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生也晚，剛上學接觸的教材是漢語拼音中夾雜的幾個大字：“千萬不要忘記階級斗爭”。后來多讀了兩頁書，知道一百年前的教材上寫的多是仁義禮智、君子小人之類。不小心十八歲就開始教書，從小學、初中、高中、中專一直教到大學，對教材始終保持一種敏感。放棄大學的教職到上海教中學的原因，固不排除俗世的種種利害取舍，其中也不乏對中學語文教學和教材探索的特別鐘情。
（一）
教材本來是“藥引子”，是用來引導學語文的。葉圣陶先生認為課文不過是做例子，后輩學人也深以為然。但到教學中就不一樣了。很多語文老師還在把教材的每一篇課文精剖細析，挖掘其微言大義，把教參上的條條框框搬寫到教案上，再把教案移化到課堂中。一篇文章的幾句話、幾個字詞翻來覆去講，雖然用些先進的方法，如啟發、引導、討論、提問，用些先進的工具，如投影儀、幻燈機、電腦課件等等，但內容奇缺、趣味太少，還是直教的學生大倒胃口，甚至厭學語文，直教的跳出一位韓寒一呼百應，學生群起攻攻訐。韓寒的幾百萬冊書都賣給誰了？那是一種反抗情緒的傳播。
問題出在多個方面，除開教師素質不談外，最重要的是教材。比如目前上海還在使用的H版和S版教材，內容太少。舉H版第一冊為例，一共才有20篇課文，全書不到16萬字。學生學起來在知識容量和文體風格、閱讀廣度等等方面都遠遠不夠。這樣的教材使用起來實在吃力。因為做“藥引子”做例子也得能做的差不多，而補充大量讀物和教學內容，無異于另起爐灶再編一本教材。教材既然是做例子的，就不應該把例子后面的大量的東西隱藏起來，比如課外閱讀選目、課外讀寫練習的范例、語文活動的內容和方式等等。最近非常高興的看到了上海市二期課改的語文新教材，新教材有許多變化，量上達到30萬字，課文達到43篇，令人耳目一新。但12月初在普陀區某校聽了一節新教材的公開課，卻對語文教學的底層現實不敢恭維。公開課講的是《邂逅霍金》，年輕的女老師在一位特級教師指導下，在課前讓學生閱讀了這篇千字文章，并利用網絡搜索獲得了霍金的許多資料，甚至同學們分組已經做了類似于研究課一樣的課題（關于霍金的），做了筆記、討論，形成了自己的觀點和看法。這本來很好，這節課老師幾乎沒有多少可講的，就是學生發言和展示了。評課的時候卻有兩位在場的語文權威仍然覺得對“文本分析不夠”，應該對文中如“冷漠”“震撼”“凝視”“俯視”“敬仰”等詞做咀嚼，挖掘其“深層的理性美”。我的感覺就是我們的一些語文老師已經做了類似漢唐時代的“經師”一樣的人物，他們總是能從一篇課文中找到“閃光”的詞匯和語言，引導學生去咀嚼，去品味，去“微言大義”。另據可靠的消息說，多方面反映新教材太難教，已經決定要降低難度、減少課文了。我想，如果教學方法和教學思想不變，再編寫怎樣新的教材，也不過換湯不換藥，光換“湯”當然不能治“病”，何況僅僅只是換“藥引子”。
（二）
再談教材和考試的關系。
話說2001年10月普陀區布置高中期中統一調研考試，關于命題范圍的問題，我提出不考或少考課本中的語段，不考或少考課內知識。教研員瞿志軍是語文界青年才俊，他理解我的想法，但是也無奈地對我說：需要照顧大多數學校和老師的意見。最終命題以一半課內一半課外來考試。考完講解試卷，我的學生提出：老師，我們的課內題目還不如課外題目答的好。我只好笑笑說：大家的能力提高就好了（我們考了普陀區第一名）。
縱觀最近幾年的高考命題，課本早已被摔到十萬八千里之外。高考的題目難度和形式遠遠不是教材所能涵蓋，特別是考試中語段的選擇。高考題靈活多變又緊貼時代，緊抱課本連應試的問題也解決不了，這一點高三的老師多有體會。
有的老師反問：我們學了一本教材，你不考課本上的能反映什么？他的觀點是，考試是為了反映一段時間的教學情況，是為了給老師排排隊，給學生排隊，便于做比較。事實上，考試是為了讓學生了解自己的學習狀況，引導學生學習的方向。教材是做例子的，那就不能總是考例子，應該多拿例子外面的東西來考查學生能力掌握的情況。
（三）
怎么編寫教材是個大問題，但我還是想說說。過去這個問題是不容置喙的。我以為：
第一：教材不必“欽定”，審查教材也該放寬為主（這當然不是因為我自己在編寫教材就這樣說）。只要教材沒有政治原則問題，沒有教唆犯罪或反人類等思想，就應該予以通過，讓有個性的教材和有個性的老師得到發揮。私塾時代以科舉考試為標準統一了教材，把中國人的思想都封閉到了很狹窄的范圍內，既不利于時代的創新發展，又不利于人才自身的需要。我們反觀建國以來的語文教材，不同程度都有問題，總是過上幾年后發現了再改。事實上，完美的教材永遠沒有！既然這樣就應該讓民間來參與，讓新鮮的教材不斷出來，讓優秀學者、教授自己編寫教材（上世紀三十年代葉圣陶、朱自清等都編過中學語文教材），豐富教材園地，讓實踐來檢驗，優勝劣汰，這樣才更有創新教育的價值。
第二，高中語文教材的編寫不必追求學生最終全懂全會。即課文的難度梯次要拉開，要有學生覺得自己也能寫得來的文章，作為寫作的范例；也要有很難讀懂的學術或準學術論文，讓學生知道一些人文世界的理論和科學發展的深邃（這樣的文章年年在高考題中都有，惟獨教材中沒有）。學生不懂還可以“爬坡”去逐步弄懂，如果都是簡易的便沒有這樣的機會。
第三，高中語文教材內容要豐富。不必追求每一篇課文都學，但一定要提供學生足夠的閱讀量（也可以是推薦書目），便于學生選擇。從這個角度上說，上海二期課改的高中語文教材內容不是太多而是還有些少，比如推薦學生閱讀的書目僅僅只有六本，介紹的語文綜合實踐活動只有三個，顯得太單調。像實踐活動，兩三輪教學下來，恐怕就有學生照抄上屆學生的作業，就又要有作業“范本”出來，好比當年的“樣板戲”。
最后，教材一定要有文化品位。我們是繼續喊“千萬不要忘記階級斗爭”還是繼續用“君子小人”的標準衡量人與世界、人與社會是很重要的問題。大學生的人文精神缺失很大程度上是中學階段沒有相當的文化底蘊積累造成的。如果沒有一定的文史哲基礎的累積，尤其是對民族傳統文化精華及世界各民族優秀文化的認識和了解，怎樣來構筑人文精神的通天大廈？
是為三思
12月8日于上海
k12論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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