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法與經學論文

時間：2021-06-14 10:04:18 論文我要投稿

書法與經學論文

　　錢穆先生曾專門寫了《理學與藝術》長文，對理學影響藝術（主要論畫）作了深刻的闡述。雖不少精思，啟迪后學，但對書法評價闕如，實在遺憾。今從書法與理學角度析之，以補其缺。

書法與經學論文

　　每一個時代的美學思潮都來自哲學思想，而書論必然受到主流思潮的影響。三教合一對中國書法的滲透，奠定了中國書法美學思維的高度。儒家的文質彬彬，里仁之美，至大至剛；道家的大樸不雕，天地大美，玄淡清遠；佛禪之空靈圓融，即心是佛，心法為上等，無疑左右著書法創作。只有到了宋代，文化轉型帶來了巨大的觀念更新，歷史進入到近古時代，書法也出現了變化。在書學思想中，典型的是“理學書論”的出現，影響相當深遠。盡管許多學者深挖中國藝術精神的實質，高言是創變、陽剛等，實際上忽略了中國文化發展的特殊性――致中和的書論思想方為主流。徐復觀說中國文化是“心”的文化，應該限定在宋元明清，內傾性奠定了一種特殊的文化形態。這個時期在書法上，最典型的是“理學書論”的盛行，它是為理學文化之分支。理學文化是理學影響圈與書論所發生的種種關系的總和。宋代理學的發展促進了傳統儒學的思辨化，作為宋學核心的理學家涉足書壇而形成了理學書論，起點甚高。（參考呂總《宋代理學文藝論綱》）

　　一、理學書論對文藝的影響

　　自宋以來，融合三教而歸宗儒學的理學，史稱新儒學，有著包容多種學術思想而統一于儒家的`氣度，改造了原始儒學的思維結構。儒家為經學之豐流代表，其中以理學影響最大，宋元明清直到現在，雖然內部分化主要為道學、心學之異，也包括蜀學、洛學、閩學、關學、濂學、新學之爭，最后都集中體現在程朱、陸王之論戰中。盡管對“宋學”“漢學”之爭各不相讓，但經學作為主流文化，已經深刻地烙入書法理論與創作實踐中。理學最大的思維特點是“外透天道，內徹心性”，即天人合一。自宋至清，可以說主流書論是理學書論（有專文論述）。理學對待藝術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一）在修身層面上，強調“敬”“反省”“涵養”“持養”的妙用，主張“藝道一體”。“涵養德性”是理學家共同之追求。子思《中庸》已提出“德為圣人”命題。程顥進一步提出：“德性者，言性之可貴，與言性善，其實一也。”實際就是“性即理”也。程頤則曰：“性稟于天，才稟于氣”。養氣修心如對至尊即對天理。鐘人杰《性理會通》載：“程子曰：某寫字時甚敬，非是要字好，只此是學。”這可以看出以書體道之典范。

　　（二）在文道關系上，或主張“文從道中流出”，或言“藝道雙進”，或言“道重藝輕”。理學家認為：“和順積于中，英華發于外。”認為學養的作用明顯。但多數認為“道重器輕”，把文藝都視為“形而下”的東西。程顥認為：“文必貫道”“器必貫道”。

　　（三）在創作方法上，強調“心性”，力主“性靈”――性情與靈機的結合。強調“內外交相養”，從心性與天道兩方面結合看問題。程子認為：“心通乎道”；朱子的“心統性情”說最為典型。心中未發則為“性”，無善惡；既發出來則為“情”，有善惡。最后還得回歸“天”乃為“性靈”。

　　（四）在審美功用上，倡導“天趣”與“人功”的結合，最終追求“天人合一”。強調“格物致知”“格物窮理”，尤其重視“天成”“天全”“天放”“天德”等內容，所謂“盡性以知天”。

　　（五）在審美風格上，主張“沉潛敦厚”，“從容中道”，有圣賢氣象為貴。也喜歡平正端莊，反對欹側放蕩。朱熹對蘇東坡、米南宮的責難如“把字寫壞了”，過分批評其夸張姿態，但有時又肯定其“英風逸氣”。

　　（六）在藝術品格上，強調人品對藝品的作用，“書關德性”，“人品即藝品”。這是理學家追求“孔顏樂處”、仰慕“圣賢氣象”、培養“浩然之氣”的具體表現。而文藝之功用必須體現“圣賢氣象”，體現一種超然、博大、剛正的人格，是宋儒普遍的共識。

　　理學家的文藝觀有時前后矛盾，這是因為他們自身兼有道學家和文藝家兩重身份的原因。

　　（七）思維上的“物必有對論”所開創的辯證精神。從《易》開始的“陰陽之道”“相摩相蕩”到邵雍的“一分為二”命題，二程《遺書》的“天地萬物之理，無獨必有對，皆自然而然，非有安排也”。體現出宋學的理性精神與辯證法思想。

　　二、理學書論的巨大影響及特點

　　自宋而后，尤其是南宋，理學逐級對書法的滲透，日見明顯。元代統治者將朱子著作提升為考試標本，學術與政治結合，其影響至為巨大。明代更官方修著《性理大全》，以程朱之學作為取仕依據，清代統治者也注意理學的治世作用，偏于調和人民與統治者的矛盾。主要表現在以下方面。

　　（一）重視心法。所謂“書為心畫”，既重視古法，更重視心法。元代郝經提出了“書法即心法”的命題。明代相穆《書法雅言》特重“心相”之說。清劉熙載《藝概?書概》提出了“書尚清而厚，清厚要必本本于心行”之說。他由此提出“書為心學”之說。都豐富了“書為心畫”之內涵。

　　（二）重視“靜”“敬”的蒙養工夫，強調“養氣說”。文徵明寫字態度“非要字好，直此是敬”。董迪《廣川書跋》云：“夫君子養心，必氣和而在，物無累之，則浩浩搏天之外而若無所礙也。”黃庭堅《跋牛頭心銘》亦云“學必以治心養性為本”，所謂“盡心性之蘊”，自成道種。劉熙載《游藝約言》提出：“不論書畫、文章，須以無欲而靜為主。”

　　（三）強調“胸次”，以積學和游覽來開拓心胸，以雅去俗，神明而化之。如董《廣川書跋》所謂“胸中磊落，自成丘壑”。錢穆先生《理學與藝術》認為：“宋代人論畫，重人品心胸，又深涉性理，乃亦知重日常人生之修養。”其實，宋人論書亦然。胸中造化，吐露于筆端。所以張之屏《書法真詮》隊為書法之美在二者：一曰氣象，一曰風采。這都與書家心胸有關。

　　（四）重視“韻勝”之書。倡導“逸”格，從審美到人生都追求“逸”的態度。書觀“氣象”。書法涵蘊人之德性。書之韻在不俗，在遠離塵俗。如李祖年《翰墨叢談》所謂：“筆墨之道，以之陶寫性情；著得一點塵俗，便不佳矣。”劉熙載《游藝約言》提出“人尚本色”，指出“勁氣、堅骨、深情、雅韻四者，詩文書畫不可缺一”。（五）強調方法上的“妙悟”，體現為“心通”說。書理與禪理相通，貴在“參詳”“頓悟”。王維云：“妙悟者不在多言，善學者還從規矩。”朱長文《續書斷》所謂：“天下之事不心通而強以為之，未有能至焉者也。”黃山谷認為“學書如學禪”，必須參悟。

　　（六）強調步驟上的“技進于道”。或言“道進乎技”。如蘇東坡評秦少游書“技道雙進”。朱長文《續書譜》云：“書之至者，妙與道參，技藝云乎戰。”南宋劉克莊認為“藝不習則不工”等，都要求“技與道俱”，不可只停留在技法層面。

　　（七）學書原則上先在“明理”，然后“達意”。有常形有常理，理得而法正，法正則意新。張懷《畫苑補益》曰：“造乎理者，能盡物之妙。”劉熙載《藝概?書概》認為：“是則理性情者，書之首務也。”便是明書理取近道也。

　　（八）書法欣賞在“神會”，不可以形器求也。沈括《夢溪筆談》所謂：“書畫之妙，當以神會，難可以形器求。”欣賞藝術唯求“暢神”而已。張懷《書議》《書斷》等系列書論中所謂“一字見心”，“以風神氣骨為上”，便是的論。

　　（九）重視學問對于書法的作用。晉人提出了“積學以致遠”。東坡提出“讀書萬卷始通神”。黃山谷詩云：“書是人間真富貴。”錢穆先牛說：“內基于性，外資于學，務學以開其性；理學家之精修道德，與畫家之沉潛于藝術者，同條共貫，事非有異。”錢先生應該知道，書家何嘗不是如此。

　　（十）重視“天趣”，主張“以人復天”，強調“天機自然”。所謂“得自天機，出于靈府”。（郭若虛《圖畫見聞志》）明代屠龍云：“人能以畫寓意，胸中便生景象，閉端妙合天趣。若不以天生活潑為法，徒竊紙上形似，終為俗品。”張之屏《書法真詮》專辟“養氣第十六”，尤其重“養天機之清妙”。他在“標格第十四”中云：“若夫天機高朗，骨格清蒼，足以橫絕古今者，當以王覺斯為第一”。

　　（十一）人品即書品。強調書法家人格修煉與書品形成的對應關系。如文徵明題畫曰：“人品不高，用墨無法。”張之屏《書法真詮》“觀人第十五”認為：“書畫一道，肆習者固在天資高，尤賴根器厚。”這根器即在“人品”“人格”的魅力。

　　理學書論中的疑古思想、尚理明道、注重學養、融合多教等觀念，確實拓寬了書論的范圍，在更為廣闊的領域內我們俯瞰書法，尤其從本體論來觀察書法，獲得更大的精神空間。這也是理學對書法的貢獻。

　　三、理學書論的負面影響

　　理學對書法的影響，自然也是雙方面的，有著正、負作用。正面如上，負面影響如下。

　　（一）過分重視內在修養，忽略外在的形式美感。錢穆先生《理學與藝術》最后評價：“清代學者，雖亦高自位置，然既乏于濟，復缺性靈，徒于故紙堆中騁心力，故文學藝術皆見不振。語其優者，不過為前代之后勁，無可分庭抗禮者。”，這更指出了大多數人的學習弊端。姚孟起《字學參》已經注意到“形”的作用：“晉人書，形不貫而氣貫；唐人書，形氣俱貫。”但這樣的論述并不多見。

　　（二）過分注重人文內涵，簡單地將書品與人品等觀。造成了“自由人格”的失落。如元代郝經《敘書》等文中提出“道不足則技始以書為工”等語，有些忽略技法的傾向。人品與書品未必決然對應，如對趙子昂、蔡京、王鐸、林彪等的書法認同，需要辯證理解。

　　（三）過分重視“端楷”，對于欹側，放蕩的行草等不能容忍。尤其是對于有創變意向的作品多視為“異端”，明顯的受到朱熹等“淳儒”思想的影響，朱子就專作“端楷論”，有利有弊。陳繹曾《翰林要訣》所謂“筆筆有古意，字字有來歷”，強調功夫精熟，并不注重專精、博覽之后的“蛻化”，即是創新意識。這也是“院體”“臺閣體”“館閣體”等得以生存的原因。

　　（四）注重“文質相符”，對“寫意精神”重視不夠。連“難得糊涂”的鄭燮也在題畫中說：“‘寫意’二字誤多少事。欺人瞞自己，再不求進，皆坐此病。”雖然，他提倡“必極工而后能寫意”，但當時所出現的反對“寫意”的情況是一致的。如明代倪后瞻《倪氏雜著筆法》對王鐸的變法大加撻伐，認為王書“魔氣甚大”，對董其昌過分吹捧，令人生厭。項穆《書法雅言》對祝允明草書的非難“晚歸怪俗，競為惡態”，這有些矯枉過正了。

　　理學書論是豐富的，也是復雜的，甚至矛盾之處不少，反映出時代變化之豐富多彩。我們更應該根據實際情況來分析，如許多書家在早期與晚期的理論出現矛盾，這恰好說明了時代所壓，有時必須改變觀念的趨勢。研究者也應該知道書論演變的復雜多變，方能不拘泥于一端，如盲人摸象，那就很難管窺全豹了。

【書法與經學論文】相關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