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明濱
前北大英文系教授辜鴻銘知識淵博，學貫中西，身上具有許多矛盾的現象。他既精通多種外文，又深諳西方文化，對之頗有感情；卻信守儒家道德，堅持中國傳統文化。身為近代的名牌大學教授，卻在民國以后仍拖著稀疏小辮子，穿長袍馬褂，甚至提倡納妾。世稱其為京城一景，或譽之曰“文化怪杰”。
辜氏的“怪癖”
自然遭到非議，不過他為中西文化交流作出了相當大的貢獻。他不但在中國傳播西方文學與文化，而且由于親歷了西方社會列強的混戰(zhàn)，看出西方文化的弊病，因而更感到中國文化的偉大，故而極力向西方推薦中國文化。他游學西方時就以多種外文寫作，在海外出版多種著作，認真宣傳和弘揚中國文化，其著述早就為世界所新推崇。
正是出于此種意向，他想到了具有深厚人道主義思想的俄國文豪托爾斯泰，主動向后者贈書，把自己用英文寫的《當今，皇上們，請深思！論俄日戰(zhàn)爭道義上的原因》和《尊王篇》兩本書，通過俄國駐上海的總領事勃羅江斯基轉遞，送交托爾斯泰。
辜氏題贈的兩本書如今仍珍藏在莫斯科以南200公里外托爾斯泰莊園的藏書室里。其內容恰恰是宣傳中國傳統文化優(yōu)越和批評西方文化的弊端。《當今……》那本書從中國古代的倫理道德觀念出發(fā)，從東西方兩種生活方式、兩種文化的沖突來解釋戰(zhàn)爭的起因，進而譴責西方列強對中國的侵略政策�！蹲鹜跗穭t介紹中國傳統的政權觀念和改良派的新思想，宣揚君主主義。
贈書在1906年3月送出，是年托翁78歲。他接書后的欣喜之情是不言而喻的，便很快作出反應。先是請秘書復信致謝，并讓好友切爾特科夫把他在國外出版的違禁作品郵寄回贈辜氏。后又于同年9、10月間親自寫了一封公開的復信，題為《致一個中國人的信》，先后用德文和法文發(fā)表在德國的《新自由報》和法國的《歐羅巴郵報》上，在歐、亞兩洲引起反響。同時印出俄文版單行本。這封信在中俄文化交流史上具有重要價值，后來已收入《托爾斯泰全集》（百年紀念版，第36卷），曾于1911年譯成中文，登在我國的《東方雜志》（元月號）上。
那封近萬言的長信開頭是這樣的：
“我收到您（指辜氏）的書，并懷著極大的興趣將其讀完，特別是《尊王篇》。”
接著便表達了托翁對中國的一往情深：
“中國人民的生活，過去一向令我極為關注。我曾經盡力去了解我所能了解的中國生活里的事物，尤其是中國的宗教智慧--孔子、孟子、老子的著作及其注疏。我也看過中國的佛經和歐洲人寫的有關中國的書。近來，在歐洲人，其中很大程度上是俄國人對中國施行了那些暴行之后，中國人的一般情緒，當時和現在都令我特別關注�！�
看來，正是基于對列強侵華的強烈憤慨，使得托翁和辜氏有了共同的感情，才能很快親近起來，以致初次的文字之交竟像是知友之間誠摯的談心。托爾斯泰晚年以堅決放棄貴族特權、堅定不移走“平民化”的道路、反對侵略和壓迫、反對不義的戰(zhàn)爭著稱，尤其同情中國遭受列強凌辱的命運。如此高尚的人格恰恰為辜鴻銘所敬重。在莫斯科托爾斯泰博物館里，有一份辜氏簽名的賀詞，即是明證。賀詞里寫道：
“今日我同人會集，恭祝篤斯推（按：即托爾斯泰的早期中譯名）先生八秩壽辰。竊惟先生當代文章泰斗，以一片丹忱，維持世道人心，欲使天下同歸于正道，欽佩曷深……此真千載一時之會也，同人不敏，有厚望焉，是為祝。”
這是1908年9月9日（俄歷8月28日）托翁80華誕時，包括辜氏在內的一些中外人士在上海集會慶祝，向托翁致送的祝詞，用中、英、法三種文字寫成。從中可以看出辜氏（及以他為代表的文化人士）是敬重于托翁的，首先是作為“當代文章泰斗”，還有那“維持世道人心，欲使天下同歸于正道的”“一片丹忱”，也即維護正義和人道主義的赤誠之心。
反過來，托翁的回信中看重辜氏的，也是后者反對列強侵略、批判西方文化的大無畏精神。當然從中也透露出托翁贊同辜氏維護君主主義思想，及其反對中國走“西方化”道路的主張。
不過，對于中國今后的走向，兩人的觀點似不相同。托翁向辜氏的說教是：
“只要中國人繼續(xù)像他們過去一樣，過著和平的、熱愛勞動的和從事農耕的生活，在行為上遵循他們的三種宗教：儒教、道教、佛教的教義（三者是一致的，都是要擺脫一切人的權力：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克己、忍讓、愛--人及一切生靈），他們現在所遭受的一切災難便會自行消亡，任何力量都不能戰(zhàn)勝他們�！�
而辜氏則擯棄托翁“不抗惡”和“忍讓”的說教，堅持要用中國傳統文化的美德，即發(fā)揚“國粹”，以戰(zhàn)勝西方列強的邪惡。即如托翁已感到的那種抗爭的氣魄：“從您的書中看到了中國表現出戰(zhàn)斗的精神、用武力抗擊歐洲民族所施加于它的暴行之愿望。”
據我們多年的教學生涯所知，辜氏也是中國人當中最早直接向托翁表達了不同于后者的說教，指出反抗才有出路之見解的。是故托翁看了辜著之后才直言自己是“現在懷著恐懼和憂慮的心情聽到并從您（辜）的書中看到”這種精神，擔心“如果中國人真是失去了忍耐……那就很可怕了”。
自然，兩人不同的主張中也反映了兩國之間、兩種文化傳統的異同。
辜鴻銘卒于1928年。他同托爾斯泰的文字交往已經成為中俄文化交流史上的一段佳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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