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遼西古文化區與中國文明起源論文
一、遼西古文化區簡介
遼西古文化區的地理位置是指分布在我國西遼河流域、大小凌河流域、燕山及其南麓至渤海灣的廣大區域。本文探討的遼西古文化主要是指遼西地區新石器時代的考古學文化，包括小河西文化，興隆洼文化，趙寶溝-富河文化，紅山文化及小河沿文化。其中紅山文化在20世紀初已被發現，而直至20世紀80年代后，在小河沿文化、興隆洼文化和趙寶溝文化相繼被發現后，紅山文化的牛河梁女神廟、積石冢、大型祭壇也被發掘出來，再加上蘇秉琦先生提出的“古文化古城古國”概念，加上他認為紅山文化已出現了突破公社形式的社會組織，實際上已“使得中華文明史提前了1000年。”這些都使得遼西古文化區迅速受到全國考古學界同仁的強烈關注。
二、單一中心起源說和多中心起源說
實際上在20世紀80年代以前，考古學界在關于文明起源的問題上的主流觀點一直是中原中心論。隨著蘇秉琦先生提出“滿天星斗”的多中心文明起源說，以及隨之而來的在全國各地均出現了對文明起源研究的新成果，地方文化研究出現新高潮，一時間多中心文明起源學說對中原中心論的單一中心起源說產生了極大的挑戰，而考古界的學者也對中國文明起源到底是單一中心起源還是多中心起源爭論不休。對遼西古文化區來說，這個問題的爭論其實也就是是否承認遼西古文化區也是中國文明起源的一個源頭，遼西古文化區是否進入了文明時代。對這個問題的回答現在大致分為三大類。
第一類是單一中心起源論。他們認為遼西古文化區并沒有進入文明時代。
支持該觀點的學者認為黃河流域是中國文明的搖籃，雖然也吸收其他地區史前文化的某些因素，但其重要地位不容忽視。而“滿天星斗”中提到的紅山文化，雖然有廟冢的存在，但并沒有發現人類的居住址，因此我們并不能“全面地衡量它的社會結構”，且缺少文字、青銅器這些判斷文明出現標志的基本要素，與黃河流域在年代上差距很大，也沒有直接的文化聯系，因此認為它仍然是處于野蠻時代，而并非所謂的“文明的曙光”。
也有學者認為，作為遼西古文化區代表的紅山文化并沒有進入文明時代。如紅山文化沒有鑄造青銅器、文字、城市，雖然祭壇規模宏大，但并不像金字塔一樣工程浩大，需要國家采取暴力手段去壓迫奴隸，而且當時漁獵經濟也仍然占有重要地位，讓人不僅懷疑紅山文化的生產力水平;積石冢隨葬的玉器較少，并不能反映當時已出現階級分化。
第二類則是以蘇秉琦先生為首的多中心起源論。
除蘇秉琦以外，有學者認為，在中國，“禮”是觀念形式上的最高體現。紅山文化的祭壇等禮制建筑的發現，與中國的祭祀禮制有不可分割的關系，而正是由于禮制的誕生，促使原始社會瓦解，進入文明時代，且在夏家店下層文化隨葬的陶器上發現了有“目”和無“目”的饕餮紋，又因其在青銅器上具有特殊意義，更是進一步說明了夏家店下層文化和中原文化在某種程度上具有淵源。
有學者認為，紅山文化的“壇廟冢”是走向文明的重要標志，并且在同時期，中原的考古學文化中沒有出現類似現象。而且良渚遺址群的墓地和祭壇，以及大量出土的玉器和漆器，更是讓人推測其已進入早期的文明社會。我們無法證明中原的文化發展水平一定高于其他區域，也不能說其他地區的文明是受到了中原文化影響而產生的結果，因此，中國文明起源是多中心文明起源已成為大家的共識。
第三類則是對中國文明的單一中心起源論和多中心起源論進行充分的比較得出了自己的結論。
有學者認為，根據文字、城市以及青銅器的標準，再加上參考文獻記載及考古發現看，中國文明的起源應是在龍山時代，并且是“本土起源，以夏人和夏文明為核心和代表，包括‘九州’范圍內的各族，是一個統一的王朝。”并指出中國文明起源實際上存在多個源頭，但“有主源和核心”，中國自古以來就是中央控制地方，而不是各個地方獨立，因此夏文化就是中國文化起源的主源和核心。進而推出事實上并沒有多中心，“所謂的多中心也就是無中心。”
也有學者從文字、城市、銅器及國家的出現等幾個對界定文明起源的標志進行分析，得出支持單一中心起源的學者，大體認為文明起源是源于二里頭文化或夏文化。而支持多中心起源的學者則是認為文明起源要早于二里頭文化或夏文化。
還有學者則認為，單一中心起源說和多中心起源說的矛盾在于他們對中國文明的定義并不一致，前者是狹義的定義，認為華夏文明就是最早的中國文明，而后者運用廣義的定義，認為中華民族的文明就是最早的中國文明，因此提出我們在考慮中國文明起源的問題時，要充分考慮中原文明只是中華文明這個大圈中的一部分，它會影響其他地區，也會被其他地區所影響。
三、文明起源的標志
在考古學界，一直比較受推崇的是摩爾根對文明的定義:“以聲音字母之使用以及文字記錄之制作而開始。”并且認為人類社會是由蒙昧進化到野蠻，并由野蠻最終過渡到文明。通常情況下，學界都有一種認識，認為文字、城市、青銅器等要素是將一個社會階段判定為文明的標志。根據上文，遼西古文化區并沒有包含這些要素，那么是否我們就因此認為遼西古文化區并沒有進入文明時代?
英國史學家湯因比先生在他的專著《歷史研究》中把人類歷史劃分為21個文明。其中位于南美洲的秘魯文明并沒有使用真正意義上的文字，而是運用不同色彩的繩子打結來記錄，但不能因此就否定古秘魯文明的存在。而在城市是否是文明的`標志問題上，位于尼羅河平原的“古埃及文明被稱為沒有城市的文明”。在青銅器方面，位于中美洲的瑪雅文明也并沒有青銅器的發現。同樣，如果我們只用古秘魯文明或古埃及文明的標準作為準繩的話，不符合它們標準的中華文明就要因此被否定嗎?
有學者指出，“中華文明本質上是一種禮制文明”。而在牛河梁等遺址發現的“壇廟冢”大型禮儀建筑更是證明在紅山文化時代已產生了中華傳統的禮制因素，而這就是文明社會的標志。此外，我國一直有崇拜龍圖騰并且愛好玉器的傳統習俗，在紅山文化時期發現的C形龍和玉豬龍都是中國古代龍的形態，足以說明在紅山文化時期已產生了早期文明。
更有學者指出，在沒有武力沖突作為催化劑的情況下形成的文明，很可能并不會形成防御性的“城”之類的我們以往判斷文明的標準。更有學者補充提出在興隆洼文化發現了環壕聚落，且應帶有圍墻，只是因為年代過久且氣候不易保存，所以尚未發現，而這些都是后世都城的雛形，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
綜上所述，遼西古文化地區是否是“中國文明的曙光”雖然現在仍存在異議，但它在中國文明起源中起到的作用不容置疑，希望隨著考古發現不斷增多，經驗不斷豐富，在學界同仁的不斷努力下，終究會使這個問題的答案水落石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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