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學解釋的語境—意向模型論文
對世界做出解釋是人類科學實踐活動的重要目的。而研究揭示科學解釋的一般方法和特點、科學解釋的一般標準、科學解釋與非科學解釋的區別，對科學解釋做出認識論或知識論層面的建構和評價，則是科學哲學的中心任務之一。縱觀20世紀科學哲學的發展歷程，科學解釋研究大致經歷兩個階段：第一階段是亨普爾等人立足于邏輯實證主義的哲學架構，從語形和語義學層面建立了科學解釋的標準模型；第二階段是范弗拉森等人在哲學解釋學轉向和語用學轉向的背景下，建立了語用學的科學解釋理論。然而，無論是20世紀中期的標準模型還是20世紀后期的語用學理論，最終都未能令人滿意地解決科學解釋問題。總結以往科學解釋理論的成敗得失，以新的思想基底整合科學解釋的諸多因素和內外維度，把科學解釋問題的研究推向新的階段，這既是求解科學解釋難題的出路，也是我們構建21世紀科學哲學的基礎性工作。
一、科學解釋的標準模型及其局限
盡管近代認識論哲學圍繞科學知識的性質、范圍和辯明問題所展開的研究，實質上就是要對世界的真實理解、對世界事物的科學解釋給出認識論根據，但是，把科學解釋處理為一個專門的問題，并對之進行深入而系統的研究，則是隨著當代科學哲學的形成在邏輯實證主義的哲學架構中展開的。
邏輯實證主義作為早期語言哲學理論的繼成者和當代的基礎主義認識論，其科學哲學目標是要在語言哲學和現代邏輯所構筑的思想平臺上，為科學知識建立一個客觀的基礎、制定出探求科學知識的標準方法論，使人們能夠牢靠地獲得那種超越任何特定主體而又為一切健全的人類主體必須承認的客觀性知識。其方法論途徑是：僅僅根據涉及直接所予的概念把一切知識領域的概念加以理性重構，“不只限于把某一門經驗科學的概念系統化，而是同時還嘗試著把全部經驗概念納入某種系統的推導關系中。”[1]把經驗科學方法處理為規范的邏輯方法、把經驗科學處理為邏輯構造系統、處理為由理想化的形式語言構成的邏輯推理系統、試圖從若干記錄直接所予的觀察語詞構造出整個科學系統，這是邏輯經驗主義科學哲學的根本特征。
這樣一種基本的科學哲學框架中，科學解釋問題也就自然地成為科學命題之間的邏輯推導問題；科學解釋也就成為解釋項（explanans）對被解釋項（explanandum）的邏輯證明關系、成為以直接所予為基礎的邏輯句法學和經驗語義學關系；而主體的理解、意向和語用的問題則成為全然無關的東西。“這種解釋模型可以和元數學中所理解的那種數學證明概念相比。……證明作為數學之理論模型的功能就在于：它通過揭示每一步之間的邏輯聯系展示數學證明的合理性；它為任何被建議的證明提供評價標準；它還為嚴格而冗長的證明理論、可證明性、可判定性及其他相關的概念提供基礎。”[2]質言之，邏輯實證主義架構的科學解釋理論是要從語形和語義學層面構造科學解釋的普遍邏輯圖式。
正是沿著這樣的理路，亨普爾（C. Hempel）和奧本海默（P. Oppenheim）于1948年發表“解釋的邏輯研究”一文，建立了科學解釋的標準模型——演繹—定律模型（deductive-nomological model，簡稱D-N模型），并由此開啟了當代科學哲學圍繞科學解釋問題的一切爭論和演變。
按照亨普爾的看法，科學解釋必須滿足如下四個條件。
A.解釋必須是一個從解釋項達到被解釋項的有效的演繹推理。
B.解釋項至少包含一個在演繹推理中實際需要的普遍定律。
C.解釋項必須是經驗上可檢驗的。
D.構成解釋項的那些語句必須是真的。
第一個條件是為了保證解釋項與被解釋項之間的邏輯相關；第二個條件是為了保證這個演繹推理是一個解釋；第三個條件則是為了保證這個解釋是科學的解釋，這個條件也是邏輯經驗主義的認識論要求；第四個條件是為了保證邊界條件和定律的真實性。亨普爾認為，這四個條件的每一個都是科學解釋的必要條件；這四個條件合起來則共同構成對特定事實進行科學解釋的充分條件。滿足了這四個條件的解釋就是一個科學解釋。
科學解釋的D-N模型提出之后在科學哲學領域引起了廣泛的關注和爭論。一方面是內格爾（E. Nagel）、薩爾蒙（W. C. Salmon）等人在接受其基本思想的前提下提出了對之進行修正和完善的評論建議。另一方面則是漢森、庫恩等人分別從格式塔心理學和歷史解釋的層面對之進行了否定性的批評。
內格爾、薩爾蒙等人指出：D-N模型中的定律只包括那些嚴格地普遍有效的定律，但科學中的許多定律并不是嚴格普遍性的定律，而是概率性的；而且，許多現象我們實際上無法運用嚴格的普遍定律做出解釋。在社會科學、生物科學以及研究亞原子層次物質現象的自然科學領域，其基本定律都是統計規律，更不可能運用D-N模型進行科學解釋。鑒于薩爾蒙等人提出的批評意見和改進建議，亨普爾又于1965年發表《科學解釋的若干方面》，補充提出了科學解釋的演繹—統計模型（Deductive-Statistical,D-S模型）和歸納—統計模型（inductive-statistical，即I-S模型）。這三種模型雖然形式不同，但實質則完全一樣：都是為了把科學解釋處理為一種與主體的理解無關的外在的邏輯關系，處理為本質上由定律所支配的語形學和語義學層面的關系。因為“正是定律把被解釋事件與解釋項中所引用的特定條件聯系了起來；正是定律授予了后者對于被解釋現象的解釋因素（而且在有些情況下是原因）的地位。”[2]
然而，如果說在數學證明中語言的語用維度還可以在證明過程中暫時忽略，那么，在科學解釋中語言的語用學維度是決不可能被忽略的。因為解釋必然要涉及到人們的信念和理解，正是理解、信念和意向決定著人們如何使用語言以及使用語言去達到什么目的。要求對某事件進行解釋的那些人的信念及其理解是科學解釋的一個本質性因素。這在傳統解釋理論的I-S模型中尤其顯得突出，因為被作為定律的概率相關性是以主體的置信度為基礎的；如果忽視主體的信念和置信度這些因素，I-S模型便不可能做出正確的解釋。漢森、庫恩等人正是立足于解釋學轉向和語用轉向的這一基本哲學背景，對傳統科學解釋理論賴以建立的哲學前提展開了批判，從而根本否定了僅僅在句法和語義學層面中求解科學解釋問題的可能性。庫恩從科學史視角尖銳地指出：覆蓋律模型“無論在其最初提出的領域中有多少優點，卻完全不適用于歷史”，完全不適用于實際的科學歷史和具體的科學實踐。[3]庫恩等人要求從科學史、現實的科學實踐和科學的實際應用來求解科學解釋難題。
二、科學解釋的語用學轉向及其疑難
在科學解釋理論的發展中最具重要意義的，是范弗拉森（C. B. van Fraassen）于70年代從語用學層面對傳統解釋理論所展開的批評。這種批評進一步擴張和引申了庫恩等人關于科學解釋問題的洞見，真正把科學解釋導入了一個新的方向、帶入了另一個廣闊而全新的思想空間之中。
針對科學解釋的覆蓋律模型，布拉姆伯格（Bromberger）和范弗拉森構造了如下這個著名的“旗桿陰影反例”。
A.光沿直線傳播。（定律）
B.2002年6月2日下午3時太陽以45度角照射旗桿所在的市中心廣場地面，并且旗桿與地面垂直。（邊界條件）
C.旗桿所投射的陰影是50英尺長。（邊界條件）
D.有兩個角相等的三角形是等腰三角形。（數學真理）
所以：
E.旗桿是50英尺高。
這個解釋滿足覆蓋律模型的所有四個條件。但它顯然不是關于旗桿高度的一個令人滿意的解釋。因為它的演繹推理的前提已經引用了旗桿的高度。陰影的高度正是由旗桿的高度引起而不是旗桿高度的原因；建造那座城市并在市中心廣場豎立旗桿的人們的心理意向才是旗桿50英尺高的真正原因。[4]
據此，范弗拉森指出，解釋不僅僅是邏輯和意義的問題、不僅僅是句法學和語義學的事情，它更多地是一種語用學（pragmatics）的事務、是人們在語言實踐環境中根據心理意向使用語言的問題；僅僅在事實陳述之間尋求獨立于人類語境（contexts）的.客觀邏輯關系，并僅僅以這樣的邏輯關系來對事物進行解釋不具實際的解釋效用。只有把上述的那種覆蓋律模型的演繹推理納入圍繞旗桿豎立者的心理意向構造的特定語境之中，比如那座城市的建造者意圖以50象征那個城市的轄域、以陰影與旗桿有相等的長度象征黑人與白人的平等地位這樣的語境，關于旗桿高度的那種覆蓋律模型的解釋才能具有意義。因此，除非我們已經考慮了科學解釋所包含的語用因素、除非我們理解了做出某個科學解釋的人類語境，否則便不可能真正達致成功的科學解釋。
概括地講，科學解釋的語用學理論主要包含三個實質性論點。其一，科學解釋是滿足人們特定愿望的一種科學應用。它不僅是科學理論與解釋事實之間的邏輯語形關聯和靜態語義關聯，而是涉及了科學理論、解釋事實和在場的語言使用者的三元關系。由于“科學解釋的條件主要地是由語境和說話者的興趣所決定的”，[4]由于人們的愿望隸屬于特定的知識網絡、并與滿足愿望的相關因素處于不同的關聯方式，所以，在不考慮語言使用者的語形學和語義學層面上科學解釋不具現實性。要言之，科學解釋應是語言使用者特定愿望的滿足。其二，科學解釋的真理性依賴于語用學維度上以言取效行為的真正實現。科學解釋是為了回答“為什么”的問題、是為了解決困惑和疑難，是通過以言取效的言語行為使用科學理論獲取“同化疑難”的效果。由于解釋場景中語言使用者的背景狀況不同，由于以言取效言語行為的實現途徑不同，所以，對事件的正確性解釋就不只是一個，而是有多個。什么構成對問題的合理回答、構成對事件的科學解釋，本質上是由語用因素實現的。其三，科學解釋是把一個“未明事件”融于主體的視域、是作為主體的解釋者和求解者的視界融合。而這一過程則是通過意向性地語言交流和構造經驗來實現的。因此，科學解釋依賴于主體，科學解釋實現的過程就是解釋者使用語言成功地進行交流和構造經驗的過程。由于不同的解釋主體都擁有屬于自己的一個特定語言域（某人特有的詞匯表、表達風格和慣用法等），一個言語行為是否構成對范弗拉森等人從語用學層面對傳統解釋理論所進行的批評使科學解釋問題徹底擺脫了邏輯實證主義的狹隘邏輯框架，使之從句法和語義學伸展到語用學的廣闊思想領域。但是，另一方面，范弗拉森對傳統科學解釋理論的批評卻有著極端化的傾向。這就是，他在正確地批評了邏輯經驗主義科學解釋理論的狹隘性的同時，無限地延伸這種批評的力量，最終從語用學的維度模糊了科學解釋與其他人類解釋活動乃至其他人類語言活動之間的區別。范弗拉森在“解釋的語用學”一文中得出的最后結論是：“在科學中不存在解釋”，“解釋的確是一種美德；但這種美德與以人為中心的愉悅相比仍然只是一種微不足道的美德。”[4]科學解釋的語用學理論不能相對于人類事物中眾多的非科學解釋而闡明科學解釋的實質，從而在根本上模糊了人們對事件尋求科學解釋的努力和價值。這是它的根本缺陷。
三、語境—意向論的科學解釋模型
范弗拉森雖然在他關于科學解釋的著作中多次提及語境（context），但他對科學解釋問題的解決實質上并不是在語境而是在語用的界面上完成的。作為思想框架和哲學方法論，語境與語用有著根本的不同。語用實際上并不是特定的問題可以在其中展開研究的建設性理論構架，它主要地是一種語言分析方法。而語境及其分析方法則不同，它雖然囊括了語形、語義和語用的諸多因素，但語境分析本然地與特定的問題域相聯系。因為它不僅是語境的分析而且是在語境中進行的分析，語境論本然地要求對問題的分析、論證、判斷和解答聯系特定的語境即特定的問題域來進行。[5]再則，語用僅僅指人類對語言的使用這個最一般的特征，所以，語用分析往往在語言的使用這個一般層面上模糊乃至取消所考察問題在次語言基底上的獨特性。與語用論不同，語境盡管是開放的，但它無論如何都必然地是一個有著次語言邊界的理論空間或問題域。要言之，相對于語用來說，語境的根本特征在于它本然地內蘊了分析和解決問題是在某個次語言思想基底上進行。例如科學解釋問題。從語用的層面來看，科學解釋也就是人如何使用語言滿足愿望的問題，這樣，科學解釋相對于其他人類語言活動的特異性便在“語用”中暗淡消退了下去。所以范弗拉森從語用學得出的最后結論是：科學解釋只是一種微不足道的“美德”、只是“以人為中心的愉悅”問題。[4]另一方面，從語境論視域來看，科學解釋問題雖然也是語言問題，但它還要求這問題要落實在“科學”和“解釋”等這樣的語境層面上來解決。所以在語境論中科學解釋不會流變為一般人類語言行為問題。最后，也是最重要的，語用及其分析雖然可以無限度地伸展，但它又僅僅是一種直線式或平面式的延伸，而不是立體的擴張。與此不同，語境雖然給出了思想的基底和邊界（當然這個基底和邊界是開放的），但它又是一個立體的架構；在這個架構中，語形、語義和語用以及其他諸多相關因素（如心理意向性等等）都能夠被有機地統一進來。所以，語境是給出了穩定思想基底、涵蓋了多元方法論工具、包含了諸多相關因素的立體架構。
從我們這里討論的科學解釋問題來看，在語境這個基本框架中還必須突出和強調心理意向因素的地位。因為，不僅解釋（explaining）活動本身與心理意向性密切相關，而且與解釋活動直接相關的理解（understanding）、意義（meaning）等概念本質上都以心理意向性為前提，都是由心理意向性賦予的；正是心理意向性構成包括解釋活動在內的任何特定語言行為的根由。其次，在諸多語境因素中，其他一切因素都是外在的、顯像的、確定的東西，比如作為語境要素的文本、諸物理因素等等，只有意向性因素是一種內在的、能動的和駕馭性的因素；其他一切因素居于怎樣的地位、具有何種意義、發揮何種作用都處于心理意向性因素的能動支配之下。再者，作為語境構成要素的社會背景、歷史背景、指稱和意義的背景關聯等等都是由主體意向性地引入的；正是主體的心理意向性使諸語境因素具有了即時的、在場的和生動的意義，并從而為語境以及語境中的解釋和理解展開了空間。最后，語境的運作過程實際上是諸語境要素不斷調配、整合并不斷把新的意義和指稱要素引入進來的過程，而語境要素的整合、新語境要素的引入以及新意義的生成等等，歸根結蒂都要通過心理意向網絡構建新的意向性對象來完成。因此，雖然心理意向性也是語境要素，但它與其他語境要素有著實質性的不同，它在語境中居于駕馭性和能動創造性的地位。在科學解釋中心理意向性的這種獨特語境地位尤其顯得重要。因為科學解釋正是通過語言行為把特定的心理意向性內化到求釋者的意向網絡中而得以實現。
基于對語境和心理意向性作為科學解釋架構的上述把握，我們給出如下的語境—意向論的科學解釋模型。
首先，科學解釋是在包括了求釋者、解釋者、一個Why問題、科學背景和其他語境因素構成的語境中完成的。在這一語境中Why問題處于中心地位，一切語境要素的整合、新語境要素的引入等均圍繞Why問題的展開而進行。
其次，科學解釋的目標是求釋者實現對Why問題的理解，科學解釋過程將隨著求釋者達到對Why問題的滿意理解而完成。所以，理解是科學解釋過程的關鍵環節也是最后環節。把握科學解釋的關鍵就是要揭示理解的實現過程。從心智的意向性理論來看，所謂理解（make sense）就是構建新的意向對象、“制造”新的意義并使之融合于意向網絡、進入主體的視界。當然，這個實現意義的過程并不是任意的，而是在心理意向網絡與諸多語境要素相互融合、整合的過程中實現的。
第三，科學解釋本質上是以特定的言語行為來實現特定的語言目的，所以，科學解釋主要地是一種以言取效行為。科學解釋這種以言取效行為主要地依托于特定的科學文化背景來完成。
第四，因為科學解釋這種以言取效的言語行為是圍繞Why問題展開的，所以，科學解釋不是也不可能是脫離理解的句法和語義程序，而必定是在語境中完成特定的語言行為、取得特定的語言效果。例如，對于“為什么天空是藍的？”（而不是“綠的”）和“為什么天空是藍的？”（而“星體”卻是白的）這兩個需要解釋的問題，從句法學和邏輯語義學上來看，二者并無區別；但是從言語行為的界面來看，二者要求的顯然是不同的科學解釋。所以，科學解釋這種語言行為更加直接地呈現出心理意向對語言意義的“頤指氣使”特征。
最后，科學解釋過程是主體在特定語境中通過心理意向來建立新的語境性關聯的過程。從語言行為的心理模式來看，Why問題本質上就是要尋求兩個或多個語境要素之間的理解性關聯。這種關聯的建立是通過把其他相關因素不斷地引入到語境中來實現的。有時只需引入一個要素就可建立問題要素的可理解性關聯，有時則需要引入多個要素才能完成這種關聯。新要素不斷地語境化，并且在語境化過程中不斷地生成新的意義，新要素和新意義又不斷地進入求釋者意向網絡之中，使其意向網絡發生整合、調配和建立新的意向性關系并最終實現建立問題要素關聯的意向狀態，實現對求解事件的理解。這就是科學解釋的本質所在。
首先是求釋者對“T”與“L”之間的關聯發生疑問，他想對“T”與“L”之間的關聯求得一種理解，而在他已有的意向網絡中“T”與“L”之間不能建立起令他滿意的關聯。解釋者援引相關的科學背景因素K1和相關的社會文化背景因素S1通過自己的意向網絡使之進入解釋語境，解釋者運用自己的意向網絡對K1、S1進行整合后把它們作用于T—L問題，試圖對T—L問題給出解釋；解釋者所做的解釋通過語言表達形成意義并傳達于求釋者的意向網絡。因為K1、S1是經過解釋者意向網絡整合的，所以在它們通過語言表達作用于T—L問題時又有其特定的形式K1’和S1’。最后，進入求釋者的意向網絡的那些意義因素被求釋者意向性地吸納并與其他意向網絡因素相互作用，經過意向整合和心理操作后，求釋者最終形成表征T—L問題的特定意向狀態；這種意向狀態有被滿足和不被滿足兩種情形；如果這個意向狀態所指向的事態是其生活世界的實在事態并與其他意向網絡內容融貫一致，那么求釋者就會滿意于這個解釋，解釋過程完成；如果不是這樣、如果求釋者不滿意于這種解釋，求釋者將提出新的Why問題；這個新的Why問題被再語境化之后便進入三階解釋語境，三階解釋語境將再次通過類似于二階語境的那種運動方式生成新的意義和新的解釋；這樣的意義和解釋運作方式可能會進行多次，直到消除疑惑，達致皮爾士所說的那種心智的確信狀態。
四、結語
語境—意向論的這種科學解釋模式既不同于傳統的語義—邏輯型解釋模式，也不同于以范弗拉森為代表的語用—文化型解釋模式。它把語義和邏輯因素吸收進來作為科學解釋的一個重要維度，但又不把科學解釋局限于語義和邏輯的剛性界域。它把語用和以言取效作為科學解釋的一個重要方法論原則，但又以科學解釋語境對之無限流動性傾向加以制約。它雖然以科學作為其解釋得以實現的重要背景，但并不因此排斥社會文化作為解釋語境因素的重要性。它雖然強調科學邏輯推導和科學語義相關的重要性，但又認為這種關聯性是在特定語境中才得以具體實現的。要言之，其根本特點在于，它以語境這個穩定的基底和框架克服了語用論解釋的無限制流動性，同時又以心理意向克服了傳統邏輯型解釋模式那種外在主義的強硬剛性，從而使科學解釋得以在主體的語言實踐世界中現實地展開和完成。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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