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唐代茶葉生產技術的史料短缺，僅在陸羽《茶經》和唐末五代的《四時纂要》中，才稍有記述。因此，盡管唐詩中關于茶葉生產技術的資料都是一些零星的片言只語，但將它們集綴起來，對于研究唐朝的茶葉生產技術，也不無小補�，F將有關內容分條綜述如下：
１、關于茶樹生態環境的描述：張籍《茶嶺》詩：“紫芽連白芯，初向嶺頭生”；李咸用《謝僧寄茶》載：“匡山茗樹朝陽偏，暖萌如爪飛鳶”；柳宗元《巽上人以竹間自采新茶見贈酬之以詩》吟：“芳叢翳湘竹，零露凝清華”；馬戴《送宗密上人》說：“臘高松葉換，雪盡茗芽新”；徐鉉《和門下殷侍郎新茶二十韻》有：“暖吹入春園，新芽競粲然”，“名隨土地貴，味逐水泉近”；齊己《聞道林諸友嘗茶因有寄》說：“槍旗冉冉綠叢園，谷雨初晴叫杜鵑”；皎然《顧渚 行寄裴方舟》還記曰：“鵊鳴時芳草死，山家漸欲收茶子；伯勞飛日芳草滋，山僧又是采茶時”。這些詩句，有些或就是茶的諺語，反映當時人們對茶樹生物學特性就已有了較深的認識。其中如“名隨土地貴”之句，寓意便很深刻，它不但說明了茶樹對土壤和小氣候環境 有一定的要求，而且指出茶的聞名與地理位置、名人倡導等社會因素，也有較大的關系。
２、茶園管理技術：關于茶樹的栽培管理，在中唐以前的文獻中，只有陸羽《茶經》所說的“法如種瓜”一句。后來《四時纂要》雖開始有具體記載，但內容也極其簡略。由于這一原因，所９１３茶史初探以過去有些文章稱唐朝茶園管理比較粗放，甚至對《四時纂要》“二年后方能耘治”的記載也表懷疑。其實，對于茶園的中耕除草，唐詩中是極其肯定的。如孟郊《越中山水》載：“菱湖有余翠，茗圃無荒疇”；白居易《為香爐峰下卜山居草堂初成偶 題東壁》：“藥圃茶園為產業，野麋林鶴是交游”；僧貫休《別杜將 軍》：“伊余本是胡為者，采蕈鋤茶在窮野”等等，都說明當時茶園不只進行中耕除草，而且從其稱之為園為圃這點，也反映其管理已相當精細。
３、茶葉采摘：《四時纂要》中未提到采摘，在《茶經》中，也只有“凡采茶，在二月、三月、四月之間”，“凌露采焉”，“其日有雨不采”等幾句�！度圃姟烦滦恕端蛷埵咕梆堉荨贰叭张� 提筐依茗樹，天陰把酒入銀坑”；皎然“家園不遠乘露摘，歸時露衫猶滴瀝”等一類詩句，所說和陸羽凌露、晴日采摘的原則一樣之外，對于當時采摘的實際情況，還作了許多重要補充：如齊己《謝中上人寄茶》：“春山谷雨前，并手摘茶煙”；李敬方《題黃山湯院》：“善烹寒食茗，能變早春園”；白居易《謝李大郎寄新蜀茶》“紅一封書后信，綠芽十片火前春”；齊己《詠茶》又詩“百草讓為靈，功先百草成；甘傳天下口，貴占火前名”；以及賈島的《送朱休歸劍南 》：“朝陽十月中，芽新抽雪茗”；元稹的“萸房暗綻紅珠朵，茗碗寒供白露芽”等等。
這里所說的寒食，也即清明。不少詩句說明，早在唐朝，我國就 已形成崇尚“雨前茶”和“明前茶”的風氣。而且這里還說明，唐朝采摘的茶葉，除陸羽所說的春茶外，也采摘夏茶和秋茶。另外，如姚 全《乞新茶》所記：“嫩綠微黃碧澗春，采時聞道斷葷辛”，還說明 當時有些采摘的要求，還相當嚴格。
４、制茶和茶類的情況：唐朝的茶葉種類，《茶經》記載“有粗 茶、散茶、末茶、餅茶”等種。但《茶經》中介紹的制茶方法，只提餅茶一項，這說明陸羽所講的粗茶、散茶，或許也即蒸而不搗、搗而未拍的蒸青綠茶�！度圃姟分谐羟喙に囍�，還記述到了其他一些制茶和茶類的情況。如李白《答族侄僧中孚贈玉泉仙人掌茶詩》：“叢老卷綠葉，枝枝相連接；曝成仙人掌，似拍洪崖肩”；劉禹錫《 西山蘭若采茶歌》：“自傍芳叢摘鷹嘴；斯須炒成滿室香”，“新芽 連拳半未舒，自摘至煎俄頃余”，講述的即指曬青和炒青綠茶。過去 對綠茶一名，爭議不休，有的說起始于明，有的說初見于宋，從朱慶 余《秋宵宴別盧侍御》：“綠茗香醒酒，寒燈靜照人”的詩句來看，綠茶之名，早在唐朝就有。
另如陸龜蒙《茶焙》詠及的：“山謠縱高下，火候還文武；且說焙前人，時時灸花脯（原注：灸花，焙人以花為脯）�！边^去據錢椿年《茶譜》，一般稱窨花茶肇創于明，筆者據宋朝有關記載，曾將此提前為北宋，現從上述詩句，說明其歷史更可上推到唐朝后期。由此可以看出，唐和唐以前的茶葉，除緊壓的團餅以外，還存在蒸青、曬 青、炒青以至花茶等各色茶類。
以上說的，都是不發酵茶類。從《全唐詩》來看，當時可能還存 在一種用曲種發酵的茶葉。如《全唐詩》元稹一字至七字詩《茶》中所說：“銚煎黃芯色，碗轉曲塵花”；白居易《睡后茶興憶楊同州》吟：“沫下曲塵香，花浮魚眼沸”；以及李群玉《答友人寄新茗》：“滿火芳香碾曲塵，吳甌湘水綠花新”等所說的“曲塵”，或許就是 指用曲種發酵的茶葉粉末。如果這一猜測不錯，那么，今天我國西南某些兄弟民族還保存的用曲發酵的后發酵茶，就不是他們的首創，而是我國古代原始制法的一種孑１２３茶史初探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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