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析四川省近現代國學運動批評空間的建立論文

時間：2021-06-24 19:07:15 論文我要投稿

　　四川省近現代國學運動的歷史是中國傳統文化研究中的一個新的開拓性課題。20世紀30年代抗戰爆發后，因為時局的變化，大學和研究機構大批內遷，國學運動思潮向西南各地轉移。新觀念的涌入打破了當時較為封閉的四川學術環境，極大地促進了四川國學的繁榮，推動了四川國學的發展，并在一定程度上改變了蜀中文化的研究方向。學者們在動蕩的時代具有保存中華學術命脈的使命感和責任感，體現了國學與時代精神的契合。研究這次學術運動可以展現其在中華文化發展歷史上的重要意義。

探析四川省近現代國學運動批評空間的建立論文

　　在這次規模較大、影響深遠的學術活動中，出現了一批優秀的期刊雜志，它們承載了學者們的殷殷期望和思想之光，開創了四川近代國學話語的啟蒙空間、批評空間。

　　四川國學運動的背景和發展

　　晚清時期西學東漸之風愈甚，西方近代哲學、社會科學著作被翻譯傳入中國。這些新學科和新思想的引入，使一些保守主義的文化學者深感不安，于是他們努力發揚傳統文化的精華—“國粹”，試圖改變世道民心，拯救中國。在這種文化危機的沖擊下，鄧實等人率先于1903年明確提出以“研究國學，保存國粹”為宗旨，在上海成立了國學保存會，拉開了國學運動的序幕。在國學運動發起初期，學者們是將國粹、愛國和革命聯系在一起，大力宣傳研究國學以保護傳統文化，從而體現出對國家命運的關注，并身體力行用學術研究來支持革命。此后研究國學的機構在各地成立，民間社團亦紛紛出現。可以說，國學是一種在清末特定歷史文化條件下興起的學術思潮。四川雖偏于一隅，也感受到了時代即將巨變的氣息。而四川國學運動的興起正是川內學者們面對民族危機作出的思考和實際行動。

　　四川得風氣之先，首先于1912年創建了國學院。聘請四川尊經書院的山長吳之英為院長，入川的著名學者劉師培為副院長。同時興辦了國學學校和出版《四川國學雜志》，成為四川國學發展的重鎮。兩年后廢除國學院，集中力量辦國學學校，由國學大師廖平任校長。1918年又改為四川省立國學專門學校。直到1928年教育部在全國進行學制改革，國學學校才被合并入公立四川大學。這所國學的專門學校存在長達十六年，薈集了蜀中著名的學者，培養了大批的青年學子，在四川國學運動史上影響巨大而深遠。

　　此外私立的尚友書塾亦是屬于國學學校性質，其塾長和主講人是蜀學名儒劉咸炘。1918年～1932年是尚友書塾的興盛時期，后來斷斷續續辦學，前后共計24年，創辦了國學雜志《尚友書塾季報》。

　　抗日戰爭爆發后，國民政府遷都重慶，全國的高校、學術機構內遷西南，對四川的文化發展帶來了巨大的影響，使四川的國學運動走上了新的學術道路。其中尤以顧頡剛在重慶創辦的《文史雜志》影響最大。

　　細讀幾種國學雜志和期刊

　　對四川國學運動的研究，應該注重考查這期間出版的刊物。由于戰爭時期史料保存不易，在資料匱乏的情況下，從當時的期刊雜志入手可以直接觸及彼時的學術原生態，直觀的呈現文化發展的軌跡。本文研究其中影響較大的三種文學刊物，希望可以以另一種途徑觸摸歷史，考察當時的文化生態。這三種刊物是《四川國學雜志》、《尚友書塾季報》和《文史雜志》。

　　四川國學院創建之初，劉師培、謝無量、廖平等學者發起成立四川國學會，定期舉辦學術講演，并創辦了《四川國學雜志》。此雜志從1912年發刊，共出版十二期。1914年后改名為《國學萃編》。《四川國學雜志》的宗旨是“發揮精深國粹，考證文獻”。學者們有感于時局的緊張，寄希望于傳統文化中尋求治國良方。在創刊詞中提到：“負國家之責，于茲隱憂，而垂情國學，懷我舊德，用迪新機，蓋所以深探致治之本歟。”雜志設置了包括通論、經術、理學、子評、史學、政鑒、校錄、技術等欄目。從中可以看到所謂“發揮國粹”得到了詳細的體現。“國粹”的意義指向仍然是基于儒家的經典，“以孔學為正宗”。盡管這樣，國學雜志在學者們的努力下依然保存了學術的特色。

　　《四川國學雜志》的主要撰稿人有廖平、劉師培、謝無量、吳之英，此外還有樓藜然、李堯勛、曾學傳等人。其中廖平、劉師培、吳之英發表文章數量最多。在共12期的《國學雜志》上廖平發表了大概三十篇文章，劉師培有二十四篇，吳之英則有十三篇。重要的學術文章有廖平的《莊子經說敘意》、《周禮凡例》、《尚書周禮皇帝疆域圖表》、《子書出于寓言論上》、《經學改良表》、《世界進化退化總表》、《山海經為詩經舊傳考》、《倫理約編》。劉師培文章有《春秋繁露爵國篇校補》、《白虎通義源流考》、《西漢周官經說考卷上并序》等，吳之英的《陰歷陽歷校誼》、《儀禮訓故敘》、《西蒙漁夫集》等，還有李堯勛的《中國文字問題》，謝無量的《蜀學原始論》，樓藜然的《修身教科書》等。此刊物由成都青石橋存古書局發行，由成都各書肆及各府廳州縣勸學所教育會代銷，因為有政府的支持所以發行渠道暢通，在四川和全國都產生了較大的影響，大大推動了四川國學運動的發展。

　　《尚友書塾季報》是繼四川國學院《國學雜志》、宋育仁主辦的《國學月刊》之后的成都早期的國學雜志。《尚友書塾季報》創刊號的《略例》開篇明義說得很清楚：“本塾專究國學”，對國學進行專門的教學和研究，并且對待國學研究不拘囿于一家一派，“本塾同人，深知學術乃天下公器，止問是非，不分東、西、新、舊，凡所論究，與各公私學術團體，有范圍之異，無主義之殊”。在創刊號中規定了本雜志的欄目，分為“甲錄特撰，乙錄課文，丙錄日札，丁錄雜作”。特撰即是專論，就某一學術問題進行較為深入的研究和探討;課文是學生的作文、作業、論文習作;日札是讀書札記;雜作是普通文學作品，包括詩詞。

　　季報共辦了八期，對外發行，時間從1925年到1932年，基本上每年一期，1932年劉咸炘先生去世后，季報停刊。這八期共發表文章兩百余篇。其中特撰有八十篇左右，課文有三十五篇，日札有五十九篇，雜作部分有二十六篇。作者計有六十二人。季報的分售處不僅在成都，還有北京、上海等地，相當廣泛，不局限于蜀中。

　　在季報發表的文章中最具有學術性的是劉咸炘的文章。他的文章有《學綱》、《太史公書知意總論》、《蜀土俗備考》、《增廣賢文敘》、《認經論》、《全真教論》、《重修宋史述意》等。劉咸炘是蜀中近現代史上的大師，治學范圍涉及哲學、史學、校讎學等，他的宏論主要在他的著作《推十書》中。季報刊登了其中的三篇《學綱》《認經論》《道家史觀說》，提升了季報的學術高度。考察季報的文章，主要還是偏重于史學研究，這顯然是受到劉咸炘的治學思想影響。

　　1927年6月由國學學校國文和哲學兩系在校同學組織創辦了《四川公立國學專門學校學生會季刊》。它的辦刊宗旨為“講明學術、研精文藝，闡發國學”。值得注意的是在投稿簡章里申明歡迎翻譯稿件，“不拘文言白話”，“須加新式標點符號”，并且已出現白話的新式標點符號的國學論文。這表明新思潮已傳至四川，并且有所突破。可惜的是。此刊僅出了一期，四川公立國學專門學校便合并為四川大學了。

　　《文史雜志》于1941年在重慶創刊，創刊時由盧逮曾主編，從第九期開始由顧頡剛主編，社長為葉楚傖。先后由獨立出版社、重慶商務印書館、重慶中華書局出版。這是抗日戰爭最為艱苦年代創辦的文史刊物。《文史雜志》的創辦過程非常艱難，但是到1945年抗日戰爭勝利的時候，《文史雜志》依然出版了五卷，每卷十二期，總近六十期，成為當時出版時間最長的刊物之一。在創刊號上，《文史雜志》登錄了投稿簡則，其中一條就提出“歡迎自然、社會等科學之研究性著述及文藝創作稿件”，對于來稿的體裁不限，非常自由，提出“無論論文、譯述、傳記、小說、詩歌、戲本、散文”均可以，而且為了方便普通讀者的閱讀，刊物要求“來稿需加新式標點符號”。

　　顧頡剛提及創刊的宗旨時曾說：“歷史的傳統是不能一天中斷的，如果中斷了就會前后銜接不起來。”提出了中華文化傳統對于國家的未來具有根本性的作用，“這傳統是什么，便是我們的民族精神，立國根本。”(《文史雜志》六卷一期《復刊詞》)顧頡剛還認為“文與史是民族文化的結晶，是喚起民族意識的利器。”因此，《文史雜志》雖是純學術刊物，但內容卻力求通俗，研究的問題也能和當時的時局相聯系，因此它具有強烈的時代特色。

　　在創刊號上由葉楚傖的《文史與興亡》一文代替發刊詞，強調“一代的文化，可以看到一代的興亡。”明確指出了文史研究要關注國家、社會和民族，關注現實，并且應該從民族文化的高度來理解，它甚至會影響民族的興亡。因此文史研究就是國學研究，這是一個新的學術方向。為此顧頡剛與許多國學家們都作了努力。五年中《文史雜志》發表了大量有價值的文章，對文史知識的普及做出了很大的貢獻。顧頡剛不僅全力負責雜志的工作，并且親自撰寫了很多精彩的文章，如《黃河流域與中國古代文明》、《齊桓公的霸業》、《左丘失明》、《我們為什么編〈中國名人傳〉》等。從1941年到1948年，顧頡剛共計在《文史雜志》上發表文章28篇。其他學者也撰寫了很多關于文學、歷史方面的文章，比如有朱東潤的《大慈恩寺三藏法師述論》、唐蘭的《論騎術入中國始于周末》、羅常培的《現代方言中的古音遺跡》、韓儒林的《漢代西域屯田與車師伊吾的爭奪》、李源澄的《霍光輔政與霍氏族誅考實》、張蔭麟的《宋太祖誓碑及政事堂石刻考》、朱希祖的《屈大均著述考》、楊志玖的《關于馬可波羅離華的一段漢文記載》、龔俊的《兩漢與羅馬的絲貿易考》、方毫的《明季西書七千部流入中國考》等文。這些論文旨在以細密的考證去解決中國文獻與歷史上的狹小的學術問題，學術視野廣闊，極富創見，用文史的筆調介紹科學的知識。在顧頡剛的主持和召集下，《文史雜志》集中了當時國內一大批優秀的學者，倡導科學研究的風氣，充分體現了國學的新思潮和新方法。

　　《文史雜志》還有一個特殊現象，那就是由于稿源豐富，當時出了很多專號，有古代史專號、社會史專號、文學專號等等，影響很大。比如第三卷第五六期合刊就是四川專號，共有八篇文章。

　　國學話語空間的開拓和文化輻射

　　研究報刊雜志成為最近二十年文學史研究的新方向，北大學者陳平原認為“閱讀報刊，可使研究者對那一代的文化氛圍有更為直接的了解”，可以借此取得“第一手材料”，并“盡可能進入當時的規定情境與歷史氛圍”。1912～1949年，從國學院設立到私立尊經國學專科學校解散，三十八年的時間，四川國學運動形成了一條在戰火中依然堅持學術的道路。在這個過程中出版了很多的刊物，本文論及的三種期刊大致展現了四川國學運動的發展軌跡，呈現的四川近現代學人的思想、學術的變化是很有代表性的，回到這個“場域”可以看到四川學者為傳承傳統、開拓新學的努力和奮進，發現其中學術發展的脈絡和國學話語的空間開拓。德國哲學家哈貝馬斯在考察17、18世紀歐洲社會發展時提出，報紙和雜志等新聞出版物以及由此衍生而成的咖啡館、沙龍等文化討論的“機構”承載了公眾的表達空間。這個表達空間雖然是自發形成的，但已初具公共批判的雛形。同時在閱讀日報或周報、月刊評論的私人當中，形成了一個松散但開放和彈性的交往網絡。雖然不是有意識的建立交往空間，但是因為現代媒介的介入，已經具有了一些現代意義的公共平臺。這些早期的公共領域在話題方面也越來越無所不包：聚焦點由藝術和文學轉到了政治。那么在國學運動中我們可以看到國學意識“公共空間”的出現和建構，逐步從學者圈子向普羅大眾擴大，展現了文化的輻射作用。在四川國學院創建初期，學者們會定期舉辦學術講演，院內學生與校外學人皆可入會，參加學術活動，自由討論。這非常接近哈馬貝斯說的“文學公共領域”，他指出文學公共領域是公開批判的練習場所，這種批判的演習主要是對具有批判力的公眾輿論或者公眾觀念的提升。

　　雖說不是有了社交聚會，公眾觀念就一定會產生，但有了學術講演、報刊雜志等平臺，公眾觀念才能稱其為觀念，進而成為客觀要求。劉師培當時寫了一篇《四川國學會序》，尖銳地指出學術界存在幾種困惑，所以為消除惑亂要打破學術疆界，自由討論。這種指導思想使四川的學術活躍起來。在國學院，謝無量也是具有新視野的學者。他四歲就隨父出川，后來考入上海南洋公學，并結識章太炎、鄒容、章士釗等人，是深受新思想影響的研究者。回川后被聘為國學院院副。學者們的視野開拓和自由討論的學術講演形成了一定的合力，四川國學的興起與全國學術的發展是一致的。

　　但是由于僻處西南特殊的歷史與自然條件，四川國學運動的初期保守色彩依然濃烈，實質仍然是經學和儒學的學習和研究。從《國學雜志》的文章內容和編輯格局來看，展現了較為強烈的經學色彩，尤其是今文經學思想特甚。國學院里的教師們大都是經師，也培養了許多固守儒學的弟子。比如院員之一的曾學傳在國學學校教授經學，以弘揚儒家之道為己任，是四川國粹主義的代表人物，將中國社會的一切積弊和禍亂的原因歸結為儒學不明所致，提出只有國粹才能救中國。彼時學術界對“國學”的定義及研究方法始終存在爭議，傅斯年說過：“國故本來即是國粹，不過說來客氣一點，”甚至尖銳地指出所謂的國學院恐怕只是一個改良的存古學堂。存古學堂由張之洞在武昌首創，后在四川成都也創立，是一所“以維國學”的舊式學校。而國學院恰恰是在存古學堂基礎上改建為國學學校的，所以傅斯年指出的國學與國粹的聯系現象是以四川為典型的。這表明四川國學運動早期并未脫離舊學、經學的軌道，革新的局面還未真正形成。但是新的思潮、新的意識、新的'方法已初露端倪。當然提出“國學”的概念就是要和“西學”的全面進入進行抗衡，維護本土文化的延續，所以也不能忽視傳統學者的研究。

　　廖平在四川國學院任教最久，同時影響最大，是近代蜀中最著名的學者，是中國今文經學的終結者，以尊儒尊孔為其學術信念。他認為國學就是國粹，而國粹就是儒學。在《四川國學雜志》上文章數量較其他學者為多，建構了其治學框架，形成了尊孔尊儒的國學傾向，對學生影響很大。但是廖平治學無法擺脫今文經學的局限。而當時劉師培的入蜀改變了蜀中今文經學獨盛的局面。劉師培在四川講學的時候也正是這位學者學術思想成熟的階段。他在國學校講學的時候在《四川國學雜志》及后來的《國學萃編》上發表了很多文章。他與廖平等人拒絕新學的保守態度大為不同，在入蜀前就對廖平的思想提出過批評，對國粹是否即是國學也提出質疑。劉師培的見解表現了理性的思考，在教學上產生的影響很深遠。在《國學雜志》上就可以看到這兩種思想的交鋒。兩位學者的觀念相左使得當時的學生有時無所適從，甚至疑惑。但卻啟發了他們的學術思考和學術批判。而這種良性的學術爭鋒對隨后的劉咸炘也產生了影響。

　　《尚友書塾季報》主編劉咸炘，這是近代蜀中的另一位國學大師。在任教尚友書塾之后，注重培養學生的倫理道德。而這個“道德”與當時全國各地書院提倡的禮儀廉恥、孝悌忠信不太一樣，更接近于現代西方的觀念。他認為“道德之義，先圣先賢之所用心，顧遺訓僅存，散無統紀，不若西方道德學書之明整。”他的德育思想有助于學生打破傳統倫理道德思想的禁錮，培養自己的個性發展。劉咸炘治學不再重蹈經學家的舊轍，超然于古文和今文的偏見。他認為“吾國學，則四部相連，多不可劃疆而治。”他理解的國學是以傳統的經、史、子、集四部書為對象的傳統文化，因而主張從廣博入手。劉咸炘為學生開列了九十余種中國經典原籍，同時新編了《新書舉要》供學生選讀，包括日本廚川白村的《近代文學十講》、美國杜威的《實驗主義倫理學》、德國米爾的《社會進化史》等五十余種。這在當時的舊式學校中很罕見的。他在國學研究中力圖開創一條不同以往的道路，在舊學范疇內作出了自己最大的努力。此時四川本土學者對新思潮采取的仍是較為保守的態度，或者說試圖突破，但因為環境的封閉和條件的有限，這種突破也還是在舊學的范圍之內。迎來根本性的變化是抗戰爆發之后，國學運動的中心轉移至西南。

　　當時全國高校和研究機構遷入西南，學者們帶來了新穎的研究思路和方法，對川內學者的視野開拓是前所未有的，四川學術的造血機能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文史雜志》從辦刊宗旨到編輯水準都帶來了四川國學的新氣象，實現了層級的飛躍，站上了一個更高的平臺。而且它展現了學者們在抗戰中的學術使命感和民族愛國情感，學術與現實緊緊相連，這本刊物可以說具有強烈的時代特色。《文史雜志》所發表的文章，甚少文藝作品，多為國學亦即文史的專業論文。

　　《文史雜志》鮮明的提出文史工作者要關注國家、社會和民族的命運。顧頡剛在《創刊號》的《編輯后記》里針對性的做了具體的說明，“我們極愿意用文史的筆調多介紹些科學的知識，并希望藉此倡導些研究科學的興趣”，“我們想藉此提倡些有俾實際的學問和建設性的言論，不多作那空疏的評議”。這是表明研究要走出封閉與舊學，提倡研究實際的學問，提倡科學研究的方向，尤其對青年學子有更大期望。考察《文史雜志》的文章，具有很強的學術性，但又貫徹了“文史與興亡”的使命，關注文獻和歷史存在的學術問題，又從文化中折射出民族的興與亡。

　　《文史雜志》與前兩種刊物相比顯然進入了新的階段。這種變化不僅影響了學術界，而且在普通讀者那里也產生了很大的影響，在普及傳統文化的時候也催生了公眾的公眾意識及批判意識。在逐步出現和形成的文學公共領域之內，每一個人都被賦予了多重身份，就文化市場的問題展開討論，這種討論同時孕育著批判。在國學運動中，這樣的公共領域除了研究會、演講會，可能發揮更大作用的就是當時的期刊雜志，它不僅傳遞學者的思想，還為學者和讀者營造了一個表達和閱讀的平臺，啟迪了大眾的國學意識，建構了批判的空間。作為緣起于閱讀群體的場所，公共領域也理所當然成為捍衛理性的場所，而理性構成現代性的根本精神與主要機理。國學運動正是在這樣理性的思考和科學的研究中愈益壯大。

　　文化記憶與歷史不同。它是關于過去的一種獨立形式。標準的文化文本表達了群體的自我形象。隨著書刊印刷的出現，出現了新的知識形式和交際形式，出現了文學的公眾網絡。而這種“公眾網絡”推動了文化的發展。在20世紀初期的這場國學運動中，這些優秀的學者為四川的學術文化做出了卓越的貢獻，在艱難環境中堅持創辦的各種刊物成為最好的記憶文本，不應隨歷史的翻頁而被人們遺忘。除了探討它們的學術價值外，筆者認為更應重視在動蕩的歲月中學者們始終不曾減弱的學術熱情和社會責任感，而文化輻射的效果不容小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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