淺談顏元論“惡”的來源及其意義論文

時間：2021-06-13 12:31:43 論文我要投稿

淺談顏元論“惡”的來源及其意義論文

　　淺談顏元論“惡”的來源及其意義

淺談顏元論“惡”的來源及其意義論文

　　顏元(1635?-1704年)以尚習行、重功利、反對靜坐空談等名于世,梁啟超叫他實用主義,劉師培謂其近于墨家。如果細澤其著,不難發現,顏元尚行、重利的理論根據乃是舍氣質無以存養心性的理(性)氣關系,其最終目的是作圣,而不是利。為了闡發即事明理、由行見道的原儒精神,他力追三代,反古開新,以駁氣質性惡為切入點,為謀食、謀利正名。鑒于目前學界研究成果,筆者認為以下兩個方面尚待深化,第一,駁氣質性惡乃四存編之首論,此論與其重事功、反光景有何關聯?第二,在顏元對惡源的追問中,其中蘊含的個人自由與社會責任意識尚須進一步發掘。

　　一、謂性無惡,氣質偏有惡乎

　　天地之性與氣質之性之二分,始于張載,后經伊川發揚,至朱熹而盛。《朱子語類》載:道夫問:氣質之說,始于何人?曰:此起于張程。某以為極有功于圣門,有補于后學,讀之使人深有感于張程,前此未曾有人說到此朱子以極有功于圣門、有補于后學贊譽張程的氣質之性之說,其原因就在于此說解決了性善論體系中有關惡源的棘手問題。所以,他深嘆圣賢說得惡字煞遲。于是,有關道德實踐諸問題如理欲之辨、善惡之異,甚至人物之別等,皆訴諸于理與氣之關系來解決,如朱子曰:既是此理,如何得惡!所謂惡者,卻是氣也。(《朱子語類》卷四,第65貿)又曰:才說人欲,便是氣也。(《朱子語類》卷四,第68頁)人物性本伺,只是氣稟異。(《朱子語類》卷四,第58頁)從宇宙論的角度來看,盡管朱子認為理氣之間相互依存,但在道德實踐領域,氣則往往成為阻礙理之實現的消極存在,這正是顏元極力批駁之處。

　　二、惡者是外物染乎性,非人之氣質

　　那么,誰該對惡負責呢?顏元說:然則惡何以生也?則如衣之著塵觸污,人見其失本色而厭觀也,命之曰污衣,其實乃外染所成。(《顏元集》,第3頁)又曰:知濁者為土所染,非水之氣質,則知惡者是外物染乎性,非人之氣質矣。(《顏元集》,第8頁)實際上,污衣與濁水皆不能謂之惡,這只是一種比喻,用以說明實踐生活中的惡乃成于外染,而非本來之氣質。更具體地說,染于性的外物就是習或引蔽習染,如他說:惡乃成于習耳。(《顏元集》,第10頁)又曰:其惡者,引蔽習染也。(《顏元集》,第2頁)這種嚴格區分習染與本來之氣質的做法,是顏元論惡的顯著特色。

　　三、絲毫之惡,皆自玷其光瑩之本體

　　惡源被顏元追問至外染,此是消極地從本源受到遮蔽的角度進行闡釋的;積極地說,惡的真正發動處卻是行為主體自己,即人可自力也。顏元以墻卑易招盜為例,非常形象地追溯惡的最終發源地,他說:人之自幼而惡,是本身氣質偏駁,易于引蔽習染,人與有責也,人可自力也。如何可倫!人家墻卑,易于招盜,墻誠有咎也,但責墻曰汝即盜也,受乎哉?(《顏元集》,第11頁)自幼而惡是一種經驗的溯源法,在性善論體系中,此論很容易將惡歸咎于本身氣質,如上文提及程顥所言有自幼而善,有自幼而惡,是氣稟有然也即是。顏元認為,即便是自幼而惡者,亦是人與有責也,其原因就在于人可自力。此與墻卑易招盜而不能責墻,是同樣的道理。一個天生的惡棍,可以將各種惡行粉飾為由于氣質偏駁所釀成,但只要他意識到促使行為的自力因素,仍然免不了自責。一個自幼就顯出惡性的人,可以將種種惡行歸于他的自然氣質,但卻仍然要像氣質清明者一樣承擔責任。陳確亦反對程朱卸罪氣質,使氣質蒙惡聲,卻未充分地認識到人可自力的根本原因。

　　四、駁氣質性惡的意義及顏學缺憾

　　顏元駁氣質性惡的意義,主要有以下二點:

　　(一)以堯舜至孔孟為鵠的,以舍氣質無以存養心性為理論基礎,還原經濟生民,無所不為的原儒精神,并提出身心道藝,一滾加功的'修養工夫以及義中之利,君子所貴的新義利觀。顏元所言氣質可分為二類:一是堯舜三事、周孔六藝等利民厚生的實學技藝。熊十力先生說:古言藝者,其旨甚寬泛,蓋含有知能或技術等義。六經亦名六藝,取知能義也。顏元倡躬行實用之學,必資乎古代圣王六藝等學,即是取其多能鄙事、經濟生民、多材多藝、造就人材之知能或技術義,如他駁朱子稱李先生居處有常,不作費力事時說:只不作費力事五字,不惟贊延平,將有宋一代大儒皆狀出矣。子路問政,子曰:先之,勞之。天下事皆吾儒分內事;儒者不費力,誰費力乎!試觀吾夫子生知安行之圣,自兒童嬉戲時即習俎豆、升降,稍長即多能鄙事,既成師望,與諸弟子揖讓進退,鼓瑟,習歌,羽籥、干戚、弓矢、會計,一切涵養心性、經濟生民者,蓋無所不為也。及其周游列國,席不暇煖而輒遷,其作費力事如此,然布衣也。周公,文王之子,武王之弟,成王之叔,身為上公者也。而亦多材多藝,吐舖握發以接士,制禮作樂以教民,其一生作費力事又如此。

　　(二)由于自玷、自主等觀念的引人,豐富與發展了為仁由己的儒家倫理。顏元將惡歸咎于行為者自主的說法,之所以顯得格外重要,是因為它不僅有助于澄清對孟子性善論的理解,而且如果沿著顏元自玷理論向前發展,則與自主、自力相關的論題,比如自由、責任、獨立人格等范疇,都會不可避免地進人傳統倫理學的論域。人的自由意志亦必然得到重視,追求獨立人格與社會責任感亦將被驅動起來,正如薩特所說:就是人,由于命定是自由,把整個世界的重量擔在肩上�？鬃釉�: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論語?顏淵》)儒學自開創初,即建立起道德自覺自發之路徑。孟子沿著孔子所開創的生命智慧,建立性本善的內圣之學。人性善并非意味著人之初生即有道德實踐意義上的善,而是個人自覺地將這種先天的稟賦(仁義禮智)納入自己的行動準則之后,他才使自己成為善者。性善規定了成圣的可能性,并激勵人們通過道德修養去努力地實現它,而不致于使人們覺得修養功夫是完全無濟于事的。王陽明無善無惡心之體,有善有惡意之動的說法,其中蘊涵著由自己創造善或惡的意思。不過,王陽明的四句教主要是從境界上立言,因此,后來王龍溪自悟無意之意則應圓,不僅未壞師門教法,而且王陽明謂汝中所見,是接上根人教法。或許只有如顏元步步追問惡源,才能使自由壁立千仞地站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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