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譯學視角下的意義探討論文
對意義的認識論展開研究是翻譯學意義理論范疇最基本的任務。意義的認識論可泛指對意義的認識規律進行發掘研究，也可聚焦于某個實際點，譬如對意義的把握或“意義獲得”翻譯學意義理論的認識論，這種屬于從“自實際出發”到“見實際成果”的理論描寫，該理論描寫包括意義的基本特征、意義的存在形態以及意義真值的邏輯分析等三個方面。
一、意義的實體性
意義的實體性就是所謂“言之有物”。言之無物，當然是nonsense，這是按常理而言。哲學上的“實體”是一個概念分類的最高范疇。實體可指物質的、非物質的，也可指有感覺的或無感覺的。這些實體一旦進入人類的認識世界，就形成了古代希臘哲學和邏輯學家波菲利所構建的一個樹形圖，哲學界稱之為“波菲利樹形圖”。
根據波菲利的觀點，一切概念皆實體，它可以是實的(Branch A)，也可以是虛的(Branch B)。“實的實體”指時空客體，因為它們的存在占有時、空，相當于波菲利的“物質實體”，虛的實體可以叫做抽象實體。抽象實體包括人的抽象概念、理論或科學概念等非物質概念，即柏拉圖所謂的“觀念或形式的現實本體論”。這一術語又被某些當代西方哲學家作“柏拉圖主義的實在論”講，他們認為在虛的實體中除了一大批表示性質(如redness)和數量(如“一、二、三”)的形容詞、量詞和副詞可以統稱為“質量實體”外，還應包括“理論實體”和文藝作品中的“虛擬實體”。“理論實體”雖然可能還是科學假說，但只要科學理論反映客觀世界的實在或現象(如H5N1病毒)，那么理論實體就一定有其指稱和意義。“虛擬實體”則是藝術家根據自身的直接或間接經驗虛構想象出的某種實體(如“鳳凰”、“丘比特”等)，這些概念顯然也是具有意義的。
除了有實在的時空實體、可以表示性質和狀態的質量實體(常常是可感知的，所以應該歸屬于“實的實體”)以及理論實體、虛擬實體以外，人的概念中還有一種非常重要的、不可或缺的專門用以表示關系的概念，可稱為關系實體，包括一切發揮結構功能因而具有功能意義的結構的詞(在漢語中稱為虛詞)和語句的結構機制。因此我們可以構擬一個翻譯學意義實體的樹形圖。
實際上，在意義實體的樹形圖上與在波菲利的樹形圖上一樣，有些項目很難在兩枝之間劃出一個絕對的次范疇。奎因也是邏輯實證主義者，但他看到了這一點，才在20世紀60年代轉向柏拉圖的實在論立場，提出“對本體論的承諾”的前提，也是明智的`抉擇。他將“類”(class)的概念引入實體(實在論)領域，從而厘清描述性抽象實體的意義。
二、意義的疏略性
意義這個網絡系統具有疏略性，它并不具備細致入微的描寫能力，這點可體現在語言的每個層級和每項意義單位。究其原因，首先，盡管人的思維是“非線性的”，但語言這個意義的承載體只能是線性的，也正因如此，語言并不具備與思維比肩的多維描寫能力。
其次，就語言意義的疏略性而言，還體現兩個方面的特征：語詞的有限性以及每個詞外延意義的簡約型。具體來講，詞匯系統雖具有開放性，但也無法避免某個特定歷時和共時位置下詞義義項的有限性。人類現在依然無力去用語言描寫語言以外世界各種“存在”的特征(如質地、形狀和色彩等)。此外，意義的簡約性也是其疏略性的必然產物。從負面視角來看，這種簡約性備受指責，早已有之，因此才使約翰遜博士(Samuel Johnson，1709—1784)用了數百字，以極盡精微之能事來解釋一個小詞“net”(網)。現代的辭典編纂者也是盡其所能，比如，《簡明牛津詞典》對“狼”這個詞作如下解釋：
Wolf：Erect-eared straight-tailed harsh-furredtawny-grey wild gregarious carnivorous quadruped allied to dog preying on sheep etc.or combining in packs to hunt larger animals.(Concise Ox ford Dictionary)
“Wild”(野生動物)本身就是一個概括詞，即便前面加上四組復合限制定語(“豎耳”、“直尾”、“粗毛”、“褐黃”)，語義仍然簡約疏略。可見，自然語言雖粗糙樸實，但卻植根深厚;雖含混簡約，卻也豐富多彩。正因為這樣，不少西方有見地的語言哲學家指出了對譯學的意義理論來說意義的另一個重要的特點——“不確定性”。
三、意義的不確定性
意義的“不確定性”是相對于“確定性”這個概念而言的，因此，作為意義特征的兩個方面，其關系是相輔相成的。倡導這兩者辯證統一關系的先驅便是皮爾士和奎因。從翻譯學視角來看，意義確定意味著可譯，不確定則意味著可譯性的限度。
符號邏輯學家皮爾士早于19世紀90年代初就提出了指號意義的不確定性，他視“確定性”和“不確定性”為兩個相輔相成的“邏輯公理”并予以闡發：前者受“因果律”(the law of causality)支配，后者受“偶然律”(the law of accidental cause)支配。而另外一名倡導意義不確定性的則是現代哲學家奎因。他認為，意義的不確定性無處不在。翻譯的不確定性正是源于不同語言對刺激反應在意義和指稱的差異。奎因還提出，翻譯中要對不確定性原則予以足夠重視，這是因為譯者通常會認為每個句子表達的意義并無關聯，并習慣于將語言結構拆分開來進行翻譯，此時對不確定性加以確定尤為重要。
四、意義的游移性
意義的疏略性和不確定性使其也產生了游移(fluidity)的效果，這使得語言意義具有無限能動性。所謂意義的游移性，主要體現在人類可以借由使用賦予詞語意義，也就是維根斯坦所說的：
The meaning of a phrase for us ischaracterized by theusewemakeofit.Themeaningisnota mentalaccompanimenttotheexpression.Thereforethephrase“IthinkImeansomethingbyit，”or“I amsureImeansomethingbyit，”whichwehearsoofteninphilosophicaldiscussiontojustifytheuse ofanexpressionisforusnojustificationatall.Weask：“Whatdoyoumean?”i.e.，“Howdoyouuse thisexpression?”
因此，人是語言的主宰者，而非受到語言主宰。英語中早就有“詞本無義，義隨人生”(Wordshavenomeaning;mangivesmeaningforthem)之說，這非常符合語言的現實。凱撒只用了六個詞“Icame，Isaw，Iconquered”來概括其畢生征伐的成就，這六個詞的意義可以使人一怔：有人可能會咒罵，也有人可能對其雄心佩服得五體投地。莎士比亞那六個小小的結構詞(虛詞)“Tobeornottobe”更是撥動了五百年人心，使讀者永遠不會淡忘那個王子的幽憤。
漢語語義也是如此，意義的疏略性賦予我們更多游移地寓意寄情的機會。如“方寸之地”是指心，“方寸已亂”則指心亂(語出《列子·仲尼》)。不過由于語言符號猶如空框，它可以“盡如人意”地容載它可能容載的“意”，后人也可以撇去列子的比喻而用其實“意”。總之是“方寸地”何止方寸!可以說，意義如果沒有疏略不實的特性，人類就不會有詩歌，不會有文學——當然也就不會有翻譯。李清照的“尋尋覓覓，冷冷清清，凄凄慘慘戚戚”現在已經有了六種譯式，連武松打虎也有了三種“打法”。
在西方，除了語言哲學家、邏輯學家和詞典編纂學家以外，當代歐洲還有很多知名的哲學家及文論家如利科(Paul Ricoeur)、德里達(Jacques Derrida)和薩特(Jean-Paul Sartre)都極力支持意義的不確定論。值得注意的是連現代心理學和心理語言學家都在論證言語交流中語義的游移性問題。
五、意義與思維的伴隨性
上述意義的疏略性、不確定性和游移性，就其深層原因，皆因伴隨思維和觀念而產生。思維(thinking)側重于意義發生、發展的過程，觀念(idea;thought)則側重于意義發生、發展的結果。這里所說的“伴隨”(attending)的意思是意義以其物質外殼(即詞語)致力于觀念的形成(shaping)。據洛克所言，承載意義的詞語通常為一些不夠完美(imperfectly)或漫不經心(carelessly)的意指觀念，因而出現晦澀難懂或含混雜亂也是在所難免的。
六、意義的邏輯性
我們通常強調語言的邏輯性，其本質實乃意義的邏輯性。皮爾士認為意義邏輯性最需強調是思維的清晰度，他認為概念的內容即使再豐富，倘若邏輯混亂，便是一團令人望而生畏的“泥漿”。
符合邏輯則表現在兩方面：一是詞語意義及搭配符合語法規范及社會語用規范;二是行文的敘述擴展條理和層次分明，二者缺一不可。
七、結語
綜上所述，可以將翻譯學意義觀中的“意義”表述如下：意義是意指(signifying)過程的產物或結果，意指過程是在語言的實際運用中對指稱(包括物質指稱、關系指稱和抽象指稱)的觀念化;因此，意義可以定義為在語言實際運用過程中被觀念化了的指稱。因此，意義高于指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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