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藏鄉村社會生活的現代化趨勢論文

　　隨著西藏鄉村經濟結構中農牧業份額的下降和農牧業生產方式自身的現代化，西藏鄉村社會的生活方式發生了深刻的變化，這是西藏農牧業社會生活現代化的一個重要方面。

　　從生存型走向發展型

　　西藏傳統農牧業階段，由于社會生產力水平低下，農牧民的生活內容是圍繞生存展開的，目的是滿足衣、食、住、行等基本生存需要。隨著改革開放，土地歸戶使用長期不變，畜牧私有私養長期不變政策的落實，農牧民生產力水平不斷提高，可供消費的物質財富日益增長，直接用于生產勞動以外的剩余時間也越來越多，因此，農牧民生活中更多的花費和精力可以用于個人的享受、發展和提高，這樣消費結構改善了，生活內容豐富了，個人的選擇空間也日益擴大。

　　西藏改革開放以后，隨著農牧民收入的不斷提高，農牧民需求層次也在不斷提高，生活消費結構向更趨于合理化方向發展，食物消費在全部消費支出中的比例有所下降，動物性食物及水果、蔬菜的消費有所增加；自給性的初級產品消費有所減少，商品和加工產品的消費有所增加。據西藏自治區農村社會經濟調查隊，1992年對堆龍德慶縣30戶農民的抽樣調查統計，農村人均生活消費支出，1985年為306．18元，1992年上升到608．36元，分別占當年總開支的51．17％和67．10％；再從全西藏農牧民家庭人均生活費支出來看：1996年西藏統計年鑒中農牧民人均生活費支出為896．80元，與同期西藏城鎮居民平均生活消費水平相比增長了74．60％，就生活消費內部各項支出來看，盡管農牧民家庭支出中生活消費品支出仍占絕大多數，但非商業性支出所占比重趨于不斷增長。就堆龍德慶縣30戶農民抽樣調查結果，從1985年到1992年間。增長了0．68個百分點；而1992年西藏農牧民的年人均非商業性支出為7．69元，到1995年增長到23．38元，遞增了32．89％。

　　同時，農牧民生活消費品的各項支出所占比例也在不斷變化，與城市居民逐漸趨于接近（詳見表一）。從表一中，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兩者差距在90年代初期比80年代中期小。

　　城鄉消費支出結構的接近，說明西藏農牧民和城市居民消費觀念正趨同一，而消費觀念的變化直接影響和改變著人們的生活方式。長期以來，藏民族的飲食單一，主食僅糌粑、牛羊肉，蔬菜吃得很少。解放后，特別是80年代以后，隨著經濟的好轉，西藏的農牧民飲食結構發生了較大變化，逐漸向豐富、營養型發展，而且由于與城市聯系增多，受城市和周圍廠礦“城里人”的影響，其飲食方式也逐漸復雜、多樣化，據西藏自治區統計局統計，1991年西藏農牧民人均主食消費支出106．28元，副食支出106．59元；到1996年時，人均主食支出為105．81元，副食支出191．18元；可見副食支出明顯超過了主食支出。1985年到1996年間，牛羊肉等藏族傳統食物消費量在下降，動物性食物及水果、蔬菜的消費在增加（詳見表二）。

　　衣、食、住和日用品等方面的消費也逐步趨于增長，據1995年西藏100余戶家庭的調查，西藏農牧民不再滿足服裝要保暖，而且追求服裝色彩協調，式樣新穎，對中高檔穿著用品的需求量在逐步上升。農牧民不但穿傳統的自制皮衣，也越來越喜歡穿化纖、呢絨、毛料的衣服，安多腰恰的牧民如今喜歡穿輕便漢裝，被調查的45戶農牧民中，每戶均有8件漢裝。拉薩城里穿漢裝和西裝的人越來越多，而且追求輕便、價高、式樣新穎的衣服，穿著式樣的更換比農牧區都快。尤其是文化、娛樂等非生活必需品的支出，在消費支出所占的比重明顯具有逐年上升的趨勢。據自治區農調隊對堆龍德慶縣農民家庭的抽樣調查，1992年農民人均用品消費比1985年增長了147．8％；再根據西藏自治區1996年統計，1995年非生活用品的支出為110．51元，比1991年增加了81．7元，而且用品的內部結構也發生了明顯的變化，文娛用品和書報雜志費用（見表三）越來越高；筆者在1995年調查的100戶家庭調查問卷統計結果和1996年西藏自治區統計局的統計數據同樣也表明，各種高檔耐用消費品，如電視機、洗衣機、錄音機、錄像機、汽車、摩托車等現代化用品逐步進入西藏農牧民家庭（見表四）；唱卡拉OK、跳交誼舞、打臺球、看電視、電影和錄像等已成為越來越多的西藏青年人的時尚娛樂和休閑方式，并逐漸由城鎮傳播到廣大農牧區。

　　廣大藏區農牧民消費水平提高和結構改變對藏區經濟發展具有舉足輕重的影響。一方面通過消費總量的增加擴大市場需求，刺激生產發展；另一方面，消費結構的改變對生產結構具有引導作用。西藏各地的非農牧產業，特別是第三產業的發展，有賴于農民商品性和非實物性消費的增加，這是促進農牧民生活向發展型轉換的一項重要內容。從全西藏的現實出發，當前在大力發展農牧區經濟，增加農牧民收入，改善農牧民生活的同時，合理引導農牧民消費，努力增加生產性積累和投資，發揮消費在啟動市場和提高農牧民素質方面的積極作用。

　　西藏農牧民家庭從封閉逐漸走向開放

　　與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和分散孤立的社會結構相適應，西藏傳統農牧民的家庭觀念強，大部分生產和生活行為都局限在家庭范圍內，具有強烈的封閉性特點。現代化的生產方式和生活方式使西藏農牧民家庭從封閉走向開放。

　　這種變化主要表現在這樣幾個方面：首先，農牧民家庭的行為目標從內向型變為外向型。許多農牧民家庭的生產經營活動不再根據家庭消費的需要來安排，而是主動適應市場需求。在生活方面也同樣，隨著收入水平的提高和消費結構的變化，家庭內部滿足的需要越來越少，由社會提供的產品和服務越來越多。這種開放式的循環，有助于增強家庭的穩定性，擴大了家庭的社會功能。

　　其次，家庭的人口生產從數量擴大向質量提高轉換。對傳統農牧民來說，由于家庭的封閉性，生育的子女越多，勞動力就越多，在本社區的地位就越高，所以人們追求多子多福。隨著經濟的發展，現代社會改變了人們的生育觀念和行為，人口生育率不斷下降已成為的共同趨勢。雖然國家對西藏等藏區實行了照顧政策，允許一對夫妻生育3個孩子，但大多數年輕人只愿意生兩個孩子，而且不在乎男孩還是女孩。根據筆者去年參加的“百戶”調查表明，農牧民贊成計劃生育的家庭比例比較高，分別占34％和26％，特別是年輕婦女不愿意多生孩子的比例較高。她們認為，孩子太多帶起來麻煩，家庭負擔重。所以農牧民主動要求采取節育措施。這種家庭生育子女的減少，使父母有能力在提高孩子的素質上下更大的功夫，同時他們自己也有可能提高科學文化知識和工作技能。這種人口生產功能的轉換，使他們子女的教育就不純粹是家庭內部的事情，社會教育的作用越來越強，據拉薩市1991年的統計，全市共有各類學校536所（其中中師1所，中學8所，公辦小學54所，民辦小學443所，企事業子弟小學20所），在校生49598人，農牧區適齡和入學率64％。據筆者參加的“百戶”調查，1994年家庭教育費支出額為11233元，占家庭總支出的.1．78％，而且這些錢只為有子女上學的19戶家庭的投資，按實際有教育投資的19戶計算，戶平均支出591．21元，即使按45戶平均，也合每戶249．62元。用此數字再與1993年戶均支出56．55元相比，增長了341．41％，其增長幅度大大超過其他所有的家庭支出。再從西藏自治區1996年統計年鑒來看，全區農牧民教育及文化娛樂投資人均為30．95元。

　　第三，家庭關系中自由平等的因素增強。在傳統家庭中，封建宗法觀念和習慣對家庭成員的影響和束縛很強，形成固定的等級體系，特別是婦女在家庭中的地位低下。在《草地藏族調查》中記載“絕嗣之家，其妻室有父歸父，無父歸其兄弟近親”，或“無父則將其女人與另一半牲畜、庫物給其兄弟近親中一人”。若某人“從牦牛身

　　下救人，被救者則以女兒償之，無女則給妹，無妹則給銀200兩”。根據這些條款，婦女可以與牲畜并列，作為財產的一部分轉贈他人。貴族婦女也同樣可以被當作禮物饋贈。據筆者在西藏那曲安多縣調查，非親屬家的婦女不準入帳篷；家里以外的婦女不準到帳篷后面掛經幡的地方去；不能從帳篷后面的柱子里側穿過；婦女不許在太陽落山后大聲叫喊；婦女不能在家里的帳篷里生孩子，產婦不能摸灶臺，產后3天不能接待客人等等。隨著社會的發展進步和家庭的開放，婦女開始走向社會。一些年輕人不甘默默無聞終老一生，她們走出家庭投身社會去追求自己的理想；一些能干的妻子代表家庭參加社會活動并取得經濟獨立，為男女平等和婚姻自由創造了條件。

　　第四，社會的組織化程度提高。由于家庭的穩定和封閉性降低，西藏農牧民對以家庭為基礎的血緣和地緣組織的依賴性降低，與此同時，他們與市場的聯系增多。在社會活動和市場活動中形成了大量的社會組織，如西藏堆龍德慶縣乃瓊鄉的科學普及協會、安腰恰鄉的扶貧協會、合作經濟組織等等。這些組織對農牧民生產和生活的影響日益增加，它促進了農牧民觀念和行為的社會化。

　　農牧民社會行為從被動保守轉向主動開拓

　　在傳統的市場方式和生活方式的作用下，農牧民的社會行為具有被動性和保守性，特別是佛教傳入藏土的千余年里，佛教哲學思想對藏族倫理觀念的影響是巨大的，這在藏族傳統文化中得到充分體現。首先，“人生唯苦”、“四大皆空”、“生死輪回”、“因果報應”等的說教，使生活中的人們缺乏進取心而安于現狀；其次，“慈悲行善、忍辱無爭”、“佛法無量，樂于施舍”等佛教思想的影響，使農牧民習慣于循規蹈矩，亦步亦穩，忍讓退避，明哲保身；第三，慢節奏的行為習慣成為追求的目標，使生活缺乏生機和活力；第四，社會生活單一化，形成超穩態的傳統社會系統。

　　在當代這種開放的社會結構中，西藏農牧民的社會流動性明顯增強。首先，職業角色豐富化，過去農牧民就是農牧民，祖祖輩輩都沒有什么變化，而現代農牧民卻面臨非農牧民化和城市化的機遇，也有許多農牧民離開農牧業。即使從事農牧業，他們的生產方式與其他職業相比也沒有本質的區別。他們中的許多人農閑時就到其他部門就業，體驗非農牧業的經歷。職業角色的多樣化，使他們容易理解日益加快的社會變革，增強他們的適應能力。第二，是社會角色的多樣化。過去他們的社會角色十分簡單，主要是家庭和家族中的角色，沒有什么變化的余地。而現在，隨著生活方式的變化，使他們不僅承擔家庭角色，而且要承擔社區組織和專業組織成員、農牧區鄉村市場的買者和賣者，農牧業技術的學習和應用者等一系列社會角色，他們要不時地光顧商店、銀行、學校，農牧民社會角色的豐富性迫使他們主動地走向社會，適應社會，開創自己的社會地位。第三，社會地位的流動性增強。隨著經濟的發展，在西藏已有很大一批農牧民向非農牧業轉移，他們通過市場經濟的競爭，改變了以往那種被動的社會地位。第四，區域的遷移和流動性增強。隨著農牧民生活方式的現代化，他們離開家鄉的機會增多了，活動半徑超過了鄉村的封閉界限，許多人長期到城鎮和外地進行勞務和經商，積攢充足的資金后再返家鄉。總之，農牧民的地域流動和遷移對促進西藏鄉村社會的開放、交流和發展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