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于商務印書館復興管理論文
商務印書館不但是我國近現代最大的出版社，同時也是重要的學術機構。它有一套完整的組織系統，下設編譯所、印刷所、發行所，各司其職，效率極高。三所之中，以編譯所最為重要，我國近現代各學術領域的著名學者和各界名流中的不少人都在里面工作過，如夏曾佑、杜亞泉、蔣維喬、蔡元培、孟森、陸費逵、胡愈之、陳叔通、茅盾、蔣夢麟、鄭貞文、周昌壽、陳布雷、謝六逸、竺可楨、任鴻雋、周鯁生、陶孟和、何炳松、顧頡剛、葉圣陶、向達、陶希圣等等。除本職工作外，編輯還必須編寫教科書、辭典等書籍；編輯之余，不少人撰寫了各種專著和論文。它還資助學者到國外考察或從事其他工作，如蔡元培到德國留學，張元濟、鄭貞文代表中華學藝社到日本搜集珍稀古籍，都是由它部分或全部出資。它甚至提供資金讓學者集中一段時間安心寫作或研究。例如，曾任編譯所所長的高夢旦一直想改革部首檢字法，并已有相關成果，但自覺不夠完善，當他聽說在清華學校任教的林語堂曾發表過一種首筆檢字法，就輾轉托人介紹，與林語堂詳談，力勸其繼續研究，還以商務印書館名義與其訂立合作研究的契約：一年內按月資助若干元，以減少他的課時，用以研究新檢字法。
商務印書館還擁有遠東藏書最多的圖書館——由原編譯所資料室涵芬樓改造而來的東方圖書館。1924年，商務印書館費銀11萬余兩建造了五層鋼筋水泥的大樓，以庋藏日漸增多的各類書刊，并供公眾查閱。至1931年，館藏普通中文書籍已達268000余冊；外文書籍80000余冊；各類善本古籍35083冊；中外版圖表、照片5000余種；22省元、明以來方志2641種，25682冊，“此中除省志齊全外，全國府、廳、州、縣志應有2081種，本館已收1753種，實已達全部百分之八十四”[2]。中外報刊雜志的收藏亦極完備，其中不乏珍稀之本，如香港出版而久已絕版的《中國匯報》（ChineseRepository）、《哲學評論》（PhilosophicalReview）等全套雜志，甚至遠東唯一的孤本——初版全套德國《李比希化學雜志》（Liebig''sArmclenderChemieundPharmazie），以及我國清末以來出版的《諭折匯存》、《外交報》等大量全套報刊雜志。在張元濟、王云五等人的苦心經營下，到20世紀30年代，商務印書館不但在中小學教科書、普及讀物方面取得了驕人的成績，已經出版或正在出版的《四部叢刊》、《萬有文庫》等大型叢書、《百納本二十四史》，以及《辭源》等工具書更是影響巨大，其他出版社無與頡頏者。
正當商務印書館業務蒸蒸日上之際，一場巨大的民族災難打斷了這一進程。1932年1月28日午夜，日本突然侵犯上海閘北地區，我十九路軍奮起抵抗，淞滬抗戰爆發。次日上午，位于寶山路上的商務總廠和附屬尚公小學因遭日機轟炸著火，燒至下午全部被毀。2月1日，曾被火勢殃及的編譯所（包括附設的10多家雜志社）和東方圖書館又因日本浪人放火，大火再襲，到傍晚焚毀一空。從3月2日日軍占領商務印書館所在的閘北地區，到5月23日由上海撤兵區域接管委員會收回為止，占地80余畝的廠區內，除機器修理部、澆版部及病房幾處外，其他龐大的建筑群均成廢墟；所有的機器設備、書稿紙張及藏版等均付之一炬；東方圖書館藏書除5000冊善本寄存金城銀行外，其余亦化為灰燼。據統計，物資損失高達1600余萬元。[3]至于無形的損失，更是無法計量。如，時任編譯所所長的我國現代著名史學家何炳松曾計劃寫一部縱向上通貫古今、橫向上包羅萬象的通史。據鄭振鐸說，這個“中國通史的計劃，預定請國內若干歷史學者們通力合作；那計劃是很新穎的，把全書分作了二百多章，每章自成一書。可惜只出版了三四十本即遇到‘一二八’倭變，商務印書館一炬成灰，這個計劃也便無疾而終。然即就已經出版的三四十本書看來，如果這部書能夠成功，無疑的將成為中國通史中最好的一部。”[4]鄭振鐸的回憶略有小誤，他將同是何炳松主編的《中國史學叢書》誤記為《中國歷史叢書》了。《中國史學叢書》所收為年譜，譜主絕大多數為歷代學術文化界人物，共出版43種；《中國歷史叢書》從1930年7月到1931年9月共出版10種，并無三四十本之眾；選題均為中國史的重要內容，而且范圍廣泛。其中屬于政治方面的有《九品中正與六朝門閥》、《三國之鼎峙》、《晉之統一與八王之亂》、《義和團運動與》等；屬于經濟、文化、學術方面的有《西漢經濟史》、《宋元經濟史》、《東漢之宗教》、《辯士與游俠》、《王守仁與明理學》，值得注意的'是，還有近現代選題《日俄戰爭與遼東開放》。如果能將這些專題研究綜合起來，加以融會貫通，做到何炳松極力主張的專史家與通史家的結合，那么，一部優秀的通史將指日可待。令人扼腕的是，一位具有通識眼光的歷史學家關于中國通史的精心設計，竟毀于日本帝國主義之手！從某種角度看，這類無形的損失，價值并不低于物質的損失。
以后，商務印書館董事會成立了以張元濟為首的特別委員會，下設善后辦事處作為具體辦事機構，由王云五等人負責，編譯所所長何炳松等原部分雇員為工作人員。當時滿目頹垣，百廢待舉。辦事處首先列出了亟待處理的21件事項并作了分工，確定了相關負責人。其中何炳松主持清理存稿存版及版稅、清理圖書館、保管和宣傳等工作，同時參與清理各種契約及交際工作。不久，辦事處正式命名下屬機構，任命何炳松為稿版處、保管處、圖書館清理處、宣傳處負責人。
商務印書館遭難后，王云五趁機大刀闊斧地進行了組織結構調整。他首先解雇了已經停職的全體職工；接著縮小組織，設立總管理處主管公司行政，自任總經理，統攬一切事務。總管理處下設生產部、營業部、供應部、主計部、審核部、秘書處和人事委員會等7個部門，分管有關工作。與以前相比，最重要的變化是取消了職責重大的編譯所，代之以隸屬于生產部的編審委員會，并親自兼任主任，[5]由李拔可、何炳松、莊俞、李伯嘉兼編審員。從機構設置看，編審委員會屬于三級機構，地位實在微不足道，但這個三級機構的主管者卻是一級機構的總經理，這樣的職務安排未免有點不倫不類，出現這種情況與王云五的偏狹有關。
王云五是一位有能力、雄心勃勃的人。1930年2月，他接替年前逝世的鮑咸昌，擔任商務印書館總經理。為了有所作為，他提出了接受任命的兩個條件：實行總經理獨斷制，將原最高管理機構總務處降格為總經理的辦事機構；由館方出資送他赴歐美各國考察企業管理半年。商務印書館董事會同意了這些條件。于是，就任的次月，王云五就前往歐美9個國家，參觀了40多家公司工廠及幾十個研究所和各種團體，并咨詢專家五六十人。9月回國后，他擬定了“科學管理法”，并向下屬介紹考察感受和實行新管理法的設想。經過一段時間的準備，王云五正式推行“科學管理法”，并改變商務的組織結構。具體措施包括：改組總務處及改訂有關章程；成立研究所并親自兼任所長；取消編譯所及下屬各部，代之以編譯評議會、總編譯部、編譯各組、各種編譯委員會、各雜志社和事務部等6個部門；同時，公布“編譯工作標準章程”。從12月18日他召集編譯所各部負責人宣布改組的辦法，到何炳松與具體人員談話、予以落實，整個過程才花了短短的幾天時間。這時的王云五，躊躇滿志，急于一展宏圖。[6]
由于“科學管理法”對編輯工作片面強調量化考核，與腦力勞動的實際情況嚴重不符，而且每天要填寫固定格式的工作情況表，不勝其煩；此外，組織結構的變化也使大家很不適應，結果在編譯所內遭到了強烈反對。從次年1月9日開始，短短數日之內，有人憤而辭職，有人罷工，有人則徑回原部工作，館務一片混亂。接著，新任命的編譯評議會評議員紛紛辭職。編譯所職工會除了召開全體會員大會，議決拒絕新頒布的“編譯工作標準章程”，請求何炳松保持所長職權外，還召開上海各界人士招待會，宣言反對“科學管理法”，呼吁社會各界主持公道。同時，向上海市社會局控告王云五。王云五沒有料到平時文質彬彬的編輯們會群起反對，一時不肯讓步，于是陷入僵局。后來由于局勢愈演愈烈，上海社會局不得不出面干預，主持調解勞資雙方矛盾。在局面失控、生產幾乎無法運轉的情況下，王云五才不得不作出讓步，于1月下旬同意“在編譯所范圍內維持原狀”，[7]正式宣布撤回“標準章程”。編譯所與商務印書館的其他部門不同，成員都是知識分子，其中不乏高學歷、高知名度學者，以及某些領域的專家。因此，原先的工作制度是適合這些人的特點的，即按學科劃定各人的工作范圍，完成書稿等編輯任務后，個人的科研或寫作有著比較充裕的時間。這種彈性工作制的效率主要依靠個人的自覺性和責任感，而不是刻板的規章和嚴厲的懲罰。事實證明，這是一種符合編輯工作實際、行之有效的方法，王云五貿然改變一切，遭到反對是必然的結果。
在這場勞資糾紛中，何炳松雖與王云五同為資方代表，但憑著與同事們的良好關系，在王云五與勞方之間轉圜，成功地化解了一場長達數月之久的重大危機。由于長期負責編譯所實際工作，何炳松深知編輯工作的特點，內心未必贊成取消編譯所的做法，但出于隨遇而安、與世無爭的個性，加上在這場風波中，同人們曾提出擁護自己繼續當所長的口號，這就使他更要注意避嫌了，因此，對王云五的做法，他沒有公開發表不同看法。
在王云五之前由張元濟、高夢旦擔任所長期間，總的氣氛是和諧的，人們各盡其責，工作效率高又不乏創意，使商務印書館在競爭中日漸壯大，甚至一枝獨秀。當然，在商務印書館的發展史上，也發生過勞資爭端，但一般都能圓滿解決。例如，1925年發生了領導的大罷工，高夢旦的女婿鄭振鐸是編譯所3名職工代表之一，也是罷工執行中央委員會13名委員之一，代表勞方與資方代表高夢旦等人談判。由于高夢旦的開明和大度，最后化干戈為玉帛。復工的時候，還由高夢旦帶領罷工者入廠，成為一段流傳的佳話。[8]
[page_break]二
淞滬停戰后，商務印書館很快著手恢復館務。此時工作量十分繁重，據王云五回憶，“以不及從前編譯所十分之一的編審委員會同人擔任其事（筆者按：指編輯工作）”[9]，而何炳松既是編審委員會編審員，又擔任秘書處首席秘書及人事委員會主任，負責處理很多日常事務，如接待各方人士和組織，出席館內外各種會議，等等。例如，自1932年5月始，他與王康生一起多次代表商務印書館出席由殷汝耕主持召開的接管戰爭中被日本侵占的閘北鐵路以北區域預備會議，并為此準備了詳細材料。次年1月，《上海撤兵區域接管實錄》出版，它記載了淞滬戰爭結束后，中日雙方移交被日軍侵占的中國領土的經過情況，其中就有何炳松提供的材料。他還寫了《商務印書館被毀紀略》，詳細記載了商務印書館在“一·二八事變”中的被毀始末和遭受的巨大損失。
經過2個多月的緊張籌措，1932年8月1日，商務印書館正式復業。復業后，除了繼續刊印因戰爭被中斷的各種叢書及其他存稿外，還保留部分力量專門用于出版新書，并宣布每天出版1冊新書；復刊《東方雜志》等4種定期刊物。接著規劃了5項新計劃：按照新課程標準編印一套比較完善的中小學教科書，連同教學法教本共300多冊；編印《大學叢書》；編印《小學生文庫》，共500冊；編印《萬有文庫》未出之書；影印古書，包括《四庫全書珍本初集》、《宛委別藏》及其他善本古籍。這些計劃，有的因故未能實現，如影印古書，而已做的之中，影響最大的當數出版《大學叢書》。
《大學叢書》是為大學編撰的教科書。為保證質量，與全國著名大學和學術團體合作，由各學術領域著名學者51人組成《大學叢書》委員會，除了商務印書館的王云五、何炳松、傅運森、鄭振鐸等人外，還聘請了蔡元培、胡適、王世杰、朱家驊、馬寅初、任鴻雋、李四光、竺可楨、周仁、秉志、李書華、姜立夫、陳裕光、蔣夢麟、劉湛恩、黎照寰、羅家倫、翁之龍等人，其中部分人士為大學校長，約三分之一成員后來膺選為第一屆中央研究院院士，應該說，陣容是十分強大的。1932年10月，公布了“《大學叢書》委員會條例”、“印行《大學叢書》條例”，“草擬大學校各學院必修的科目，再分別緩急先后，擬定于五年內編印第一期大學用書三百種”，[10]自次年起每年出版40冊。規定凡是收入叢書的書籍必須經過《大學叢書》委員1人以上審定，商務以前出版的書只要符合條件也可納入叢書。[11]其實，叢書中的相當一部分原來就是大學教材。
為了保證《大學叢書》的質量，必須有一支高質量的作者隊伍，何炳松為此付出了很多精力。僅舉一例，為組稿等事宜，1934年6月27日深夜何炳松抵南京，次日一早即去中央大學和金陵大學，拜訪兩校校長羅家倫、陳裕光，面議有關《大學叢書》諸事。商定與羅、陳以叢書委員的資格聯名具帖，在中央飯店宴請中、金兩所大學的教授。下午，又為《四部叢刊》事過訪江蘇國學圖書館館長柳詒徵，長談兩小時，并商借明末清初史學家談遷所作的《國榷》原稿。《國榷》是一部500多萬字的編年體明史巨著，著述嚴謹，不少記載可補《明史》因避諱而造成的史實缺失，尤其詳于清朝初起時的歷史，如建州衛、奴兒干都司的設立，等等，史料價值極高。由于此書從未刊行，故商務擬影印出版。之后，他又赴國防建設委員會訪張其昀，商談改編新學制高中中國地理課本事。本來還打算去教育部和編譯館，由于天氣炎熱而改期。[12]一日之中，連辦數事，足見效率之高。除了行政事務外，何炳松還審定了魏野疇翻譯的美國俾耳德和巴格力合著的《美國史》，梁思成等翻譯的英國韋爾斯的《世界史綱》，均被列入《大學叢書》第一集出版。他所撰的《通史新義》經羅家倫審定后，也被列入叢書第一集；后來，他的《中古歐洲史》又被收入叢書。
《大學叢書》從1933年4月開始出版，到1937年7月約出300種，[13]見諸《中國近代現代叢書目錄》的，達369種。它很快成為商務印書館的品牌書目，被各高等院校普遍采用。抗戰全面爆發后，大后方缺乏教材，商務印書館駐重慶辦事處（實際上的總管理處）決定翻印。由于沒有紙型和先進設備，只能用石印機影印，為此特在成都開設印刷分廠，經過反復試驗，才印出了清晰的圖版。于是添置設備，“日夜三班印刷”。[14]
商務印書館復業后，隨著業務的日漸恢復，主辦的刊物也先后復刊。商務印書館所辦的十幾種雜志中，比較重要的有《東方雜志》、《教育雜志》、《小說月報》等。自復業當年先行恢復《東方雜志》、《英語周刊》等4種刊物后，1934年9月，《教育雜志》復刊，何炳松兼任主編，提出要達到4個目標：打倒文盲（即消除文盲）、建設農村、提倡生產教育、提高文化程度。為了辦好雜志，他采取了向名家約稿、舉辦讀書運動等措施。在何炳松的精心擘劃下，《教育雜志》成為教育界的權威雜志。
由于8年的編輯工作消耗了大量時間和精力，大大影響了學術研究，何炳松曾決定辭職以潛心學術。1932年5月始，他致函王云五辭職，竟至6上辭呈，還以不到館上班表示去職的決心；并打算離開友朋眾多的上海，攜眷返回故鄉金華，“專心做三四年翻譯西籍的工作”，“絕不兼任他事，以免分心”，同時婉拒了在此前后廣東、南京等地大學的聘約。[15]何炳松的辭職，使王云五頗感意外。其實，一年前何炳松就曾與胡適函商，打算離職而專事譯書，并得到了胡適的贊同。此時編譯所被取消，自己從主管編輯出版業務轉為處理日常事務，難免有無所作為之感；另外，多年緊張工作造成的身心疲憊也需調節，他覺得離開的時機已到。不料王云五堅拒其請，甚至7次登門勸留，他終于拗不過情面，無奈之下，只得重違本意，“再進商務”。[16]
王云五為什么對何炳松特別禮遇呢？這顯然不符合他的個性。原因在他與同人的關系不和諧，無法保持高效運轉。何炳松的為人正好與他相反：謙和自律，待人寬厚，與編譯所同人關系融洽，享有很高的威望。文武之道，一張一弛。王云五雖以鐵腕著稱，但往往過度，這樣就會產生強烈的反作用，推行“科學管理法”的失敗就是例子，而何炳松正好彌補了他的不足。與一位沒有野心，好脾性，不計較，有能力，并深受同仁信賴與尊敬的實際管理者共事，自然是再好不過了，因此才有王云五仿效諸葛亮的三顧茅廬，屢加挽留。
何炳松雖然留下了，但畢竟出于勉強。他在致胡適的函中，對自己為友情而犧牲抱負深感遺憾，對一再食言深表歉疚，并再次表示心愿：“我很想有追隨老友專心翻譯的機會，將來果有自由的一天，還懇照常援手，不要以我的屢次食言為開玩笑。”[17]由于主管工作的變化，不但虛擲光陰，而且終覺不如以前順手，因此，兩年后當國民政府教育部長王世杰請他出任國立暨南大學校長時，他再也不顧王云五的一再挽留以至懇切得“流涕”相勸，毅然離開工作了11年的商務印書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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