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青年報「冰點新聞」 4月22日
“我們決心做當今語文教學的‘叛徒’”
期末考試結束了，別的班的同學都在家焦急地等分數，或為寒假補課找老師，上海復旦附中高二年級3班的學生，卻在班主任黃玉峰老師的帶領下，踏上了“學古人風度，察今人民情”的’99寒假浙東文化學旅……
這并不是一次單純的游玩。出發前，黃玉峰老師從《史記》、《文苑精華》、《中國六朝山水詩選》等古籍和現代作家作品中，挑選了兩萬多字的詩文，印發給同學，要求大家仔細研讀。
為期8天的旅程中，從紹興沈園的“東風惡，歡情薄”，寧波天一閣的風雨，到張岱、郁達夫筆下西湖的不同風致，從三味書屋、蘭亭到王國維故居，同學們循著名士大家的文字和足跡，在以山水自然為師的天地大課堂中，心馳神醉。
黃玉峰說，這也是他上的“語文課”。
兩年前，剛剛收到復旦附中的錄取通知書不久，3班的同學又收到了一封短信：
“祝賀你進入附中修煉。愿我們為改變語文教學落后，人文素質低下的現狀而共同努力。”署名是“你的朋友黃玉峰”。
信是用毛筆寫的，漂亮的行書寫在古色古香的宣紙信箋上。
同學們收到信后非常激動，都說沒收到過老師寫給自己的信，沒想到還有用毛筆寫信的人。
讓他們更沒想到的，上了快10年的語文課，變得和以前不一樣了：
兩年來，除了統一的期中考試和期末考試，語文課沒有考試，也從來不做各種模擬試卷；
教材里的某些課文，老師不講，只要大家看懂即可。卻在課本之外，補充了古今中外的數百篇文章；
幾十位滬上知名的學者專家到班上開設講座，講述他們讀書、治學的心得以及研究領域中的最新發現；
每周有固定的時間練習書法，學國畫和篆刻；
每星期有一節語文課到圖書館看書……
在他們那本印制精美的班刊《讀書做人》創刊詞中，我看到了這樣的句子：“我們決心做當今語文教學的‘叛徒’”。
其實，這真正的“叛徒”是他們的語文老師黃玉峰。
“以素質教育對應試”
黃玉峰，復旦附中高級教師。一位教了30年語文課的老師。他說自己越來越不知道中學語文課該怎么教了。
“上課聽分析對答案，下課做習題，已經成了語文教學的基本模式。而這些分析和練習，無非就是把簡單的問題復雜化，把好端端的文章碎尸萬段。‘讀書人’不讀書，全成了‘習題人’。”
黃老師參加上海高考閱卷已有10年，前幾年還擔任閱卷中心的主任。他說，這么多年，每次閱卷都會因為試題、標準答案和評分標準的問題，和閱卷的人吵，和出卷的人吵。
按規定，閱卷中心的人要在批改前先把卷子做一遍。這里面有大學教授，有比較好的中學教師。經常發生這樣的情況，5個人中，3個人和2個人答案不一樣，或1個和4個不一致。還有幾次5個人的答案都是一致的，結果一看標準答案，他們全錯。“連老師都摸不準的題目，讓學生怎么答？”
“當前語文教學面臨困境，這是一個不爭的事實。但是，在高考現狀不能很快改變的情況下，如何扎扎實實在實踐中尋找出路呢？”黃老師說，“我有一個想法，不以應試教育對應試，而以素質教育對應試。只要學生的素質真正提高了，他們對付考試的能力也不會差。”
于是，在學校領導的支持下，1997年的高一年級3班成了復旦附中首屆文科加強試點班，學生由隨機分班組成。黃玉峰說：“我們不是文科班，也不是重點班，只是在語文教學上，我用了點特殊的教法而已。”
“我主要讓學生有一種體驗”
高一年級開學第一課，黃老師提了3個問題：
“過去9年語文學習存在著什么問題？”
“學習語文是為什么？”
“怎樣學好語文？”
同學們的回答五花八門，很多人都說“對語文沒興趣”、“怕語文，尤其怕作文”。
黃玉峰說：“這都是蹩腳的語文教學留下的弊端。”
為了適應考試，小學語文從二三年級開始，就讓學生花大量時間去背孤立的詞語解釋，挖空心思地造句，機械地抄寫。到了五六年級，又要做所謂的“閱讀分析”，學生既沒有積累足夠的語言信息，形成語感，又缺乏必要的知識儲備，只能死背教參和習題集中的標準答案。
到了初中，仍然是整天被泡在莫名其妙的“分析”中，閱讀量少而又少。“如果高中3年那么好的年齡，再全部投入到做一些無聊的習題里，聽憑一些蹩腳的老師把已經嚼得毫無滋味的東西喂給他們，真是迫害他們！”
“有些文章，不是內容不好，但是不適合放在語文教材中。”他說。對那樣的文章，讓學生自己看，意思明白就行了，沒必要多講。“省下的時間，讓學生多看點好東西。古今中外，好文章太多了，教材中都沒有。”
黃老師給大家介紹了中外許多作家、學者關于學習語文的觀點，印發了叔本華、朱熹、胡適、朱自清等人論學習的文章。師生達成共識：學語文的主要途徑是靠自己讀書，靠自己作文，靠自己領悟，靠自己修煉。
黃玉峰說：“沒有一個老師能夠天天讓學生有收獲。我自己講課，1課、10課可能很生動，但我講一學期，未必就課課生動。讓學生自己看書，和古人對話、和外國人對話，自己升華。不懂的來問我，我知道的告訴你，我也不懂的，和你一起探討，或者給你介紹更有研究的老師，這種學風才是最重要的。”
在教材之外，黃玉峰兩年來補充給學生印發的文章超過100萬字。從《論語》、《大學》、《莊子》、《詩經》、《楚辭》中的經典篇目、西漢鴻文、唐宋散文、明清小品，到國外蒙田、茨威格等人的文章。開的書目就更廣泛了，從《紅樓夢》到《射雕英雄傳》，從《簡愛》到《共產黨宣言》無所不讀。
黃老師還為班上每個同學都辦了復旦大學圖書館的閱覽證，并和學校周圍的書店聯系，給學生買書優惠。“我的學生已經不再只會買教學參考書了。”
在3班教室，我看到同學的課桌上除了教材、習題集，還有《萬歷十五年》、《朱元璋傳》、《國學概論》。
“學生們愛讀書、會讀書、將來養成終生與書為伴的習慣，我覺得，我的教學就成功了一半。”他說，“老師教的東西，最多就是一杯水、一桶水，為什么不讓他們自己到大江大海里去游泳呢？”
勞于讀書，逸于作文。讀書積累到一定的量，自然會產生表達的沖動。黃玉峰說，讀與寫，讀是根本，寫是讀以后自然達到的階段。為寫而寫，就像讓沒有吃足桑葉的蠶寶寶吐絲，實在是強人所難。
看看那本由同學自己寫作、編輯的班刊《讀書做人》，除了有感而發的散文、隨筆、讀后感之外，還有不少研究性的論文：《試探李商隱詩風形成的原因及其影響》、《周作人人文主義思想討論》、《狂與逸--李白人格淺談》、《從〈復活〉看批判現實主義意義》、《試述希伯來民族不滅的信仰原因》，實在不能讓人相信，這都是出自十幾歲的中學生之手。
黃老師說：“也許在真正的研究者看來，他們的東西還很幼稚，沒關系。我主要讓學生有一種體驗，一種創新的體驗、一種研究學問的體驗和成就感，這就夠了。”
在這次寒假的浙東學旅中，有一站是上虞的春暉中學。20年代，在中國有“北有南開，南有春暉”之言，當時許多的知名學者文人都曾來在此代課任教。
“蔡元培、郁達夫，葉圣陶、夏丐尊到那兒講課。”黃老師激動地和我說，“這些學者肯去那么一個偏僻地方，可見當時人對教育的重視。弘一法師、豐子愷在那里教音樂美術。看看現在，美術音樂課都是什么人在教？”
黃玉峰在留字時寫道：舌耕杏壇半生心，我在春暉愧為師。“和這些人比，我們有什么資格做老師？”
“其實，著名學者、大學教授到中學任教辦講座，在原來是有傳統的。這樣做最大的好處是能開闊學生的眼界，讓他們接觸真正有價值的東西。”
從1993年開始，黃玉峰就外請作家、學者、科學家來給學生開講座。這兩年，更是有計劃地邀請了幾十位學者專家來3班。講座的內容除讀書治學，還有不少專業性很強的題目，如：科舉制度與中國社會、少數民族語言與漢語的關系、文化地理學簡介、紅樓夢人物論，等等。
黃老師特意和專家說，要講你自己的研究，最有心得的，不要泛泛而談。“法乎其上，得乎其中，同學們就算不能完全領會也沒關系，時間長了，他們的眼界和判斷力就會不同。”
“語文要培養一個人的情操和獨立的人格”
我問3班的同學：“黃老師的語文課，和你們以前上的語文課，最大的不同在哪兒？”
“自由、大膽！”他們脫口而出。
老師講得大膽，不受教材、教參的拘束；學生想得大膽，什么觀點都可以討論，老師絕對不會說你錯了，應該是什么。
比如怎么講魯迅。
魯迅是中華民族偉大的思想家、文學家，他的文章在教材中也選得很多。但是，很多中學生都不喜歡魯迅。
“因為教材中的魯迅并不是完整的魯迅。而且，學生心中的魯迅，大都是經過教參解釋過的魯迅。”
黃玉峰說，教材中選魯迅文章，大都是鋒芒畢露的政論文，像《文學與出汗》《喪家的資本家的乏走狗》等，好像沒有寬容精神，不可親近。
“再加上教參中的誤讀。”黃老師轉述著名的魯迅研究學者錢理群的一段話：“中學語文教參對魯迅作品，很多分析十分煩瑣，觀點也大多是五六十年代的“魯迅觀”，包含著許多對魯迅的神化、曲解和簡單、機械、庸俗化的理解。實際上，近十多年來，研究魯迅的學術界，已經對這些做過科學的清理，并且取得了一些新的成果。而中學語文教學卻仍然停留在五六十年代的觀點……”
為了讓學生接近一個完整的魯迅，并理解他對中華民族的大愛與大恨，黃老師向同學介紹了不少教材之外的魯迅文章。
《文化偏至論》是魯迅5篇文言文之一，當時寫作此文時作者不過20多歲。但他對世界各國宗教、文學、政治、經濟的熟悉與把握，文中那些現在看來還閃著很多火花的觀點，讓同學們看了非常吃驚，他們感到真正接近了一個偉人。
講《祝福》，黃老師也不是按照教參所說的“四條繩索”去分析歸類，而是在同學看過文章后問了一個問題：“看到什么地方最打動你？”然后根據學生所說，一共列出了祥林嫂的14悲，再看看這些現象在現在社會中是不是還有？
黃老師說，“我希望學生能帶著感情學習。語文不僅是教識字，還要培養一個人的情操和獨立的人格。而我們這些年來，在這方面完全失落了。”
還有的課，基本是由學生主講，大家一起討論。黃老師說：“我是輔導員，不是說書人，應該把課堂上的學習時間還給學生。”
那么這種“自由大膽”的語文課給予學生的是什么呢？
“我開始喜愛讀書了，那些裝訂成冊的紙張有無窮的魅力。”
“我堅持每星期背詩。”
“語文應該是大語文。我變得更關心社會、關心人了。”
“以前我以為語文就是字詞、語法，而現在我領悟到了語文的真諦，那就是讀書和做人。一個人懂得越多，就越會感到無知。”
“我漸漸淺淺地摸索到人類的精神家園。”
“我漸漸學會用自己的眼睛看世界，用自己的頭腦想問題。”
“也許這個班并不能把我們的文學、書畫、篆刻水平提高到專業程度，但它培養了我們一樣最寶貴的東西--興趣。”
對黃玉峰老師來說，最讓他高興的，是“同學們普遍反映自己長大了，感情更豐富了，有了更強烈的愛憎、更強烈的責任感。獨立的思考、自由的精神強烈了。”
這正是黃老師心中語文教育的目標，學會讀書，學會作文，做真的人。
“我自己也沒有想到，在教學改革上的嘗試，稍微邁出了一小步，會有這樣大的收獲。一年半的時間，學生的飛躍讓我驚訝，而且逼得我自己要不斷學習。”
“他們現在很厲害的，常常向我發難，把我問倒。”黃老師樂滋滋地說。
“有沒有被學生問得很尷尬的時候？”我問。
“我不大會尷尬，我不懂就說不懂。”黃老師一笑，“我覺得在學生面前要老實。”他覺得，現在的學生在很多方面都要超過老師，像對電腦的熟悉，接觸的信息量之大，學新東西之快。
“現在很多老師還能吃飯，就是因為這種教學方式壓制著學生，讓他們不能自由充分地發展。”
黃玉峰曾經送給3班同學每人一本《愛的教育》。他覺得目前的教育，從小學開始就一直是一種淘汰的教育，不斷淘汰，淘汰大多數，大多數人都是灰溜溜的“被淘汰者”。而不能讓學生接納自己，欣賞自己。
在黃老師心里，有這樣一種境界：暮春三月，像孔子與他的學生那樣，“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每個人都可以提出問題，大家一起討論。有時候是老師高明點，有時候可能是學生高明。
“你擔心不擔心，這些學生適應了你的這套思路，將來卻不能適應高考的要求？”
黃玉峰推推眼鏡，信心十足地一笑，“對分數我一點兒也不擔心。”
“教了30多年的書，對付高考我不是不會。”黃玉峰曾應邀在《文匯報》開專欄，專寫高考之前的復習。他說，到高三之后，教學方法上肯定也會有所改變。而且學生們很聰明，他們也知道什么不適合表現在高考考卷上。“這都是技術性的操作，很方便。重要的是，我們不僅能應付考試，還能超越考試。”
實際上，3班這兩年來的考試成績，也一直在年級前列。語文、外語成績始終名列前茅；校生物競賽，3班同學入選最多；10名被特批提前參加復旦大學文科基地班考試的同學，有3人達到錄取分數線；學校藝術節，他們拿了三分之二的獎狀；計劃中的第六期《讀書做人》，將是數理化與外語專刊……
“這種教學方法的影響，不僅表現在眼前，或是明年的高考，還可能發生在10年、20年后。隨著這些學生的成長，他們如何對待世界，如何處理自己的人生問題，都會變得不一樣……”復旦大學人文學院副院長陳思和教授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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