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討阿米蒂奇與思想史研究的國際轉向論文

　　在世界范圍內，歷史學自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來一直沒有停止追求自我更新的步伐。在現實政治環境、學科內部發展以及學科交叉作用等多種因素影響下，許多“轉向”應運而生，它們不只停留于口號，而發生在歷史學各分支領域實踐中，帶動一批新研究的出現，使史學變得更為多元和豐富。其中，自20世紀70年代以來的“文化轉向”( the cultural turn)和“語言轉向”( the linguisticturn)堪稱其中最具影響、最被熱議者。①而就在最近20年，一股“全球史”的浪潮又在哨然掀起，它試圖打破以往史學中民族國家和特定地域的敘述界限，在空間上重新塑造歷史學的眼光，其影響之大，亦有形成“轉向”之勢。

　　當然，近幾十年來的“轉向”多以“非替代性”為特點，著眼于對既往研究的整合與重構，并不會讓歷史學一夜變天、重起爐灶。但是“轉向”之所以能成為“轉向”，也在于它大體上會在歷史學各個分支領域(或稱“次領域”)內同時發生，而形成集合態勢;若只是限于某個次領域內的新觀點，尚不足以成為“轉向”。②思想史作為歷史學中較為特殊的一個次領域，③也深受以往各“轉向”影響，而在史學的“語言轉向”中則是最早投入的生力軍。④ 近年來，歐美一些思想史家也在從事語匯、觀念、文本、思潮等跨國家、跨地區流動甚至是“全球性”的研究，在一定程度上響應“全球轉向”。然而，迄今為止還很少有學者能像大衛.阿米蒂奇( David Armitage)一樣提出鮮明的思想史“國際轉向”( the international turn)的主張，對這種趨勢本一阿米蒂奇其人與“國際轉向”的提出。

　　大衛·阿米蒂奇現為美國哈佛大學歷史系勞伊德·布蘭克費恩(Lloyd C. Blankfein)講座教授。他出生在英國，1992年在劍橋大學獲博士學位，之后曾任教于美國哥倫比亞大學。阿米蒂奇勤于筆耕，著述豐贍，他己出版的著作包括《‘英帝國”的觀念溯源》等五種，③目前正在撰寫《內戰:觀念中的歷史》( Civil Thar : A History in Ideas)。而他主編的各類著作則有11種之多。④此外，他還是諸種系列叢書的主編與編輯，其中就包括由他在劍橋的老師昆廷·斯金納(Quentin Skinner)創立、劍橋大學出版社出版的著名思想史研究叢書“語境中的思想”。

　　阿米蒂奇出生于英國曼徹斯特以南的斯托克波特鎮。他的父親是英國海軍工程師，常年在加拿大、澳大利亞、新西蘭等地服役，童年與父親的交談激起了他對大西洋和太平洋歷史的濃厚興趣，在他心中埋下了種子。但他并非一開始就研究思想史或國際史。阿米蒂奇剛進劍橋時，學習的專業是英語文學，直到博士階段，在研究彌爾頓《夫樂園》時才開始對思想史產生興趣，而后他到普林斯頓大學訪問兩年，在埃略特(J. H. Elliott)教授引導下，選擇近代早期英國思想史作為研究方向。幸運的是，他得到斯金納的幫助，回到劍橋后轉到歷史系，并最終完成一篇有關‘筷帝國”思想的博士論文。

　　博士畢業后，阿米蒂奇在哥倫比亞大學任教十余年(1993-2004)，在此期間他繼續英國思想史研究。按其所述，當時北美的“英國史學”正面臨著危機和轉向，學者大多不滿足于在既有論題中固二為什么思想史研究需要“國際轉向”? 如果我們追溯‘嗯想史”這種史學敘述的產生過程，那么在一開始“國家”并不成為問題。在16,17世紀，歐洲較早一批敘述“歷史上的思想”的學者，都基于一種世界主義的眼光，其自覺問題也是普世的。①在早期，這一眼光可能是一種延續己久的基督教普世主義所致。而到了18,19世紀，啟蒙運動及其后的幾代學者有意識地以超越國家和民族框架的方式對觀念進行思考，他們論述的前提，往往就是觀念乃人所共通，不分種族、階層、性別、年齡等。這種普世的取向被阿米蒂奇稱作是“非國家的”但在最近的一個多世紀，尤其在所謂“非西方”世界的學者中間，由于政治以及其他各種因素的影響，國族化的思想史書寫相當常見。如果僅僅以民族國家為單位來敘述思想史，那么對后者的普世性并不會構成太大挑戰。

　　但問題在于，這些研究“非西方”的學者仍然需要使用西方概念(比如各種“主義”)來對本土思想進行描述。這種“本地的”思想史研究中始終貫穿著張力，既一方面要在西方概念的框架中對本地思想進行定位，另一方面則盡可能地強調本地思想的特殊性。 “本地的”思想史反過來又會強化民族國家的界限，當學者們建立起一套本民族的思想歷史譜系后，它很容易固化，形成斯金納所說的一套“神話”( mythology)，仿佛這些觀念本來就如此存在。③這樣，非西方的思想史在將西方概念普遍化的同時，又在不斷地營造著“特殊”的普遍概念，擴充原概念的內涵，甚至使后者看起來像是“分化”成了許多不同的概念，加劇了思想史的地區割裂性和碎片化。

　　以筆者較為熟悉的“人文主義”( humanism)概念為例，這一概念在世界各地區的傳播，使學者們(西方和非西方的)都傾向于以其為工具研究各民族思想，比如論述中國傳統或儒家的人文主義在20世紀大行其道。現有思想史辭典在解釋“人文主義”時，往往需要把世界各文明、各地區的“人文主義”都包容進來，而各種“人文主義”之間又頗有差異，形成碎片化的景況。④“碎片化”和“多元化”不同，前者是“固化”的產物，它強行用“人文主義”之類西方概念描述各地本土思想，不但會頻繁衍生出新的概念內涵，還可能抹煞本土思想原有的豐富性和活力。⑤

　　其實，以民族國家為單位來敘述思想史，其方法本身并無謬誤。特定民族國家往往與特定語言相關，尤其對于那些由長期延續、穩定發展的文明轉型而來的民族國家(如中國)而言，語言及其產生的一整套文化，正是思想產生和演變的土壤，也是其獨特性的來源“后殖民”思想家法儂(Fra-ntz Fanon)的著名說法是:“說一種語言，就是在承擔一個世界，一種文化。”⑥從整體來看，這都可以都歸結為思想產生的“語境”。按照凱利(Donald Kelley)的研究，西方的思想史研究中一直都存在著“內在理路”和“外部環三阿米蒂奇的“國際轉向”與‘全球思想史”之前景作為斯金納的學生和“語境中的思想”叢書主編，阿米蒂奇對思想史研究中的“語境”取向非常熟悉。而且，作為“國際轉向”的倡導者，他主張一種更為靈活、更為寬泛的“語境”理解。

　　在回應葛兆光時，阿米蒂奇提出，‘政治語境”和“語言語境”固然重要，但它們并不是全部，“語境”既不能等同于“當時代的政治文化”，也不能完全由語言所決定“語境”可以是文化的、宗教的、制度的、經濟的，更重要的是，它不一定是語言的或者概念的，也可以是物理的或者空間的。也就是說‘語境”可以超出國族邊界、語言邊界，甚至它會處在不斷流動變化中。①如何理解這點?慕唯仁(Viren Murthy)在評論中提出了一個很有趣也很關鍵的問題:“為何有些觀念(比如革命、民族自決等)會在特定時間里，特別容易成為全球性的觀念?”②這個問題是單純的“民族政治語境”和“語言語境”所無法解決的。尤其在最近幾個世紀里，跨國家、跨語言的全球“語境”和“在地”語境一樣重要。阿米蒂奇研究觸立宣言》文本在全球的傳播，即能最清楚地表明，民族革命、民族自決的觀念是如何在不長的時間里迅速蔓延全球，尤其是蔓延至“非西方”世界，為這些地區的人們提供了一個“語境”，使之同樣表達出自己的“獨立宣言”。其實，無論是“語境”取向還是“空間轉向”，都可以被思想史的“國際轉向”借助，來反對國族主義歷史書寫的“固化”模式。要沖破這一“固化”牢籠，最基本的態度是對思想流動性和對話性的充分強調。按阿米蒂奇的想法，英國的'自由主義和印度的自由主義當然有差別，各自有其成長的“生態環境”，但這并不意味著它們就會分化成兩個概念，事實七“它們的立論并不忽視彼此，而是經由對話，考量當地接受條件、流通性以及論點的交互影響”。③所以，正確的態度不是急于塑造出兩種不同的“自由主義”發展譜系(英國的/印度的)，而是具體分析它們相互對話、接受、彼此影響的特殊“語境”。只有這樣，它們才不會被人為的國族界限所割裂“自由主義”概念也能得以包容更多地區經驗，在更寬廣的思想基礎上找到自己的定位。

　　普世取向是思想史的內在要求之一，但經歷了20世紀民族國家誕生浪潮后，啟蒙時代的那種簡單的“非國家的”思想史己經很難再成立。在阿米蒂奇看來，目前需要的，是一種整合跨國經驗的“超國家的”( supra - national)思想史。④提出口號固然容易，在今天的情況下，要整合跨國經驗、甚至全球經驗的思想史，該如何使用我們己經習以為常的那些基礎觀念?毫無疑問，在經歷了這一波“在地”思想研究的熱潮后，啟蒙時代的西方思想家們勾劃出的諸如自由、民主、人道之類的宏大觀念，盡管其詞匯形式沒有變，但內涵己大不相同。在近幾十年來的后殖民批判浪潮中，對“歐洲中心主義”的批判己成為思想界的“政治正確”，這些宏大觀念背后附帶的權力運作，或者說“霸權”( hegemony)，己被充分曝露。學者甚至試圖將生發了“現代性”的歐洲經驗描述為一種“地方經驗”，以此來實現對“中心”的消解。⑤但消解之后，“無中心”或者“多中心”的狀況，無疑使得“國際的”或是“全球的”思想史又面臨著同一性的困難。

　　然而，無論是阿米蒂奇還是他的評論者，都極為看重以后殖民理論和“空間轉向”為代表的取向對思想史研究的意義，如果不是它們帶來的對啟蒙以來普世觀念的反思和對觀念“在地”情景的充分考量，那么不同地區間的思想裂痕將越來越大，要尋求新的“超國家的”觀念就無從談起。所以，要真正實現一種“全球思想史”，并不只是研究“國際”或者“跨國”思想史即可，它需要基于全球經驗的觀念基礎。與整體的全球史研究一樣，在當前，‘全球思想史’只能更多地體現為愿景和方向，各國史學界在理論和實踐等方面都未實現意見統一，④若強而為之，則只是空頭大名，內里還是散落的地方或局部經驗的拼合。比如弗雷德里克·庫柏(Frederick Cooper)就提出，即使是目前出現的跨語言·跨地區思想聯系的研究，也只能稱之為“互相聯系的歷史”( interconnected history)，還不能構成“全球”。

　　為什么說目前思想史研究所能提供的觀念基礎還不夠寬廣?這體現在兩個方面:第一，從時間上看，由于對觀念跨國、跨地區流動的強調，現有的“國際”思想史更多關注的是此類流動較為頻繁的近幾個世紀，然而，對于各文明相對獨立發展的較早時間段，仍然需要有能真正突破各自文明“語境”的“中心重定”。第二，從空間角度春“全球史”或者“全球思想史”關注的空間范圍，應該包括整個地球，不僅是那些己經發展出高度現代文明的國家，也應包含那些尚未接受現代文明，甚至是還處于相對原始狀態的地區。⑥“全球”對思想史的空間視野提出了更高要求，而要完成這一目標，還需要思想史學科外的，諸如人類學和社會學的幫助。

　　但無論如何，對大部分學者來說，民族國家還是現實的生存境遇。可以想見，除非在“帝國一民族國家”后，人類的組織格局出現新的變化，否則民族國家的歷史書寫仍將長期存在。但是，我們或許可以期待，經過這一輪的“國際”和“全球”轉向之后，包括思想史在內的歷史書寫，將具有新的、更為寬廣的眼光，而千百年來極大地影響了人類生活的一些思想觀念，也會被重新加以認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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