜孜所求的結果、終局，那還有什么好追求，好攫取的！對世事表示了厭倦。一旦厭世，內(nèi)心必然感到歷史、人生、命運的虛無、空幻、無常。
更值在這一時期，清政府的統(tǒng)治日益專制化，在文化上，采用了一系列的愚弄政策，重儒學，崇儒士，不但表現(xiàn)在康熙十二年薦山林隱逸，十七年舉博學鴻詞，十八年開明史館，而且還表現(xiàn)在其統(tǒng)治指導理論，暗合了復古主義逆流。無形中給了顧炎武、黃宗羲人等以言論自由和抨擊朝政的可能。
在政治上，朝廷內(nèi)部黨爭激烈，造成對峙局面。而且正如文化差異往往造成南北對峙局面一樣，在滿洲統(tǒng)治階層內(nèi)部，也存在著由這種差異所導致的社會政治緊張氣氛。做為一個崇尚南方（這里指相對北方滿洲而言）文化的納蘭性德來說，對于這種緊張，他只會是感到深深的失望。對于統(tǒng)治階層中有許多令他感到失望的現(xiàn)象，但我們不能說他認識到了清朝的腐敗，腐敗固然有，可做為其中一名高級人物，性德沒有也不可能有這般高的覺悟，他只會是對某些政策、現(xiàn)象感到困惑。
在思想上，受當時學風和一些往來素密的反清人士的影響，就不可避免地有了一種厭倦世事的思想。尤其是厭倦官場，想“游情藝林，擷其英華”的愿望的不可實現(xiàn)，導致了一種鉛灰色的氣氛籠罩在他的抒情詩詞上，又輔之以其他下面將要討論的各種因素，造就了一代感傷詞風。
二、多層不幸疊現(xiàn)的哀婉
公允地說，納蘭性德在仕途上是一帆風順的。其父明珠官運亨通，首相的顯赫更是萬臣莫及的。這種高貴的地位，使他従一開始就有條件在最佳環(huán)境中受到最好的教育。據(jù)說他四歲學騎馬，七歲學射箭，十四歲通詩文。家中為他延請的數(shù)位家庭教師，都是名揚一方的飽學之士。他的個人天賦也得以被盡早發(fā)現(xiàn)、培養(yǎng)。在這個過程中，他具有良好的基本素質(zhì)，表現(xiàn)出勤奮好學的精神，這使他更錦上添花，較尋常人更一步一層樓，十步一層天。順天府鄉(xiāng)試，納蘭性德小試牛刀，一考中舉。在老師徐乾學的幫助指導下，他又編輯大型書籍《通志堂經(jīng)解》，著錄《淥水亭雜識》等。在考取進士之前就已經(jīng)是學有成就，聲先奪人的貴族舉子了。納蘭性德再試科場時，不但獲得二甲第七名，而且是備受贊譽“敘事析理，諳熟出老宿之上，結字端勁，合古法，諸公嗟嘆，天子用嘉”（徐乾學語）結合他之前的才華和之后的成就，可以看出納蘭性德的真才實學，以及貴族身份于仕途、學途的通達。
納蘭性德點為進士后，便做了大內(nèi)侍衛(wèi)，并在幾年的時間，從三等侍衛(wèi)升到一等侍衛(wèi)。歷來多由勛戚、貴胄子弟充任，算得上“近衛(wèi)軍官團”軍官。侍衛(wèi)們在帝王身邊隨行宿衛(wèi)，并接受臨時差遣。由于是帝王身邊的隨從親軍，品級起點遠比普通行伍出身的軍官要高，（三等侍衛(wèi)為五品，格同知州）因此這一職務也有榮譽性質(zhì)。
不僅如此，在納蘭性德得疾，皇帝還遣醫(yī)生人等，“絡繹至第診治”，命“以疾增減日報再三”。在納蘭性德病逝后，“上為之震悼”，還“拊其幾筵哭”。可謂是榮耀之極了。但為什么說納蘭性德還是不幸的呢？
下面，我們來看一看納蘭性德的性格、志向。性德是一個不慕榮利的人，作為一個文人，他希望能在文學上更加投入，但同時，他作為一個貴族子弟，儒家弟子，又希望獲官，有所作為以遂治國平天下之志。但這官職，決不是侍衛(wèi)這等武職。富具文才而任武職，如同老虎拉車，有力而使不上，他感到不對口，對朝廷授侍衛(wèi)一職有所不滿，但他又是一個“人謂其縝密”的人，這種不滿便只能在詞中流露了。在贈友人詞《踏莎行》中，他寫道：
“倚柳題箋，當花側帽，賞心應比驅馳好。錯教雙鬢受東風，看吹綠影成絲早。
“金殿寒鴉，玉階春草，就中冷暖和誰道。小樓明月鎮(zhèn)長閑，人生何事緇塵老。”
詞人在這首詞中，通過將“緇塵老”和“鎮(zhèn)長閑”，“賞心”和“驅馳”兩種境況作了對比，表現(xiàn)出對由于“驅馳”和“緇塵”而使雙鬢早生華發(fā)的愁悵和被“錯教”的怨艾。上片是嘆息仕途奔波，對仕途感到悔恨；下片作者把“金殿”和“寒鴉”，“玉階”和“春草”兩種地位加以比較，發(fā)出了“就中冷暖和誰道”的悲憤感慨，道出了入待的痛苦。整首詞，用語含蓄，然而那難言之苦和鋒芒所向卻是十分清楚的。
在納蘭性德致友人張見陽，也就是《踏莎行》所贈之人的信中，他曾不加遮擋的寫出了自己對任武官職位的無奈：“弟比來從事鞍馬間，益覺疲頓，發(fā)己種種，而執(zhí)行芟如昔，從前壯志，都已隳盡。”再聯(lián)系上他“自以蒙恩侍從，無從展效，欲得一官自試”的遠大抱負的不可實現(xiàn)，我們就可以總結出，納蘭性德在仕途上頗感不幸的原因在于：文才武用，與志相違。
另一層不幸，則在于他青年喪妻。由《沁園春》小序中“丁巳重陽前三日夢亡婦……”，可以推知在丁巳年，即一六七七年，納蘭性德二十二歲時，他妻子已經(jīng)去世。無疑的，這對性德的打擊很大。悼亡詞在性德詞中占了一定的數(shù)量。有的評論者甚至認為，納蘭詞中唯有悼亡詞為出類特超。
說到悼亡詞，我不由得想起了寫過膾炙人口的《江城子》的蘇軾來。和納蘭性德相比，為什么同樣喪妻的蘇軾仍開豪放一派，“指出向上一路，新天下耳目，弄筆者始知自振”，而納蘭性德卻沉溺于婉約傷感？原因雖多，但我認為：蘇軾在性情上，和納蘭不同。他性情剛直，決不委屈取容。因此一直不能見容于朝堂而一再外放州郡。而納蘭生活圈子和社會閱歷過于狹隘，性情柔弱，一直生活在左右為難當中。
愛情，是人類社會的重要內(nèi)容。古往今來，多少詩人曾為她吟唱。納蘭容若更是精于此道。
納蘭性德的愛情詞格調(diào)低回憂怨，頗似北宋晏幾道。但內(nèi)容卻是與晏幾道大異其道。晏幾道流連舞榭歌臺，他的詞多是向風塵女子表明心跡，如“物低揚柳樓心月，歌盡桃花扇底風”“琵琶弦上說相思”等。而納蘭性德則較少涉足秦棧楚館，他寫的多是貴族青年的愛情生活，因此，他寫的那種吞吞吐吐的神態(tài)別有一種沉深的美。顧貞觀言：“吾友容若其門第才華直越晏小山而上之”此言得之。
納蘭性德曾寫過一首《減字木蘭花》
相逢不語，一朵芙蓉著秋雨。小暈紅潮，斜溜釵心只鳳翹。待將低喚，直為凝情恐人見。欲訴幽情，轉過回廊叩玉釵。
它表現(xiàn)的是有情人相遇的心理狀態(tài)。開頭四字便扣住了人們的心弦，相愛者偶然遇著，他們本來有多少知心話要說，然而他們只是四目交投便默默地走開。這種神態(tài)，反應出人物內(nèi)心的矛盾，表現(xiàn)出青年男女愛情的苦悶。
第二句寫女主人公的美貌，她美的像一朵芙蓉，那淹潤的淚痕讓人想到鮮花著雨，突然她臉上起了紅暈，一句“斜溜釵心只鳳翹”寫的是玉釵抖動，而女主人公步履含愁的形象宛然在目。
相逢，再難見面“待將低喚”，可是聲音還未出口，又咽了回去。為什么？“恐人見”！難道就任憑這偶然溜走么，要時間，她轉過回廊，在不顯眼的地方輕叩玉釵，這暗示，這舉動，其中深意與情趣就留待讀者自己聯(lián)想了。
詞寫得頗有特色，作者抓住了人物極其細微的舉動和表情變化，含蓄的表達出青年人無法言傳的心境，寫出了青年人為“人言”所阻隔那種情意綿綿中的苦澀，刻畫出這種若既若離，苦樂交織的情景。正是納蘭性德愛情詞之所長，形成了他所謂“哀感頑艷”的格調(diào)。清初著名詞人陳維松甚至說：“《飲水詞》哀感頑艷，得南唐二主之遺。”
同時作為封建社會的叛逆者，納蘭性德在詞中把愛情提高到了一個全新的高度，這也是值得注意的。
昨夜個人曾有約，嚴城玉漏三更。一鉤新月幾疏星，夜闌猶未寢，人靜鼠窺燈。原是瞿塘風間阻，錯教人恨無情。小欄桿外寂無聲，幾回腸斷處，風動護花鈴。
----[臨江仙]
相愛的人約好見面，但有一方爽約了，夜已三更，新月如鉤，繁星點點，說好要來的人卻遲遲不來，等待的人自然無法入睡，一句“人靜鼠窺燈”所表現(xiàn)的靜夜的深沉死寂，讓人有些不寒而栗。
接下來詩人解釋了爽約的原因，“原是瞿塘風間阻，錯教人恨無情。”瞿塘乃長江天險，諺云“滟滪大如牛，瞿塘不可留”這天險之地加上風雨如晦，簡直飛鴻難渡，這似乎告訴人們戀人中間巨橫著一道不可逾越的鴻溝，正是它使曾有約的人爽約，使佳人空對殘燈，肝腸寸斷。而詞中對這瞿塘風雨的怨恨，似乎是直接對封建禮數(shù)。但對被破壞的愛情，納蘭性德顯得很堅強。
自晚唐以來，沒有一個作家直白地怨恨那阻隔愛情的“瞿塘風雨”，更沒有一個詩人表示殉情，納蘭性德的筆，似乎觸到他那時代的極限了。
納蘭性德做為一個貴胄子弟，生長在旖旎溫柔之鄉(xiāng)，性情上屬于纖細善感一類。據(jù)此有人謂其詞是“無謂的感傷哀愁”。其實這一說法過于武斷，關鍵在于持這一說者對容若愛妻早亡的心境不理解造成的。綜觀容若這部分詞作，低回幽怨，苦悶感傷，真摯深蘊，感人至深，尤其是表現(xiàn)夫婦間愛情的詞，至真至純。他原配夫人盧氏為兩廣總督兵部尚書都察右副都御史光祖之女，兩人情篤意切，只可惜盧氏早亡，作為生活中的重要寄托失去了，他悲痛欲絕，寫了大量懷念的詞以寄無盡哀思。
一次他夢見妻子淡裝素服，執(zhí)著他的手，哽咽著講了許多話，臨行送他兩句詩“銜恨愿為天上月，年年猶得向郎圓”。夫人不擅詩，何以作此佳句，醒來悲傷不已，悵然作《沁園春》“瞬息浮生，薄命如斯，低徊怎忘。自那番摧折，無衫不淚，幾年恩愛，有夢何妨。最苦啼鵑，頻催別鵠，贏得更闌哭一場。遺容在只靈飚一轉，未許端詳。重尋碧落茫茫，料短發(fā)朝來定有霜。信人間天上，塵緣未斷，春花秋月，觸緒堪傷，欲結綢繆，翻驚漂泊，兩處鴛鴦各自涼。真無奈，把聲聲檐雨，譜人愁鄉(xiāng)。”這首詞情真意切，哀婉動人，深刻地表現(xiàn)了詞人的亡妻之痛和對妻失去的萬般無奈。
另一首《蝶戀花》“辛苦最憐天上月，一昔如環(huán)，昔昔都成洹Ｈ羲圃侶種震ń啵不辭冰雪為卿熱。無那塵緣容易絕，燕子依然，軟踏簾鉤說。唱罷秋墳愁未歇，春叢認取雙棲蝶。”以月喻人，那一輪明月仿佛比作日夜思念的愛人，愛人用她那皎潔的光輝陪伴著他，寫景寄情，從詞中我們真切地感覺到作者對人生那段一逝而不復返美好的時光的無限依戀和追思，凄婉處燃著顆炙熱滾燙的心。《臨江仙寒柳》“疏疏一樹五更寒，愛他明月好，憔悴也相關。”《太常引》“夢也不明，又何必催教夢醒”。《浣溪沙》“誰道飄零不可憐，舊游時節(jié)好花天，斷腸人去自今年！一片暈紅才著雨，幾絲柔柳乍和煙，倩魂銷盡夕陽前。”
我們從他的悼亡詞中可以看出，性德和他所悼的婦人是十分恩愛的。感情的真摯以及對生活、思想的影響力是不容忽視的。從詞中，可以知道，納蘭性德同她一起度過了美好的時光：“低徊怎忘，繡榻閑時，并吹紅雨，雕欄曲處，同倚斜陽。”在這詩情畫意的生活中，作者尋到了在污濁官場冷漠仕途中尋不到的：“一個能安慰我體諒我‘心’，一副白熱的心腸”（郁達夫《沉淪》），也許他的妻子是他生活中的光明，“魔鬼手中漏光的處所”（魯迅語），但遺憾的是她棄世而去了，自從他妻子死后，性德頓覺生死無常，人生乏味，所以發(fā)之于詞，多凄婉之音。性德只得銜恨獨生，那一種想“更深哭一場”的心情，便通過一首首悲婉欲絕的、委婉哀怨的悼亡詞來“譜出回腸”
當然，他的愛情詞中也有歡歌。“戲將蓮蓬拋池里，種出蓮花是并頭。”“偏是玉人憐雪藕，為他心里一絲絲。”這是他在繼盧氏之后，娶了官氏，生活也十分恩愛時寫的。
另外，在納蘭性德的生活中還有其他“不幸”。如朋友的離世，父親的危機等等，都使他“覺個儂憔悴可憐生”！
從上面的分析來看，造就納蘭詞風格的凄婉一面的原因，和他個人的生活中遭遇的不幸是分不開的。他將個人不幸生活入詞，抒寫個人的哀情樂事，所以，“其所以為詩詞者，誠然如容若自言，乃是如魚飲水，冷暖自知而已。”
在這里，我聯(lián)想到，也許納蘭詞集之所以題為《飲水詞》便是從中得名吧。納蘭性德所著的詞集又名《側帽集》，從這個“側帽”也許可以看出對“不幸”的感慨在納蘭詞中的濃重投影。“側帽”者，其意蓋出于其詞《踏莎行》中“倚柳題箋，當花側帽”一句，寥寥二字，道出面對好景（“當花”）而憶亡人，不忍獨觀而稍稍側側帽子，沉入回想；或是看到春天的鮮花，聯(lián)想起自己的如花好年華，卻全數(shù)盡送于這頻繁的“驅馳”上，不能盡自己所意，但又不敢明違圣意，只好側側帽子，不愿再看，微露不滿。
三、地位不安而產(chǎn)生的危機感
“黨爭”現(xiàn)象，在封建各朝，伴隨著權臣的宦海沉浮而一直延續(xù)著。在清代也不無例外地存在著明顯而激烈的朋黨之爭。
康熙初年，就有著以納蘭性德之父明珠為首的一派，“佛倫，余國柱其黨也”，還有以康熙孝誠皇后之叔，皇太子允祁外祖索額圖為首的一派，他們在康熙朝同柄朝政,植私黨，擅權勢,貪侈致利，兩派之間明爭暗斗，相互傾軋。但最令康熙稱心，確保了明珠地位的暫時牢靠的是，明珠力主撤藩，正中康熙的那種“三桂等蓄謀久，不早除之，將養(yǎng)癰成患，今日撤亦反，不撤亦反，不若先發(fā)”而這個念頭在“諸大臣皆默然的情況下”，康熙又不便明說。明珠派的力主，給了他一個機會，對清王朝政權的鞏固功勞不小。
由此，明珠挾功自傲，他開始“擅政”，“異己者以陰謀陷之”，其同黨皆“援引致高位”，與索額圖一派“互植黨傾軋”。對于明珠的這些惡跡，康熙帝也完全知道，做得太過分時，也會給予警告。同時，康熙在訓諭中要求他們痛改前非，愛民為國，并告誡說要他們以前人為榜樣，否則將加重處分。隨即又訓誡有關官吏：“如有大奸大貪，參劾得實，朕法在必行，決不姑貸。”在輿論上對明珠等人造成了壓力。但還沒有真正動手懲誡。雖說明珠此時還沒有受到直接的打擊，但不祥的陰云已經(jīng)籠罩在他身邊，君權這只猛獸已向他張開了血盆大口。
對于這些，納蘭性德知道得很清楚。這位被時人稱為“料事屢中”而且“性至孝”的詞人，以其敏感的政治知覺，了解到父親明珠的不法行為和朝野對他的異議。納蘭性德做為一個貴族后代，“其志尤在守身不辱，保家亢宗”，明珠的所作所為，不能不使他回想起自己家族的血淚興衰史。據(jù)《清實錄》載，在努爾哈赤攻打納蘭的曾祖父金臺什時，曾幾次勸降，金臺什拒之，寧戰(zhàn)而死。在城破后自焚身亡。這種寧死不屈的性格和強烈的復仇心理在納蘭性德心中占有一定的地位。他在了解自己家族血淚史，又目睹了明珠和索額圖的勾心斗角，再聯(lián)系到自己伴君如伴虎的處境，終于有了看透污濁官場而“甚慕魏公子飲醇酒近婦人”的想法，在他的文學創(chuàng)作上便有了《浣溪沙》：
“雨歇梧桐淚乍收，遣懷翻自憶從頭。摘花銷恨舊風流。
“簾影碧桃人已去， 痕蒼蘚徑空留，兩眉何處月如鉤。”
這種有淚有恨，空嘆人已去，無奈悵惘的樣式在他的詞中處處可見。危機感也在他的心里潛滋暗長。他從身邊發(fā)生的事中，不能不聯(lián)想到自己的父親以及自己未來的結局。
做為一個孝子，父親偶爾生小病，他都會“日侍左右，衣不解帶，顏色黝黑，及愈乃復初”，當他看到父親和另一實權派勾心斗角，怎能不感到一種未卜先知的危機潛伏在明珠的周圍。這種先知先覺，不久就得到了驗證：康熙二十七年，御史郭秀上疏彈劾明珠，要求對明珠“立加嚴譴”。康熙帝由此免去了明珠官職，二十余年，“不復柄用”。這一切發(fā)生在納蘭性德去世后僅僅三年。
納蘭性德有一首詞《減字木蘭花》正唱出了這種搖搖欲墜的心態(tài)：
“斷魂無據(jù)，萬水千山何處去，沒個音書，盡日東風上綠除。
“故園春好，寄語落花須自掃，莫更傷春，同是懨懨多病人。”
詞人開篇以“斷魂無據(jù)”表現(xiàn)了恍惚不知何處寄托自己情懷的那種哀婉心情。接下來，用“東風”和“綠除”不僅引出象征官場的“故園”，還反映了納蘭性德對康熙帝的希冀--盡管沒有表示偏袒索額圖，明珠哪一方的“音書”，但希望能不以嚴厲措施來對付明珠派和索額圖派的斗爭。下片中，以“故園”喻官場，官場此時還相對平靜，指的是由于皇帝態(tài)度的曖昧而導致的“平靜”。這時，明珠還未被解職，但納蘭性德看過許多官場中黨爭下充當了犧牲品的各派爪牙，不禁“寄語”這些“落花”。在這句中，納蘭性德想到自己以及自己的家族，不禁又發(fā)出感慨：還是不要再悲嘆春天的過去，而使你（落花）墜落吧，我們的命運也許都是一樣的。再次流落出深深的，由地位不安而產(chǎn)生的危機感。
四、行為和思想相沖突的外在表現(xiàn)
納蘭性德行為和思想相沖突的外在表現(xiàn)，直接體現(xiàn)在他的傷感詞中。這兩種沖突可以粗分為三個方面：戰(zhàn)爭與和平的矛盾；忠君與倦侍的沖突以及揭露丑惡和維護統(tǒng)治的思想斗爭。
先說戰(zhàn)爭與和平。納蘭性德是反對戰(zhàn)爭，企盼和平的。這在他的作品中得到了充分的反映。《南歌子古戍》中有這么寫：
“古戍饑鳥集荒城，野雉飛，何年劫火剩殘灰。 試看英雄碧血滿龍堆。
“玉帳空分壘，金笳已罷吹。東風回首盡成非，不道興亡，命也豈人為。”
一個“非”字，在詞人描寫了一幅肅殺的大漠古戰(zhàn)場圖景，列出中心句：“東風回首盡成非，不道興亡，命也豈人為”后，真切地表現(xiàn)了詞人對戰(zhàn)爭的否定，好一個“非”字，詞人反戰(zhàn)之心躍然紙上。關于這一點，還可以用他的一首詩來做輔助說明：
“是處垣籬防絕塞，角端西來畫疆界，漢使今行虎落中，秦城合筑龍荒外。”
納蘭性德在這首《柳條邊》詩中引用了《元史太祖本記》中的一個典故：“角端”。相傳這是一種好生惡殺的瑞獸，它一出現(xiàn)，那么戰(zhàn)爭就會停止，就會恢復和平。詞人呼喚角端，也就是呼喚和平，反映出保持和平，反對戰(zhàn)爭的強烈愿望。
可是，性德受康熙之命。去宣撫科爾沁。這種所謂“宣撫”貌視和平，實際是做間諜工作，為大清討伐準葛爾做準備，而不是和平使命。從他本人來說，是希望滿蒙之間，蒙古各部之間，不再發(fā)生戰(zhàn)爭。因而這一“宣撫”的使命對于他無異是痛苦的。他在渴求和平，但又要為戰(zhàn)爭服務的矛盾、痛苦中煎熬，于是這一腔怨心又傾泄于他的作品之上。
山一程，水一程，身向榆關那畔行，夜深千帳燈。風一更，雪一更，聒碎鄉(xiāng)心夢不成，故園無此聲。
----[長相思]
在一片茫茫的黑暗里，千軍露宿，燈火輝煌的情景，與連天的風雪中一顆凄苦的鄉(xiāng)心構成尖銳的矛盾與感情的波瀾，天涯漂迫之苦，盡現(xiàn)于紙上。雖然納蘭性德是御前一品帶刀侍衛(wèi)，他出征總是車水馬龍，前呼后擁，十分的威武熱鬧。但他的心是寂寞的，特別是夜深人靜，風雪交加之時，感情變的異常的敏銳，于是詩人只好“借酒澆愁愁更愁。”
可見，在納蘭性德的塞上之作中，仍也不失他那種似乎是與生俱來的憂愁。統(tǒng)千軍萬馬行走天涯，一方面激起了他跳動的血液，另一方面也讓他累積的苦悶得到了更直接的抒發(fā)。
做為一個君王的忠實臣子，納蘭性德把忠君王、盡臣節(jié)做為自己生活的宗旨。最典型的就是他將盡心王事，主動為君王分憂的臣子李道宗做為自己為臣之楷模，認為“人臣當以此為法”，而正是“以此為法”使得納蘭性德竭誠為王前驅，奮斗盡忠了一生。
但是，做為文人一面的納蘭性德，又與前明遺老遺少來往甚密，詩文互酬唱答，在他的朋友中，如那些顧貞觀、姜宸英、嚴繩孫等。他們由于在康熙的利用政策下較寬舒的環(huán)境中，敢于抒發(fā)自己的反清情緒，人且如顧炎武、黃宗羲等反清中堅的自由講學、著述，都給納蘭性德的政治思想造成某些“不良”影響，作為儒家子弟，本應積極出世，兼濟天下的，但由于明代孑民的民族民主思想的影響，他對清朝統(tǒng)治有所疑惑，但又因他既為人臣，必對人忠，思想和行為的不統(tǒng)一，在他的詞中家留下了天地過客、人生虛無的時代思想。舉一《南鄉(xiāng)子》詞的下闕為例：
“霸業(yè)等閑休，躍馬橫戈忽白頭，莫把韶華輕換了，封侯，多少英雄總廢邱。”
詞中流露出了一種倦于仕途，“空將云路翼，緘恨在金籠”的悔恨。這一倦仕心緒已在第二節(jié)中有所闡述，這里不再贅言。
現(xiàn)在說說納蘭性德作為社會一成員對所處社會的丑惡面目之認識和做為統(tǒng)治階級對本階級統(tǒng)治的維護兩方面之間的矛盾。
納蘭性德對社會丑惡的認識來源大致有兩個方面：一是前述的明朝遺臣的影響；二是他自己的親身觀察體驗，其大多是對官場污穢丑惡的揭露。我們著重談后者。這種揭露，有對輕賢臣重小人的悲嘆：“眼看雞犬上天梯……瘦狂哪似癡肥好……不及諸公袞袞向風塵。”有對壓制人才的抗議，如《昭君怨》：“深禁好春誰惜，薄暮瑤階佇立，別院管弦聲，不分明。又是梨花欲謝，繡被春寒今夜，寂寂倚朱門，夢承恩。”這首詞借宮怨發(fā)己怨，婉轉而意深。還有的是對隨征、隨巡煩悶無聊心情的反映。如“萬帳穹廬人醉，星影搖搖欲墮。歸夢隔狼河，又被河聲攪碎。還睡，還睡，解道醒來無味。”
對于政治民情，納蘭性德“于往古治亂，政事沿革興壞，民情苦樂，吏治清濁，人才風俗，盛衰消長之際，能指數(shù)其所以然。”但是他始終不敢直言之，毫無疑問，是考慮到自己地位身分，更重要的是考慮的康熙的態(tài)度。但又眼見許多丑惡事實，做為一個正直的文人，他將對社會的揭露藏在詩詞中，或曲筆、或隱喻、或象征。當然，這樣一表達，他的生命、前途是穩(wěn)妥了，但詞中過多使用了這些隱晦曲折的把戲，而且使用了諸如“怨”、“愁”、“夢”以及“余生”、“凄涼”、“孤酌”等等字眼，就給納蘭性德的詞風賦予了凄婉的色彩。
五、古代文學遺產(chǎn)的陶冶
一個詞人的創(chuàng)作風格，不僅僅和詞人本身遭遇有關，而且和他的自身對前人創(chuàng)作成果的繼承與發(fā)揚有莫大的關系。
史載納蘭性德素愛讀書，常“擁書數(shù)千卷”以自娛悅，甚至在隨皇帝出征時也“日則校獵，夜必讀書，書聲與他人鼾聲相和。”
納蘭性德詞的感傷風格的形成，尤其應提及的是南唐二主詞的影響。在他對詞的研究、欣賞上，他最推崇的也是李后主李煜。他曾在《淥水亭雜識》中有如是說：“花間之詞如古玉器，貴重而不適用，宋詞適用而少貴重，李后主兼有其實，更饒煙水迷離之致。”因而，在他的創(chuàng)作上，一方面，在根本上，他取法后主，仿效其從自身性情中遣詞琢句，而不進行刻意雕琢，也不受聲律典故的過多限制，以自然之眼觀物，以自然之舌言情，根乎情性，發(fā)乎胸臆。以真情入詞，以詞抒真情。這一點，可以來品味一下《金縷曲亡婦忌日有感》這一名篇：
“此恨何時已，滴空階、寒更雨歇，葬花天氣，三載悠悠魂夢杳，是夢久應醒矣，料也覺人間無味，不及夜臺塵土隔，冷清清一片埋愁地，釵鈿約，竟拋棄。
“重泉若有雙魚寄，好知他，年來苦樂，與誰相倚，我自終宵成轉側，忍聽湘弦重理，待結個他生知己，還怕兩人俱薄命，再緣吝，剩月零風里，清淚下，紙灰起。”
因而，納蘭詞以它的飄忽要渺，情篤言巧，而在當時“傳寫遍村校郵壁”，時人謂其為“李煜后身”
其次，納蘭性德又在飽汲前人文學精粹的基礎上，繼以畫為詩的王維之后，大膽地引進了宋元院派山水畫的刻畫精巧細致的手法，使他的詞也在字里行間透出一種優(yōu)雅、纖細、雍容的氣派，并達到文、畫結合，詞中有畫的藝術境界。另外，他還注意吸取了元明戲曲中曲語用詞的流暢、清新、珠圓玉潤的特色，在詞中溶入了俚語。但他俗語用來并不俗，反而使詞里溶入了濃濃的生活氣息。整個詞來說，語言不避俚俗，不用晦澀，與元明戲曲有異曲同工之妙，創(chuàng)造出自家的特色，以至海內(nèi)名為詞者皆歸之。例證也可以以上述《金縷曲》一觀。在這里，我想提請注意所是，雖然在對后主詞藝的汲取上，納蘭性德學習了“凄婉”的寫法，但不以愁寫愁，以凄寫凄，而是一句淡語抒盡深情，從平實處寫來，卻跌宕流連，往情感深切處去。使“一種凄婉處，令人不能卒讀。人言愁，我始欲愁。”他的詞絕非南唐二主詞的翻版，比起他們來，自是婉麗凄涼，使讀者觀后，哀樂不知所主。
楊芳燦在《納蘭詞序》中點出了納蘭詞的總體風貌：
“貂珥朱輪，生長華憮，其詞則哀冤騷屑，類憔悴失職者之所為。”他認為形成納蘭性德詞這一風格的原因在于“三生慧業(yè)，不耐浮塵，寄四無端，抑郁不釋。”在這句話中的“不耐浮塵”和“抑郁不釋”作為納蘭性德性格的兩個方面，可以說，貫穿了他的一生，也是造成他的凄清婉麗的感傷風格的兩大因素。
納蘭詞不僅情真意切，文字技巧也極嫻熟，令人折服，最能體現(xiàn)這個的是他的幾首回文，像“醒莫更多情，情多更莫醒。”（《菩薩蠻》）且他用典巧妙，渾如己出，這點從前面所舉的詞中已能顯見。
不過，納蘭性德限于所處地位、環(huán)境，能夠接觸到的天地，畢竟不如他的一些朋友們──同時期的幾位著名詞人如陳維崧、朱彝尊等所馳騁縱橫的那么遼闊，他的詞多是些離愁、別恨、悼亡、感時、億舊、懷遠等作，這多少算是他作品的局限性。然而，每個人有每個人不同的路，對于一個作者，寫盡真性情足矣；強求遠闊，認為人人都該寫出多么多么深刻、多么多么深遠的東西，不也是一種俗套、一種拘泥嗎？
文人的作品，總是要融合時代的烙印，而偉大的不朽之作，更是蘊含著預示興亡存廢的明妙，納蘭詞最是合于這個規(guī)律。納蘭性德生于清朝初期，他的詞真純簡約、可誦可懂，清新明麗的詞風恰應和了清朝的開國之象。與之對襯的，到清末時，文人們的詞作已變得晦澀艱深，不知所云，甚至不通，詩詞庸落，亦是個亡國之兆。
另一方面，放眼于整個社會發(fā)展史，清前期雖有康乾盛世，卻已是封建時代回光返照的最后輝煌，表面的繁華背后，是揮不去的趨向沒落的必然。身處其中的人自然無法清楚意識到這點，但是，敏感的詞人卻已在不知不覺中感染到了一種如夢似幻的無可奈何，將那莫名的哀運隱隱流諸筆墨。“一葉落而知秋”，雖明麗卻凄迷的納蘭詞，不正是那個時代絕佳的映照么？
引文出處：
《通志堂集》納蘭性德著
《詞人納蘭容若手簡》
《清代滿族作家詩詞選》
《碧雞漫志》卷二
《納蘭詞評》
《清史編年》
《飲水詞評》
《人間詞話》王國維著
《詞源》張炎著
《淥水亭雜識》
《飲水集》
《納蘭詞》
《清代通史》
《宋詞三百首》
本文的寫作，參考了一些前輩的論述，在此深表謝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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