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645年5月（南明弘光元年四月），豫親王多澤指揮的清軍主力，炮轟已被圍困三日的揚州城。頓時，“失石如雨，尸積如山，清軍籍以登城，蜂擁而上。”城內南明軍民遂與清軍展開激烈的巷戰。經過一天一夜的激戰，“城內戰死者甚眾，史可法自刎未殊，遂遇害。”（《明通鑒》）
當古老的揚州城在腥風血雨中陷落后，多澤便以不聽招降為名，下令屠城。“街中尸體陳橫，互相枕籍，血流入水中，池塘為尸體所添滿。”“查焚尸簿記載，前后共計八十余萬。”（王秀楚《揚州十日》）
幾天之后，清軍兵臨南京城下，弘光帝與馬士英等亡命于浙江，南明弘光小朝廷覆滅。
毫無疑問，明末是中國歷史上悲劇色彩最濃的時代。因為，它不同于一般的改朝換代，而是在異族大舉入侵之下而覆滅的。所以，在數百年后的今天，我們往往會發出這樣的疑問：對這充滿凄然誄氣的“揚州保衛戰”和空前災難的“揚州十日”，究竟如何評說？
有人認為，“揚州保衛戰”和“揚州十日”的大屠殺，是一場民族之間的戰爭和殺戮，即是以滿族為主體的清朝和以漢族為主體的南明之間的戰爭和殺戮。因為，中國歷史上的民族大融合都是以武力征服為后盾的。
然而，我們能僅僅用這歷史的未來為當時的歷史定性嗎？
當時的歷史，實在是比我們所相象的要復雜得多。據《甲申朝事小記》載：就在距揚州保衛戰開始的二十余天前，史可法從揚州至泗州部署抵抗南下清軍作戰的途中，便得知：“泗沿河一帶總兵官李遇春已降。”在清軍包圍揚州城的前幾天，史可法又得知：“總兵劉良佐和高杰已降清。”而在清軍炮轟揚州城的前夕，“甘肅鎮總兵李槭鳳，監軍高歧鳳出門降清。”于是，在后來的“揚州十日”的大屠殺中，這些降清的漢族部隊大都充當了滿清殺戮南明軍民的幫兇。“高杰叛軍至揚州城，其掠奪比滿兵更甚。”（王秀楚《揚州十日》）
對此，今天有人不由感慨萬分：漢族那睚眥必抱的血性到哪去了？于是，開始懷念和詛咒漢族曾經有過的雄渾大氣和在揚州十日”中的奴性。
事實上，這漢人中的“麻木與奴性”，不過是王秀楚眼中的一部分人的行徑而已。其實在民族危亡之時，有相當多的漢人選擇了與清軍“以死相爭”的英勇壯舉。據《明通鑒》載：清軍攻入揚州城后，“揚州知府任民育，緋衣端坐堂，遂見殺，合家男婦盡逋井死。同知曲從直與其子死于東門。總兵劉肇基所部四百人巷戰，格殺數百人，后騎來甚眾，力不拔，與副將乙邦才戰沒。”又據《甲申朝事小記》載：清軍圍攻揚州城之時，“副將馬應魁，領旗鼓，每戰披白甲，書‘盡忠抱國’四字于背。揚州破，戰死。”諸生許王家被清軍拘押時，“或勸曰：‘君故明一諸生，未食天碌，何以身殉？’王家曰：‘君臣之義，豈論仕與不仕？公等復言。’”
其實，為反抗滿清暴行而死者，不僅有南明的將士和士人，更多的是來自于社會下層的普通市民。其中有醫生，商販，漁夫等。如市民笪某被清軍抓獲之后，“嘆曰：‘我一介小人，今日得之士大夫之烈，為忠義而死，死之猶生也。’臨刑神色不變。”（同上）
那么，到底是什么精神在支撐著他們，面對死亡而臨危不懼？
明末清初的思想家顧炎武在〈日知錄〉中嘗云：“有亡國，有亡天下。亡國與亡天下奚辯曰：‘易姓改號，謂之亡國。仁義充塞，而至于率獸食，人將相食，謂之亡天下。是故知保天下，然后知保國。保國者，匹夫之賤，與有責焉耳矣！’”在顧炎武看來，改朝換代和老百姓沒什么關系，而漢族文化的淪喪，具有更為嚴重的歷史后果。因為，漢文化的興亡，才是每個人戚戚相關的大事。
我們說，“忠義”觀念，不僅是南明時代漢族的價值觀，也是中國數千年傳統道德的最高原則。“忠義”，乃“忠為報國”（孔孟之后，封建統治者則將其異化為“忠君報國”）。顧炎武這痛心漢族文化衰亡之感慨，顯然仍未從根本上捅破君權專制下的“忠義”觀念，這層薄紙。但我以為，在民族危亡之時，這“忠義”有了一種全新的內涵。它不僅是爭得民族生存與自由的精神支柱，也是生命價值之所在。因此，從這個意義上說，“揚州保衛戰”和“揚州十日”，乃是一場民族生存之戰。在南明軍民與清軍以死相爭中，實際上是以生命來爭得他們的生存空間和人的相對自由這一“天下”，以期待新的個體生命的生成與安置。因此，“忠義”觀念，便升華為對民族精神的認同和張揚。所以，為民族精神這一生存空間的“天下”而死，也就成了他們唯一的人生選擇。
相反，那些在民族危亡來臨之時，紛紛投向滿清的漢人，不正是喪失了這為民族生存之“天下”而死的“忠義”精神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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