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國策》雜記東西周及秦、齊、楚、趙、魏、韓、燕、宋、衛、中山諸國之事。其時代上接春秋，下至秦并六國，約二百四十年(前460-前220)。書名或曰《國策》，或曰《國事》，或曰《短長》，或曰《事語》，或曰《長書》。它的作者不可考，有人疑出于蒯通。大概是秦漢間人雜采各國史料編纂而成。后來劉向重加整理，定名為《戰國策》，遂相沿至今(一九七三年底，長沙馬王堆三號漢墓中出土大批帛書，其中一部分，經文物考古工作者整理研究，共二十七章，三百二十五萬行，一萬一千多字，定名為《戰國縱橫家書》。其中十一章內容見于《戰國策》和《史記》，文字大體相同。另十六章，是佚書。這部大約編成于秦漢之際，類似后來劉向重編許多縱橫家言為《戰國策》所根據的一種被埋沒的縱橫家言的輯本。其中佚書為司馬遷、劉向所未見，為戰國史的研究提供了重要資料。)
《戰國策》的基本內容是戰國時代謀臣策士縱橫捭闔的斗爭及其有關的謀議或辭說。它保存不少的縱橫家的著作和言論。春秋以來，長期分裂戰亂，人民無不渴望解甲息兵，恢復和平統一生活。諸侯中的強大者，都想“并天下，凌萬乘”。所以戰國末年，秦齊二國皆各自稱帝。由于社會變革的影響，“地勢形便”的秦國后起變法以致富強，打破六國均勢局面。從此以后，秦以新興力量向外擴張，企圖蠶食諸侯，統一海內，引起各國間的復雜矛盾和斗爭。在這種情況下，諸侯間的勝負雖然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于武力，但也決定于謀臣策士的勝算和縱橫勢力的消長。所謂“橫成則秦帝，從成則楚王”，那就是說，勝負的最后關鍵并不完全決定于軍事，而更重要的是決定于政治的巧妙運用。這時候，春秋時代所講的禮法信義，不得不變為權謀譎詐；從容辭令的行人，不得不變為劇談雄辯的說士。所以《戰國策》中所載一切攻守和戰之計，鉤心斗角之事，正是這一時代政治斗爭的反映。而其時許多謀臣策士的游說和議論，也是春秋時代行人辭令的進一步發展。
《戰國策》所寫的人物是極其復雜的，其中有不少是追求個人功名富貴的利己主義者，例如蘇秦起初本是以“連橫”說秦王，“書十上而說不行”，乃轉而以“合縱”說燕趙。陳軫先仕秦而后仕楚，既仕楚而又貳于秦，朝秦暮楚，立場不定。但也有排難解紛而無所取的“天下之士”，如魯仲連的義不帝秦。也有意在收買人心、焚券“示義”的馮諼(齊策四)，雖然他是為統治階級效勞，卻也替人民做了一件好事。也有敢于反抗強暴，蔑視王侯的義俠和高士。如唐且的“布衣之怒”(魏策四)，顏斶的直叱“王前”(齊策四)。而后者更反映士的地位的提高和民主思想的抬頭。此外書中還從側面揭露統治階級女性固寵的斗爭和宮闈的丑行，如鄭袖的讒害魏美人(楚策四)、秦宣太后欲以魏丑夫殉葬(秦策二)表現了她們的陰險與無恥。以上這些雖然只作客觀敘述，但也反映了戰國時代各種歷史人物的精神面貌。
《戰國策》的文章特點是最長于說事，無論個人陳述或雙方辯論，都喜歡夸張渲染，充分發揮，暢所欲言，具有很強的說服力。如蘇秦說趙王(趙策二)，張儀說秦王，司馬錯論伐蜀(并秦策一)，虞卿斥栲緩(趙策三)等，就歷史散文的明白流暢來說，已經達到前所未有的高度。而且策士們估計形勢，分析利害，往往細致準確。如蘇秦勸薛公留楚太子，分析它有十個可能的結果(齊策三)；齊索地于楚，而慎子告襄王三計并用(楚策二)。雖然《戰國策》記述事件的后果不盡可靠，但作為縱橫家論事的本身來看，則是持之有故，言之成理的。
其次是描寫人物的形象極為生動。如蘇秦說秦不行及相趙歸家，前后頹喪和得意的情狀，以及庸俗的世態人情(秦策一)，魯仲連的俶儻奇偉，慷慨慕義，“不詘于諸侯”的精神，無不栩栩如生，維妙維肖。特別是燕策中用全力寫刺客荊軻，是一篇完整的俠義故事。例如易水送別一段：
遂發。太子及賓客知其事者，皆白衣冠以送之，至易水上。既祖取道，高漸離擊筑，荊軻和而歌，為變徵之聲，士皆垂淚涕泣。又前而為歌曰：“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去兮不復還!”復為慷慨羽聲。士皆瞋目，發盡上指冠。于是荊軻遂就車而去，終已不顧。
在一種悲壯淋漓的氣氛中，把一個怒發沖冠、沉毅勇決的英雄形象十分鮮明生動地表現出來。
至于書中說事，常常運用巧妙生動的譬喻，通過許多有趣的寓言故事，以增強論者的說服力，甚至有時還可以節省文辭。如江乙以狐假虎威對楚宣王(楚策一)，蘇代以鷸蚌相持說趙惠王(燕策二)，蘇秦以桃梗和土偶諫孟嘗君(齊策三)，莊辛以蜻蛉、黃雀說楚襄王，汗明以驥服鹽車說春申君(并楚策四)等，入情入理，也是一個特點。特別像鄒忌諷諫的方法更為巧妙。他拿親自體驗的生活瑣事來啟發齊王，小中見大，步步進逼，使齊王感到四面八方被陷臣包圍的危險，不得不下令大開言路。鄒忌的生活體驗可能是事實而非虛構，但借來作為一種增強說服力的手段，依然帶有寓言意味，可謂別開生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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