環境社會學研究的思考論文

　　［摘要］本文從貝爾和阿什伍德在《環境社會學的邀請》中提出的“生態對話”觀念出發，對環境社會學研究的基本議題進行了檢視和討論。環境社會學的研究對象是“最大可能意義上的群體”，核心關切是可持續性、環境正義和自然的權利與魅力，研究框架包括：物質層面———多位一體的跑步機，觀念層面———環境意識與社會不平等的結構性關聯，實踐層面———動員和管理“生態社會”。三個層面彼此聯系，互動依存。這些思想對于正處在積極建設和成長中的中國環境社會學研究，以及當前中國生態文明與“美麗中國”建設，都有重要的啟迪作用。

　　［關鍵詞］生態對話；環境社會學；生態社會；生態文明

　　自從1978美國社會學家卡頓（W.R.J.Cot-ton）和鄧拉普（R.E.Dunlap）發表《環境社會學：一個新的范式》以來，環境社會學的發展經歷了20世紀70年代的“雄心勃勃”、80年代的“歧路彷徨”和90年代的“柳暗花明”①，學科范式漸趨成熟，理論建設和經驗研究都取得了很大進展。21世紀以來，隨著全球環境變遷的加劇和可持續發展的要求，環境社會學的發展面臨更大的挑戰和機遇。本文以環境社會學家邁克爾貝爾（MichaelM.Bell）和洛卡阿什伍德（LokaL.Ashwood）在《環境社會學的邀請》②一書中的基本思想為線索，對環境社會學的基元觀念、研究對象和核心議題作一檢視，并就其對中國生態文明建設的意義進行簡單討論。

　　一、生態對話：環境社會學的基元思想

　　“生態對話”是《環境社會學的邀請》中所倡導的環境社會學研究的基本立場。全書的開篇，貝爾和阿什伍德即表明，生態對話是社會與環境之間持續的、沒有終結的、相互依存的互動。在這場對話中，其中一個的內在改變會帶來另一個的改變。在他們看來，生態對話的提出不僅是基于環境社會學中的因果關系具有“對話式”與“沒有終結”的特征，還表明了環境社會學的行動取向———“我們可能無法在此刻停止環境問題造成的傷害，但確實可以做許多事情來改善所有生物的生態狀況”①。生態對話的實質是一種整體的環境觀，表明環境與社會之間關系的不可分離性和持續互動性。在此觀照下，環境社會學的研究對象為“最大可能意義上的群體”。“人類、其他生物、土地、水和空氣”，所有這些要素緊密聯系在一起構成了最大意義上的群體。而環境社會學就是要研究這種群體，分析人類和其他生命形式以及支持所有生命的水、土壤、空氣，如何共同分享地球這個唯一的共有地，進一步探討現實的社會與生態沖突的成因，并提出解決方案。可持續性（sustainability）、環境正義（environmentaljustice）、自然的權利與魅力（rightsandbeautyofnature）則是貫穿生態對話的三個主題。在筆者看來，生態對話和環境社會學研究對象“最大意義上的群體”等觀點，拓展了卡頓和鄧拉普、洪大用等學者對于環境社會學研究對象的觀點。卡頓和鄧拉普認為，“人類例外范式”（HumanExceptionalismParadigm，NEP）主導的傳統社會學過于強調人的獨特性和文化的重要性，而忽視環境因素對社會的影響。進一步，他們提出了建立“新環境范式”（NewEnvironmentalParadigm，NEP）的設想，新環境范式下關于環境與社會關系的社會學研究稱為“環境社會學”②。卡頓和鄧拉普關于環境社會學的“環境—社會關系”研究的思路，在后來的環境社會學研究中得到了繼承。雖然切入的角度不同，但是施耐伯格的政治經濟學范式、漢尼根的建構主義范式、吉爾貝托C加洛潘的系統論范式等都在具體的研究中展現了環境—社會關系的不同側面。然而，“環境—社會”關系研究對象的確定過于宏觀，停留在本體論和方法論上，對經驗研究缺乏支持；同時，環境—社會關系的范圍也適用于對環境問題進行研究的包括生態學、政治學、倫理學等眾多學科，無法凸顯環境社會學的獨特性。在對中國社會轉型以來的環境問題進行研究時，洪大用將環境社會學的研究對象具體化為“環境問題產生的社會原因及其社會影響”，突出了環境問題的“社會”維度，也將卡頓和鄧拉普確立環境社會學時對傳統社會學的“反叛”走向“歸一”③。但是，隨著“環境”維度的拓寬和越來越多研究分支（如災害研究、深生態學、激進動物研究、CriticalAn-imalStudies等）的發展，僅僅研究環境問題的社會原因和社會影響稍顯褊狹。“最大可能意義上的群體”不僅將動物、植物、水、土壤、森林、空氣等都看作與人類平等且共享地球共有地的要素，而且把社會學（最初譯為“群學”）“群體分析”的理路領到環境研究中，在研究視閾和分析方法上都大大拓寬。同時，這一界定也契合了當前環境社會學的跨學科研究趨勢，環境社會學立基社會學也包含“走出家門”的雄心得以展現。貝爾和阿什伍德進一步區分出物質、觀念和實踐三個層面，作為討論生態對話的切入點。物質層面是“消費、經濟、技術、發展、人口、身體等如何塑造人類面臨的環境現狀”，觀念層面是“文化、意識、道德觀、風險、知識、社會經驗等如何影響人類思考和解決環境問題的方式”，實踐層面是“如何把物質層面和觀念層面中的要素結合起來，更好地去解決環境沖突”①。在生態對話的視閾下，物質層面、觀念層面和實踐層面始終在發生著互動，因此三者并非嚴格的概念界限，而僅僅是分析上的體現。這樣，環境社會學領域中“可能是最為持久的，并且有時是充滿惡意”的實在論與建構論之間的論爭②，可能是沒有必要的，對學科的發展并無助益，因為環境的物質層面和觀念層面是相互依賴、相互作用的。實在論和建構論不是非此即彼的關系，而是相互共存的關系。環境社會學必須揭示的最重要真理之一，是“物質、觀念和實踐三者間的深刻聯系”③。因此，對于物質層面、觀念層面和實踐層面下各個主題的討論，也不脫離對這種“深刻聯系”的揭示。

　　二、物質層面：多位一體的跑步機

　　貝爾和阿什伍德首先探討了生態對話中物質層面上導致環境問題產生的主要因素。具體而言，他們依次分析了消費、金錢和市場，技術和科學，人口以及身體等與人類所面臨的環境現狀之間的關聯。在論述中，貝爾和阿什伍德最重要的貢獻在于，在環境社會學的主要理論———“生產跑步機”（thetreadmillofproduction）理論的基礎上，提出了“消費跑步機”（thetreadmillofcon-sumption）④的觀點。他們對于技術、科學與環境以及身體與環境的闡述也在學科中具有重要的理論與實踐意義。總體來看，貝爾和阿什伍德關于金錢和市場，技術和科學，人口以及身體等隨后的討論也是以跑步機（雖然沒有明確說明）為框架，構成了對環境問題的物質層面研究的“多位一體”跑步機的分析框架。環境社會學中，施耐伯格（AllanSchnaiberg）在對環境問題進行政治經濟學分析的基礎上提出了生產跑步機理論，并發展為環境社會學中的一個主流理論。這一理論聚焦社會結構和制度，認為市場經濟具有自我強化的機制，即資本、勞動力和政府構成了“經濟增長同盟”，持續追逐利潤，使生產的步伐就像在跑步機上一樣無法停止，這一過程需要源源不斷和持續增長的資源與原材料供給，工業污染不斷地被制造出來，對環境的破壞越來越嚴重⑤。生產跑步機揭示了市場經濟的兩個基本機制，即經濟財富的制造和環境污染的制造。其內在機理是持續不斷的投資需求，結果是高投資率的保持和環境成本的不斷外部化。貝爾和阿什伍德指出，對生產跑步機最常見的調整方案，一是迫使一些人離開跑步機，將產量降到成本和價格均衡的水平，但這是跑步機上的每個人都反對的；二是做一些競爭性的調整，這在調整之初易獲得人們的接受，但常常出現少數大企業壟斷生產和被迫退出市場的人尋求創造新的“跑步機”的結果。最終，人們都努力留在跑步機上。但結果卻是，富有者們努力將生產跑步機的壓力變為使自己更加富有的機會，環境問題則繼續為社會普遍忽視。因此，生產跑步機本質上也是一個社會過程———社會各利益群體、這些群體所擁有的權力以及對他人利益關注程度的結果。貝爾和阿什伍德進一步提出了消費跑步機的觀點。他們指出，現代社會炫耀性消費所具有的競爭性與攀比性特點，不斷加劇環境風險；同時，消費主義的擴張還抹去了物品所具有的社會精神，個體化愈演愈烈。如同瓦奇泰爾（PaulWachtel）所指出的那樣：“面對著伴隨過去那種安全而其樂融融的群體感消失而來的孤獨感和脆弱感，人們尋求追求財產來消解。”①但是，人們愈尋求更多財富來購得這些商品，就愈會不斷陷入現代經濟中相互競爭的個人主義，也就愈削弱了群體性，從而踏上了消費跑步機———不斷增加物質消費量卻未能帶來任何內心滿足感的消費全過程的惡性循環。與此同時，生態環境卻受到損害。更重要的是，生產跑步機和消費跑步機也在發生著“對話”，二者形成互為一體的跑步機———生產和消費跑步機，使它們所產生的社會和環境影響互相推動②。但這是一個惡性的對話循環：生產活動創造了不平等，不平等創生了消費跑步機，消費跑步機創造了更大的不平等，進一步加速生產跑步機，從而使得整個循環不斷加快，而可持續性、環境正義、自然的權利和魅力被一再邊緣化。技術和科學常被看作是降低跑步機壓力的關鍵。如生態現代化理論所指出的，技術在治理和預防環境問題中具有重要貢獻和潛力③。但在貝爾和阿什伍德看來，技術不是機械結構而是社會結構。技術的現象學———技術規范將人們封鎖在持續的常規行動中，技術的文化———技術被人們無條件地信仰和崇拜，技術的政治———特定技術結構及其社會利益被人們不加批判地強化，極易使人們患上溫納（LangdonWinner）所謂的“技術夢游癥”———人們樂意地在重構人類生存條件的過程里夢游。可現實是，一旦付諸實踐，技術的齒輪也會嵌入生產和消費的跑步機，變成社會結構來塑造人們的需求和利益。正如這些需求與利益也在塑造著齒輪和跑步機。人類很快便陷入由這些結構所安排的行為規范和文化需求中，掉進技術與經濟的雙重夢游癥中。貝爾和阿什伍德還提出了“身體環境”（invironment）的概念來探討身體與環境之間的關系，以凸顯人類的身體作為跑步機的環境后果的主要承擔者。他們指出，通過各種大大小小、可見或不可見的方式，跑步機影響到人們的身體，并引起累積效應，使每個人同經濟模式、技術模式、環境污染和環境利益的分配模式聯系起來④。因此，身體（進一步，健康）是一項基本和重要的環境議題。“多位一體跑步機”的分析框架不僅是對已有環境社會學理論的推動，而且深刻揭示了人類日常生活的社會組織方式和制度方式如何導致了環境污染和環境退化的發生。這對于如何改革已有的各種制度來保護生態環境和規避環境風險，具有啟迪意義。

　　三、觀念層面：環境意識與社會平等

　　觀念（Ideal）是生態對話中同環境問題相連的又一重要內容。貝爾和阿什伍德首先追溯了環境統治（environmentaldomination）和環境關心（environmentalconcern）的意識形態根源，然后基于自然和風險作為人類思考和感知環境問題的觀念維度，重點探討了“自然的人類本質”（thehumannatureofnature）和“風險的理性”（thera-tionalityofrisk）。在觀念層面的環境問題的討論中，貝爾和阿什伍德的貢獻在于，從環境意識的角度論述了社會不平等問題與人們思考環境問題之間的緊密關聯。也就是說，社會不平等在環境問題上的投射不僅僅存在于物質層面上環境污染的不成比例的分布，而且深深地影響著人們的環境意識。這一視閾拓寬了環境正義研究、環境抗爭研究、環境保護和生態治理等論題的分析維度和理論寬度。在貝爾和阿什伍德看來，環境統治———人類能夠并應該按照自己的意圖改造環境———被廣泛認可和接受有三大思想根據：基督教、個人主義和父權制①。基督教宣揚的崇尚工作、禁欲和理性等思想將改變自然不再視為褻瀆神靈的行為，人類開始以開發和征服的態度對待自然。個人主義強調更大范圍群體中個人的重要地位，導致了忽視周圍環境的社會行動，人們不斷地將自我與身體分離，與地球分離，與生態環境分離。父權制及其衍生的支配邏輯將女性與其生育原型同自然聯系在一起并加以貶低，為統治環境、征服女性提供基礎。而自20世紀下半葉以來，人們的環境關心不斷提升，環境運動廣泛發展，不僅僅在于環境污染的加劇和民主思想與體制的普及，更在于自然道德心（naturalmorality）———人們對超越社會權力、不受利益困擾的純凈領域的共同追求———的回歸。自然道德心旨在強調沒有偏見的道德觀和身份的外在來源。它倡導的樸素、自然客體（人們體驗沒有社會沖突、社會限制和社會權力的寧靜與愉悅）、自然自我（真實自我，而非社會評價的自我）、對物質主義的批判等至今仍是環境思考的試金石②。由此，對“自然究竟是什么”（thehumannatureofnature）的理解，在怎樣組成人類社會與生態社會上具有核心地位。“自然”不僅是物質的存在，也是一種社會結構。人類構造著自然，自然也構造著人類。任何一種僅僅將自然作為物質現象或者作為社會構建的觀點都是威脅的。風險同樣是影響人們思考和解決環境問題的重要因素。貝爾和阿什伍德認為，風險是嵌入于權力和信任關系中的。而且，由于技術理性的自信，風險正在最大限度上將理性主義延伸到危險和不確定性中。這樣，理性主義逐漸成為掌握理性主義優勢的人群的一種有效的政治工具，使弱勢群體陷入風險的“鐵籠”，環境風險也被不斷地再生產出來。環境統治、環境關心、自然的人類本質和風險的理性等，是從觀念上闡釋現代社會中的環境問題的主要角度。更重要的是，這些論題都將環境意識同社會平等聯系了起來。環境統治中人類社會與自然之間、人們之間、性別之間的不平等，環境關心中人類對社會公平追求的自然道德心，自然的社會結構觀和風險的權力嵌入論，都凸顯了社會不平等在人們考慮環境問題的方式中占有中心地位。可以說，社會不平等及其對社會的.挑戰，正是環境意識長久成為社會和道德話題的重要因子。在環境社會學中，著重探討社會平等和環境污染的論題已經成長為“環境正義研究”（EnvironmentalJusticeStudies）的領域，發展迅速。但是，環境正義目前的研究主要停留在物質層面上對環境污染在各個社會范疇中的高度分布不均的關注，較少涉及觀念層面。環境問題的觀念層面研究則將環境問題與社會不平等關聯起來，深化了人們對于環境正義的理解。環境正義并不僅僅指涉物質層面的環境污染的不成比例的分布，同樣有社會不平等引發的意識、觀念和道德上的內容。因此，對環境問題的理解和解決，不僅需要制度、法律等外在力量，也應包括公平基礎上的人心、倫理等觀念力量的建設，這二者同時也是相互作用、相輔相成的。

　　四、實踐層面：動員和管理“生態社會”

　　實踐層面的討論也是《環境社會學的邀請》中較有特色的部分，突出環境社會學的公共取向和行動取向，即環境社會學的研究也需要穿透學院的高墻，面向民眾和公共社會，運用知識積極主動地推動生態系統的改善，造福于人類。在這一方面，貝爾和阿什伍德提出了“動員生態社會”和“管理生態社會”的觀點，來推動環境問題的解決。動員生態社會的三個要素是：放在一起（conception）、聯結在一起（connection）、一起見證（contestation）。“一起”并非易事，哈丁所言的“公地悲劇”既是經濟威脅也是環境威脅。然而，在貝爾和阿什伍德看來，公地悲劇其實僅僅是“個人主義的悲劇”。而人們的動機和選擇不僅僅會出于狹隘的自我利益，同樣重要的還有社會生活中的情感因素———社會傳統。而且，情感團結和利益團結會不斷相互塑造并相互維持，形成社會團結的對話（dialogueofsolidarities）①。加上作為對話條件的“政治機會結構”，草根環境行動者已在路上。應當注意的是，在不同的社會場域中，情感團結與利益團結可能會發生博弈，出現一方凌駕于另一方之上的情況。但是，貝爾和阿什伍德的探討指出了動員生態社會的“理想型”。在管理生態社會中，貝爾和阿什伍德強調參與式管理和重構日常生活的重要。參與式管理能夠促進實踐績效和民主化，使當地人與科學家、當地知識與專家知識的對話開展起來。重構日常生活可防止參與式管理的過度程式化及精英階層對參與式管理的利用，避免出現“過家家式參與”。重構日常生活包括物質減量化、生態工業和智慧增長等。二者共同推動管理生態社會的目標———真實環境主義———的出現②。真實環境主義是環境友好行為變得簡單的社會生活。也就是說，人類不是因為有意識做到環境友好才會選擇，而是這樣選擇會最省錢、最舒適，因為發展到最后，環境主義已經不再是美德，而是一種必須尊重的現實。

　　五、結語

　　通過生態對話以及環境問題的物質、觀念和實踐等層面的探討，貝爾和阿什伍德富有激情地將我們帶進了環境社會學的場域中。如Sage出版社對該書的評介，《環境社會學的邀請》不僅僅是邀請，更是一個誘惑（seduction）。它將環境社會學真切地同每個普通人的日常生活、每個人的“當前”聯系起來。誠然，該書的分析存在某些不足：偏重物質層面，在動員和管理生態社會中未根本觸及如何消解跑步機的負面后果，生態社會未充分界定等，但仍不損傷其對于環境社會學基本論題的建設性分析和學科發展的貢獻。環境社會學的研究對象是生態對話下“最大可能意義上的群體”；環境社會學的核心關切是可持續性、環境正義和自然的權利與魅力；環境社會學的研究可以從物質、觀念和實踐三個層面上介入分析：物質層面的“多位一體跑步機”的分析框架，觀念層面的環境意識與社會不平等的關聯，實踐層面的動員和管理生態社會。這些分析理路對于正處在積極建設和成長階段的中國環境社會學來說，具有學理上的重要價值。從現實層面來講，經濟發展迅猛與社會矛盾加劇并存成為中國社會典型特征的同時，環境問題日益嚴峻。中國的生態文明建設和“美麗中國”的提出，迫切需要邁向一種文明的生態對話。文明的生態對話是社會與自然之間和諧共生的整體環境觀，文明的生態對話是社會平等保障、人與自然可持續發展、環境正義實現的環境—社會關系，文明的生態對話是包含環境變量的社會觀、文明觀和發展方式，文明的生態對話需要合理公平的社會結構作支撐，文明的生態對話需要保障基層社會環境利益與訴求的有效表達，文明的生態對話需要規制權力與資本對自然“虛構商品”化的型塑，文明的生態對話呼喚每一個人意義上的環境行動者的“歸來”和成長，文明的生態對話亟需改變生態欠債式的發展，因為“環境問題從根本上來說是人類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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