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語》訓詁語法札記論文

　　摘要：《論語》是一部常讀常新的經典著作。本文從訓詁學、語法學的角度，對《論語·雍也》和《論語·子罕》中的兩則記錄進行了重新的審視和說解，同時加入語義的照應和上下文的銜接來處理，以求得更加合理的理解，使文義暢通、詞順字安。

　　關鍵詞：論語，訓詁，名詞活用，語義照應

　　對“野”、“史”、“君子”的看法

　　《論語·雍也》有載：“質勝文則野，文勝質則史，文質彬彬，然后君子”。

　　目前對“野”、“史”和“君子”的具體訓釋，沒有形成一致的意見，主要有幾種看法：一是認為“野”、“史”和“君子”為形容詞；二是認為“史”為動詞，看作是“飾”字的假借；本文持第三種意見：認為“野”、“史”和“君子”是名詞。

　　清代劉寶楠在《論語正義》中的解釋是相對復雜的，比如劉氏提到：“當時君子，非質勝文，即文勝質，其名雖曰君子，其實則曰野曰史而已。夫子為之正其名，究其義曰‘文質彬彬，然后君子’。言非質備，無以為君子矣。”、“敬而不中禮謂之野，禮是文，野人有質無文，故言鄙略。《儀禮·聘記》云‘辭多則史’……”劉氏主要在于說明或者支撐儒家講求的禮儀之道，有些地方集眾家的解釋，而最終就“野”、“史”、“君子”的具體所指卻沒有言明。后來楊伯峻先生在《論語譯注》中對這句話的譯文是“樸實多于文采，就未免粗野；文采多于樸實，有未免虛浮；文采和樸實，配合得當，這才是個君子。”我們認為有不當之處：從訓詁角度來講，“野”、“史”和“君子”是應該相互對照來加以解說的，在詞類和詞義上應有相通之處。楊先生在譯文中把“野”解釋為“粗野”、“史”解釋為“虛浮”，都是形容詞用法，把“君子”視作名詞用法，這樣一來顯得對全句的說解不夠對稱，沒能表現出三者的一致性，出現了偏差。包咸說“野如野人，言鄙略也。史者文多而質少。彬彬，文質相半之貌”，包咸的說法對我們有很大的啟發。后來有人以“彬”做“斌”，有人以“彬”通“份”，指參半的樣子。這句話的主要意思大致是說“文采”和“樸實”的關系，也就是“文”與“質”的關系問題。而劉寶楠始終未能說明該句的要旨，至少不夠明確。而包咸所說的“野人”，我們也不能以今天的眼光去加以理解。“鄙略則近于俗”，“野人”是指“偏遠之地、目光短淺之人”。段玉裁在《說文解字注》中說“野，郊外也”，根據這些我們才能夠理解“野人”并不是在說居住在偏僻地方的人，而是說“質”多于“文”的人：受到拘束，目光不夠遠大。同理可以理解“史”：“史”就是史官，據《周禮》、《禮記》記載，“史”是當時國家必需的專門人才，以記國之大事，或記帝王、國君的行為、政績。當然在記載這些事跡過程中，作為統治者不免有標榜自己“德行”的傾向。作為史官，在史書的.記載中不免出現虛夸成分，于是“史”自此有了另一種意味。“君子”并非如劉寶楠所說“群男子”的意思，因為與“野”、“史”相對應，“君子”當理解為當時社會上真正有德有識有才之士。據此可以認定“野”、“史”、“君子”是名詞，是指具備了“野人”、“史官”、“君子”這三種人各自具備的最明顯特征的人。

　　我們還可從語法學的角度再做分析。上古時期并未有嚴格的語法規范，名詞本身是具有這種用法的，《論語》中還有很多用例，比如：

　　（1）、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雖有粟，吾得而食諸？（《論語·顏淵》）

　　（2）、觚不觚。觚哉！觚哉！（《論語·雍也》）

　　（3）、固天縱之將圣，有多能也。（《論語·子罕》）

　　上述例句中斜體部分的詞語，我們可以認為是具有了形容詞的功能，但它們本身還是名詞。這種句子在語法意義上是指前面的本體具備了這個名詞（喻體）所具備的性質或狀態，這和現代漢語中的比喻很相似，我們把某物比喻成另一物，并不是說這本體和喻體完全相同，而是說本體或本體的一部分具有了喻體的相似性質、狀態。所以從語法角度，我們可以對這句話作出合理的解釋，所以把“野”、“史”、“君子”理解為名詞既不牽強，也符合這幾個詞語的本來用法和語法性質。這樣，從訓詁學和語法學的雙重角度對這一句話中的重點詞語進行了說明，詞順而文安，絲毫不致混亂。

　　關于“子畏于匡”

　　《論語·子罕》中有載：“子畏于匡，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天之欲喪斯文也，后死者不得與于斯文也；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

　　劉寶楠在《論語正義》中對“畏”字引用《說文解字》的說法，認為是“惡也”，還引用《廣雅》中“懼也，恐也”的說法，認為“夫子見圍于匡，有畏懼之意”。此處依據孔子曾經被匡地人圍困的史實，認為孔子有“畏懼之意”，并把這種理解作為對該句中“畏”字解釋，我們認為有不當之處。依據《說文解字》和《廣雅》的說法，“畏”應該解釋為“懼也，恐也”，那么它就是表示心理活動的內動詞，“于”如果是被動標志，此處把這句話解釋為被動用法是不合適的。因為“恐、懼”意在上古時期直至今天的漢語中，如果不適當活用，是不能用于表示被動的，所以把“畏”解釋為“畏懼”是局限于詞義訓釋的，沒能結合上下文做更為合理的解釋和探討。依據楊伯峻先生《論語譯注》的說法，“孔子（及其弟子）在匡地被當地的群眾拘禁，（孔子）便道……”，把“畏”解釋為“拘禁”，其注釋是依據《史記·孔子世家》中的記載“孔子適陳、過匡，匡人囚禁孔子”等史實指出“畏”的意思是“拘囚”。楊伯峻先生并未把“畏”解釋為“恐懼”。爭論焦點就在于“畏”字上。我們認為把“畏”理解為“圍”字的通假字，“子圍于匡”是典型的先秦漢語的被動句式。在春秋戰國時代，用“于”字作為標志是當時最主要的被動句句式。把“畏”解釋為“圍”，那么它便成為具有被動意義的外動詞，“于”字之后的“匡”不僅是指地方，而轉義為“（當時在）匡地的人”，就是被動句式中的施動者。更重要的，在《韓非子·難言》中我們發現“仲尼善說而匡人圍之”的記載，兩相對照，此處理解為被動句，“畏”與“圍”通，這是很有說服力的，這是文獻例證和文獻訓釋。

　　根據下文，在“被匡人圍（畏）”之后，孔子十分自信地認為“文王既沒”之后“斯文在茲”，雖然說到“天之未喪斯文”和“天之欲喪斯文”兩種情況，我們卻能體會到孔夫子旨在強調“天之未喪斯文”的情況，孔子并未驚恐，集“道德、仁義、斯文”于一身的孔子針對“道之不行，已知之矣”的現實已經習慣了，卻又實在有一種“朝聞道夕死可矣”的精神，我們可以推斷孔子的“道”會時常碰壁，所以即使周游列國，結果卻總是不理想，所以孔子及門人經常不被各國執政者理會，甚至被直接驅逐，那么在匡地被圍（拘禁）也實在不足懼了。所以把“畏”解為“恐也、懼也”在文中沒有明確體現出來。此處解為“圍困”之“圍”更能使文章通達。從整體的文意、整體的篇章上去把握，更利于準確地分析字義、句義。

　　參考文獻

　　1 陸宗達、王寧.《訓詁與訓詁學》[M] .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1994.

　　2 王力.《漢語史稿》[M] .北京:中華書局.1980.

　　3 王力.《王力文集》(第三卷)[C] .濟南:山東教育出版社.1985.

　　4 楊伯峻.《論語譯注》 [M] .北京:中華書局.19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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