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于西部大開發觀念更新是先導論文
新的體制背景、市場態勢和新的對外開放環境都要求西部開發要有新思路。我體會市場經濟下區域經濟發展具有舊體制所不具備的幾點新內涵：其一，區域經濟發展的實際績效，很大程度上取決于地區經濟的競爭力和通過競爭在統一大市場中占取的份額；其二，市場競爭的勝負，很大程度上取決于創新，包括技術創新、組織創新、管理創新……，而上述諸多創新的前提是制度創新；創新的先導是觀念更新。樹立新的發展觀在短缺經濟下，人們習慣把發展等同于增長，追求經濟總量及其擴張速度；在市場經濟下則更強調地區經濟的競爭力和對市場份額的占有預期。買方市場下談發展，關鍵有二：一是通過多種途徑提高產品的競爭力，提高自身產品在既有市場的占有份額；二是針對潛在需求開發新產品，創造開拓新市場。樹立新的資源觀土地、能源、礦產等天賦資源是經濟發展的重要物質基礎，但要看到在現代經濟特別是知識經濟已現端倪的時代，天賦資源和一般勞動力資源的作用相對下降，而品牌、商標、專利、市場網絡、信息、創新環境等后天獲得性資源與創新人才的作用與日俱增；某種意義上說，后者對前者有點石成金之效。
海爾、小天鵝等優強企業，在中西部兼并了一些廠，有的并未注入多少新資金，而只是帶來了品牌，帶來了新的管理模式，注入了新的經營理念，就使一些趴窩多年的企業起死回生，頗發人深省。資金短缺確是制約西部發展的重要因素，但和資金短缺相較，西部地區軟資源和企業家資源的短缺更顯突出。西部大開發在推進物質資源開發的同時，要把人力資源開發與軟資源的`培育，擺在更重要的位置。樹立新的發展模式區域經濟學曾把地區經濟發展概括為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兩種模式。五、六十年代嵌入式的發展，是自上而下；八十年代以來，地方政府權限擴大，以至“書記抓項目、縣長跑貸款”，這仍然是自上而下的發展。真正的市場經濟是各類市場主體唱主角，自下而上的發展，這在浙江特別是溫州、臺州等地看得較清楚，無論經濟高漲期，還是市場低迷期，什么樣的坎他們都能邁過，不是說那里的企業沒有虧損和破產的，而是說他倒閉了一批，另一批更有競爭力的企業又重新冒出，地區經濟的活力、應變力、自我發展能力亦就都有了。市場主體如何形成。首先是在實現富民興區的目標中，堅持富民為先、富民為本。只有輕徭薄賦，使民眾不僅有生活資源之產，亦有生財的資本之產，才能加速千萬個市場主體的形成。其次，真正“四自”（自主經營、自負盈虧、自我發展、自我約束）的市場主體是市場交易的結果。譬如擁有技術特別是專利技術的工程技術專家以其“知本”，與土地、廠房、資金的持有者通過交易，就可以形成市場單元。
大批市場單元形成，許多看似棘手的問題，都會較易解決，譬如失業下崗問題，一個市場單元提供20個就業崗位，一萬個市場單元就可以解決20萬人的就業問題。樹立新的優勢觀優（劣）勢，是地區經濟發展戰略或規劃使用頻率最高的詞匯，但在經濟學和日常用語上，這一詞匯的內涵并不相同；在經濟學中，亦有絕對優勢（亞當·斯密）、相對優勢（李嘉圖）、要素秉賦優勢（俄林）、競爭優勢（波特）和核心競爭力優勢之別，上述理論范疇的發展與嬗變，既是學理認知上的不斷深化，亦反映了市場競爭中區域分工格局形成動因與機理的發展演變。眾所周知，新疆盛產棉花，石油蘊藏也較豐富，有一“白”一“黑”優勢資源之說。去年我到那里調查，看到眾多紡織企業陷入困境，而幾個生產經營非常紅火的企業--新疆特變電工股份有限公司、新疆輪胎廠等與“一白一黑”并無緊密關聯，靠的是競爭優勢的建立。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上述事實，既是對區域經濟學中已陳舊理論的挑戰，亦對今后西部地區產業結構的調整與選擇以啟迪。五六十年代在“全國一盤棋”方針下對西部工業布局的安排，八九十二年代在發揮資源優勢戰略指導下的發展，使采掘工業、原材料工業在西部工業結構占很大的份額，這些工業的發展，對推進西部地區工業化、對支援全國經濟建設都曾作出過歷史性的貢獻，問題是這樣的結構特征今后是否還保持下去？我是持質疑態度的。這是因為采掘工業有個越采越深、成本遞增以至資源枯竭的問題；
其次，我國相當一部分礦藏的開采條件復雜，含量不高，在對外開放的新環境下，極易受到國際市場的沖擊，所有這些影響亦會轉移到原材料工業中；再者，上游產業的比較勞動生產率和收益，亦遠低于下游產業。如果保持既有結構格局，最好的結局只能是保持和發達地區的等差距離。為此在西部地區結構調整與選擇上，我提倡八個字：“異中求同、同中尋異”。“異中求同”是說西部地區不能拘泥于主要搞上游產業，與發達地區同樣要走產業升級之路，發展下游產業、發展高新技術產業；“同中尋異”是講在實施產業升級的過程，西部要從競爭力相對較弱的現實出發，在策略上盡可能采取“差別化戰略”、“錯位經營”、“分層競爭戰略”等以減少風險、提高成功率。 樹立新的規劃觀西部大開發，是一個既宏大又復雜的系統工程，亟須統一規劃、分步驟、有重點地推進。體制背景的變化，要求發展規劃在內容、目標、依據和編制方式方法上都有相應的轉變。發展目標上過去主要是GDP等價值指標和主要工農業產品的實物指標。為了體現以人為本的發展，增加就業崗位、降低失業率，加快農業勞動力轉移的步伐，關于反映人力資本開發的指標、環境生態的指標，都應作為重要的發展目標指標。其次，過去的規劃在產業的發展上很具體，一直延伸到具體項目。而這些內容，今后都屬于市場主體自主決策范圍的事。政府主要是制定鼓勵、支持的產業發展方向，為這些產業的發展進行制度安排（如創業風險基金、中小企業擔保基金等）、組織構建（如建立民辦科技企業孵化器等）和制訂競爭規則。
發展規劃制訂的依據，過去往往先訂出年均遞增率，計算出遠景GDP總量，再物色產業和項目，湊足總量。市場經濟下發展規劃必須堅持市場導向，以市場調研預測作為規劃制訂的出發點，以產品能否在市場實現作為檢驗規劃是否符合實際的依據。堅持市場需要什么、我生產什么，而不是我有什么資源和生產能力存量，就生產什么、生產多少。遠景需求預測在漸進平滑發展期，比較好辦，在突變和轉折期則難度很大。譬如“九五”計劃確定2000年全國煤碳年產量14億噸，現在看2000年的需求量難以超過12億噸，誤差率超過16％。由于生產能力大于產量，產量大于銷量，煤價下滑，以至西部某省每生產一噸煤要賠30多元，而就是這個省還在繼續建新礦井、新礦區；這種做法值得斟酌。為了扭轉許多大中城市嚴重的大氣污染，今后能源消費結構預計會發生重大變化，西部地區能源生產結構如何與之相適應，值得認真研究。市場預測的另一重要內容是有關本區與其它競爭伙伴競爭力的對比分析，它直接關系到本地區能占有多少市場份額。為了得到對以上問題接近實際的答案，規劃部門就必須廣泛和各類市場主體對話，把對話、溝通貫穿于規劃編制的全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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