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與內地之間人口跨境流動的社會學意義論文
【內容提要】流動性是香港與內地之間的跨境移動人口的顯著特征。一方面他們是某種類型的移民，從一地遷移到另一地工作和生活，另一方面，他們也難以被歸類為移民，他們沒有永久居留的意識，策略性地同時擁有多個居留身份。他們也沒有融入當地社會的自我壓力，而是自覺地與移居地社會保持某種自我隔離或者群體隔離。香港與內地跨境流動人口展示出的這種流動的復雜性，使我們重新思考居民身份與認同、社會團結與有效管治等深層概念的含義與機制。
【關鍵詞】人口流動/跨境人口/香港與內地
【正文】
中圖分類號：C91文獻標志碼：A文章編號：1674—6627（2011）01—0030—06
在多個歷史時期，香港與內地之間的關系由于人口跨境流動變得更加密切。自2000年以來，越來越多的香港居民進入內地工作和居住，同時也有越來越多的內地人前往香港工作和生活。與以往任何一個時期的移民不同，這些跨境人口的顯著特征是流動性，他們頻繁地在兩地之間穿梭往來，不把哪一個地方視為永久居留地，即使他們已經在兩地租用甚至擁有住宅或物業。社會學傳統移民理論研究一個地方移入或移出的人口，“移民”一詞預設了單向流動方式即遷移到某一地方后就會定居下來。香港與內地間人口的跨境擺動對社會學移民研究提出了新論題。基于香港人口調查數據和課題組所做的30個訪談資料，本文探討移民與流動性的社會學意義。
一、全球化與流動性
與中國不同，西方國家過去極少發生大規模的內部人口移動，個別的分散的遷移不足以構成大型的社會群體和社區結構。故而西方學者的研究對象一般都是來自國外的移民、其社會適應問題及文化影響。換句話說，傳統西方移民理論研究的只是移民（immigrants）在移入地的生活狀況，相對而言，對移民的遷移過程、移出地與移民的關系等方面的研究很少。同時，傳統移民的遷移模式是從不發達國家永久地遷移至發達國家，由此而產生傳統西方移民理論的以“熔爐”為基調，外來移民應該而且只能融入主流社會，以獲得與主流社會人民相同生活條件和社會流動條件。這種移民理論隱含著這種假設：移民必定會成為本地永久居民，融入當地社會是移民的唯一選擇，也就是說移民必須從思想觀念到生活習慣都要進行徹底改變，以適應移居地的生活環境。在這種語境和意識形態下，“社會”意指一種統一管治、內部團結、有清楚邊界的社會實體。
然而，20世紀末發生的移民全球流動呈現出新的遷移模式。亨廷頓基于對近10年遷移美國的中國、印度和墨西哥移民的觀察指出，當今移民具有民族屬性和文化上的跨國特性。移民社群不同于具有雙重國籍的人，他們具有一種跨國身份，其成員雖然生活和工作于某一地方，卻首先認同自己的故鄉；移民社群也不同于一國之內的少數民族，因為他們在民族屬性和文化上具有跨越國界的特性[1]（230）。基于這種觀察，社會學學者們提出跨國主義（Trans—nationalism）的視角，強調認同的多元性對移民社會適應的影響，跨國主義喚起一種向前、向后不斷遷移的想象，使移民能夠在兩個社會和文化中持續地利用由二元生活產生的經濟和政治機會[2]（9）。在移民個人生活中，這種跨國主義會具體化為日常生活的雙元取向和“雙聚焦”（bifocality）。“雙聚焦”對個人和家庭生活的目標與策略、個人意識與集體歸屬感、個人與集體記憶、消費方式和其他文化再生產模式都會產生持續的影響，使跨國交往和意識在未來可能變成移民歸屬感中最顯著的特征[3]。跨國主義效應不但改變了移民個人融入移居地社會的方式，也改變了“留在后面”（祖國）的非移民的生活方式，使他們的價值取向跨越本地[4]。正如亨廷頓的觀察，今天的移民傾向于“離土不離根”。不少從事東南亞移民研究的學者也觀察到，移民可能在日常生活層面為了適應移居地社會而改變行為方式，但是其文化觀念和個人的社會關系網絡仍然與祖國有著緊密的聯系，國家制度的差別、本地人和移民的文化差別并未成為移民新生活不可逾越的障礙，他們運用自己的生活策略繞過這些障礙，具有“情境性的認同”（Nagata，1991）或者“一張臉多個面具”[5]（93）。
尤里（Urry）最近提出全球化與流動性，他認為在地方與全球之間的資源、信息流動過程中，地方性被俘獲、再現、市場化和普遍化到全球其他區域，反過來，全球性也通過同樣的過程地方化，因此，流動性是復雜的體系，這些復雜性顛覆著社會學關于“社會”的傳統定義[6]。尤里提出的流動性機制是廣泛的，當中最重要的機制是產品流動與人口流動，后者比前者更重要，原因是移民特別是多向擺動的跨境移民必定帶來產品和信息等資源的跨境流動。而對于多向擺動的移民來說，遷居與適應則是一個多變的過程，其實踐需要靈活的生活適應策略以及可變的社會網絡來支持。
二、香港與內地之間的跨境流動人口
香港與內地之間的跨境流動人口可大致分為三類：在內地工作的香港居民、在內地居住的香港居民和在香港工作的內地居民。
1。在內地工作的香港居民。根據香港政府統計處統計，2008年內約有218200名香港居民曾在內地工作，占香港總就業人口的6。2％。隨著香港與內地經濟關系越來越密切，到內地工作的人口從1995年的122300人上升到2004年的244000人，2008年有輕微下降（見表1）。
表1。在內地工作的香港居民數量變化統計時間統計前12月內曾在內地工作的香港居民統計前12月內曾在且需繼續在內地工作的香港居民
人數（萬人）占香港勞動人口百分比人數（萬人）占香港勞動人口百分比
1995年9—10月12。234。29。733。4
1998年5—6月15。735。0133。54。1
2001年4—6月19。085。918。765。9
2003年1—3月23。827。422。607。0
2005年1—3月23。757。222。896。8
2008年7—9月21。826。221。266。0
數據來源：《第四十九號專題報告書》，香港統計署2009年2月。
與整體就業人口相比，這218200名曾在內地工作的人士的教育程度較高，他們中約46。4％具專上教育程度，而整體就業人口中的相應比例則為31。8％。在具不同教育程度的就業人士中，具專上教育程度的人士曾在內地工作的比率最高，當中具專上非學位教育程度的就業人士曾在內地工作的比率為7。3％，而具專上學位教育程度的相應比率則為10。1％。在該218200人中，超過五分之四在內地工作時從事較高階層的職業。當中約44。2％為經理及行政級人員，另42。3％為專業及輔助專業人員。這些數字遠高于整體就業人口中的相應比例10。1％及26。3％。該212600名就業人士在現職的每月就業收入中位數為20000元，較整體就業人口的每月就業收入中位數10500元為高。
2。在內地居住的香港居民。據2007年調查，6個月內曾在內地居住3個月或以上時間的18歲及以上年齡香港居民，這些居民既在香港居住亦在內地居住，人數為155400人（見表2）。與工作人口的特征相似，這些在內地居住
人口的教育程度、工作職位和月收入都比香港人口總體水平高，其中144100人在內地自置住宅物業，比率高達92。7％。
表2。在內地居住的18歲以上香港人口2001年4—6月2003年5—8月2005年5—7月2007年12月—2008年3月
人口數（千人）41。361。891。8155。0
數據來源：《第三十八號專題報告書》，香港統計署2009年4月。
按2008年的統計數據，這些香港人口中83％居住在廣東省，只有17％居住在廣東以外各省；其中31。3％住在深圳，16。5％住在廣州，11。2％住在東莞，24％住在廣東其他地區。總體來看，他們的居住地點在空間上都比較靠近香港，而且通常有非常方便的交通方式溝通兩地。例如中山市有兩地水上交通和口岸。
3。在香港工作的內地居民。香港為吸引內地及境外人才，于1990年以后實施“非本地專才赴港就業計劃”，其中包括“海外內地專才輸入計劃”（OCP），并分別于2001年和2003年7月起實施“內地學生留港工作計劃”（MSG）和“內地專業人才輸入計劃”（ASMTP），自2000年至2008年3月底，前兩項計劃的入境人數約為5000人，2003年起實施的“內地專業人才輸入計劃”至2008年3月底達到21697人，這樣三項計劃輸入的內地專才移民已近3萬人。他們絕大部分擁有本科以上學位，作為高級管理人員、專業人士和輔助專業人士等專業人才身份獲得工作簽證在香港工作。
三、高移動頻率和“自己人的社區”
除了上面數據顯示的專業性較強和收入水平相對高之外，粵港之間跨境流動人口的另一個特征是跨境往返移動的頻率很高。在2008年3月統計前12個月內曾在內地工作的218200人中，32。0％在此期間曾往返內地50次及以上，往返20～49次者33。9％，10～19次者13。5％，1～9次者20。6％，總計往返內地頻率的中位數為40次，高于2005年進行的專題訪問所得的相應中位數36次。關于每次在內地工作的平均逗留時間，在這21萬余人中，36。5％每次平均逗留內地1～2天，14。2％每次平均逗留3～4天，36。4％則每次平均逗留5～7天，平均中位數為4天。而根據訪談資料，高頻率流動的原因主要是與留港的家人團聚，其他原因包括工作需要和尋求醫療等。即使跨境生活已經持續了數年，但他們仍然保持著這種高頻率的跨境流動。反觀內地在香港工作的專才，情形也類似，他們的往返頻率不及港人那么高，但其家人亦基本上留在內地，不跟隨本人南遷。由此可見，在這些人群的觀念中，跨境生活和工作都是暫時性的，所以他們才會把家人留在原居地。
超過一半的跨境港人在香港擁有自置物業，而出于投資或者方便生活考慮，跨境港人中不少也在內地置有物業。香港政府的統計數據顯示，2007年12月至2008年3月調查期內，59。5％的港人在內地居住在住宅樓宇內，25。8％居住在員工宿舍；居住在住宅樓宇內的港人，15。3％擁有所居物業。此外有25。8％由雇主提供，39。4％由親友提供。總計在內地擁有自置物業的香港住戶超過12。7萬，占香港住戶5。7％。由于很多香港居民在內地購買或租用房屋，在廣東省幾個大城市逐漸形成了香港居民相對集中的居住區。
上世紀90年代初，廣州番禺祈福新邨就把商品房銷售對象鎖定香港人這個特定群體，把這里定位成一個香港人回鄉度假的地方，到香港回歸前后，祈福新邨70％的房子賣給了香港人。這里成為香港人聚居的地方，每天都可以看到許多香港人帶著大包小包從市區采購的生活物品搭乘社區巴士回香港。隨后的雅居樂、碧桂園、星河灣這些位于番禺的樓盤也有著類似的定位。這些以香港人為銷售對象的住宅區把香港住宅小區的設計格式和管理模式也復制到廣東各大城市。例如引進專門的物業管理公司來管理小區，在中高級住宅區中建設“會所”作為業主活動場所。
由于港人在內地生活的持續時間比較短，又多聚居于設施相對比較完善的住宅小區，或者居于企業指定的員工宿舍，家人不跟隨遷移，需要尋求例如醫療、教育等公共服務時就返回原居地，因此多數港人在內地基本上生活在自我隔離的狀態，極少參與社區活動，極少作出社會適應的努力。在香港生活和工作的內地專才雖然也頻繁往返兩地，但一般每次在香港持續停留的時間相對較長，通常都在一周以上，因此社交方面的積極性也相對較高。但是，調查資料顯示，他們多數交往的對象不是香港本地人，而是和他們一樣具有移民經歷的內地人，同時也和遷移前的內地親友保持著非常密切的溝通和情感關系，憑藉一張跨越香港與內地的社會關系網絡來解決異地生活遇到的困難。如果說香港人在內地社交狀態的特點是自我隔離，那么內地人在香港社交狀態的特點則是群體隔離。
四、跨境流動人口的社會適應和跨地域認同
由此看來，跨境流動人口的社會適應主要是通過三個方式達到的：1。通過頻繁往返以滿足公共服務需求；2。通過原居地的`親友網絡或移居地的移民（即具有相似遷移經歷的人）網絡來解決移居地的生活問題；3。通過頻繁往返和家人團聚來消減在遷移地社交不足帶來的孤獨。有趣的是，也許由于主要問題都能夠通過跨境往返流動來全部或部分解決，在這些流動人口的調查中，我們發現多數人認為他們在異地生活基本上沒有適應方面的困難。
近半香港居民認為他們在內地居住和工作沒有遇到任何困難。在遇到問題的受訪者當中，約有18％回答他們遇到的問題是社會治安，由于這個問題主要指向整體社會環境而非個人的生活適應，因此可以認為大部分香港居民在內地居住和工作過程中，社會適應方面的困難很小（見表3）。
表3。2007年12月—2008年3月統計的跨境工作港人的社會適應在內地工作和生活遇到的困難人數（千人）百分比
沒有困難107。449。2
有困難110。850。8
其中：治安38。817。8
與家人分隔兩地33。615。4
商貿制度19。79。0
醫療服務19。79。0
法律制度19。78。7
同事工作態度19。18。7
用不同方言溝通18。18。3
交通方面13。16。0
注：數據由多項選擇統計。
數據來源：《第四十九號專題報告書》，香港統計署2009年2月。
香港政府的統計資料和我們的訪談資料都顯示，人口跨境流動的理由都是尋求更高的收入、更好的職位和生活環境。對香港居民來說，內地較低的住宅價格和生活成本也是吸引他們的原因（見表4）。
表4。2007年12月—2008年3月統計期吸引香港人在內地居住的原因1。工作需要45。4％
2。內地居住環境較好22。6％
3。在內地有親戚12。4％
4。內地生活成本較低9。7％
數據來源：《第三十八號專題報告書》，香港統計署2009年4月。
雖然在香港工作的內地專才移民在香港購置物業的比例很低，但是這些內地專才認為香港是學習和進行個人職業資歷積累的好地方。與內地相比，香港更接近西方市場和西方文化，是發展職業的良好踏腳石。
然而，我們的研究發現，無論是內地的香港居民和香港的內地居民，對學習當地文化、融入當地社會所作的努力都很少。他們認為，香港、內地、國外都是有可能選擇的工作地和生活地，對地域抱有靈活可變的認同。對香港居民來說，當他們發現其他地方有更好的工作機會時就會毫不猶豫地離開。
表5。2007年12月—2008年3月統計期吸引香港人返回香港居住的原因1。香港經濟環境改善30。2％
2。難以適應內地生活24。2％
3。香港就業機會增加16。2％
4。大部分親友在香港13。9％
5。與配偶子女團聚12。9％
數據來源：《第三十八號專題報告書》，香港統計署2009年4月。
把表3、表4、表5結合起來看，香港人前往內地生活的原因與返回香港生活的原因基本上是類似的，說明這群流動人口其實并未把遷移地視為永久的選擇，相反，遷移是暫時性的，只要比較優勢改變，他們就會改變選擇。換句話說，跨境流動人群完全缺乏對移居地的認同和歸屬感。
對于在香港工作的內地居民來說，香港與其說是一個家，倒不如說是一個戰場，他們在那里鍛煉自己的工作能力、積累工作經驗。30位受訪者當中幾乎沒有人把香港視
為永久居留地，他們認為人生的下一站可能前往國外，可能返回內地；即使其中有些人在香港工作已經近10年，但仍然有一顆“漂泊的心靈”。以下兩位專才的談話很有代表性：
（訪談記錄22，OCP）我覺得我可以包容各種文化，認為自己是中國人，但是骨子里還是（中國）大陸的思維。在哪就該盡哪個地方（居民）的義務。我對美國也是挺有感情的，在美國呆了十幾年，可以說它是我第二故鄉，香港可能是我的第三故鄉。
（訪談記錄16，MSG）差不多七八年可能最多就十年，或者過了香港之后下一站就是外國也說不定，但是之后會回去內地，因為那時候父母也老了嘛，需要我們去照顧。而且我很想回去內地做一些事情，內地社工比較少，我學了這個專業，在這個方面有優勢有經驗，干嗎不回去做些事情呢？
總結
眾所周知，香港與內地之間人口的跨境流動是在香港與內地經濟參與全球市場的程度越來越深而產生的，這種全球化同時也加深了香港與內地之間的經濟社會聯系。我們發現，流動性是香港與內地之間跨境移動人口的顯著特征。一方面他們是某種類型的移民，從一地遷移到另一地工作和生活，甚至租用或自置住宅物業；另一方面，他們也難以被歸類為移民，他們沒有永久居留的意識，不放棄自己原來的居民身份，而是策略性地同時擁有多個居留身份。他們也沒有融入當地社會的自我壓力，而是自覺地與移居地社會保持某種自我隔離或者群體隔離。
社會學關于“社會”的傳統定義是指自成一體內部團結、共同的公民身份與清晰的政府管治邊界的社會實體。因此，移民意味著從一地出發終止于另一地。但是大量多向擺動的移民將模糊這些社會群體和行政管治的邊界，香港與內地跨境流動人口展示出的這種流動的復雜性，使我們重新思考居民身份與認同、社會團結與有效管治等深層概念的含義與機制。
【責任編輯】李小鳳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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