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成為史上最年輕的諾貝爾和平獎得主之后沒幾天，17歲的巴基斯坦女孩馬拉拉·優素福扎伊的自傳簡體中文版即將出版。這本名為《我是馬拉拉》的自傳，由馬拉拉和英國知名戰地記者克里斯蒂娜·拉姆合著，還原了她的傳奇經歷。
我來自一個午夜建立的國家。而我在生死邊緣徘徊的時刻，剛過正午。
一年前，我離家去學校，沒承想，再也沒能回去。我被塔利班分子開槍擊中，失去意識，然后就被帶離了我的國家——巴基斯坦。有些人說我永遠都不可能返回故鄉了，但我堅信，總有一天，我一定會回去的，沒有人愿意離開自己心愛的祖國。
現在，每天清晨，當我睜開雙眼，都期盼著能回到自己的舊房間，屋里滿地都是衣服，架子上擺滿了我獲得的獎狀。事實上，我身在一個離我的故鄉巴基斯坦的斯瓦特河谷有五個小時時差的國家。巴基斯坦與之相比，像是落后了幾個世紀。這里的便利條件遠超你的想象：擰開每個水龍頭都有自來水流出，冷熱水可以自由選擇;無論白天或黑夜，只需按一下按鈕，燈光就會亮起，不需要點油燈;有燃氣可以直接煮食物，而不用先去市場買煤氣。這里的一切都非常現代化，甚至只要打開包裝袋，就有熟食可以吃。
我站在窗邊，能看到外面的高樓大廈。長長的公路上車水馬龍、井然有序。樹木和草地都被修剪得很整齊，還有平坦的人行道供路人行走。閉上眼睛，有那么一瞬間，我仿佛回到了我的故鄉——有白雪皚皚的高山、綠意盎然的原野，還有碧藍的河水。一想到斯瓦特的人民，我就會愉快地微笑。我仿佛又回到了學校，和我的老師、同學們在一起，和我最好的朋友莫妮巴在一起，開心地說說笑笑，仿佛從未離開過。
然后，我猛然醒悟，我是在伯明翰，在英國。
2012年10月9日星期二，那天發生的事情，改變了一切。那天原本要大考，對學生們來說算不上太美好的日子。但和大多數同學不一樣，我號稱“小書蟲”，感覺考試并不是什么難事。
那天早上，我們一如既往地搭著被漆得五顏六色、噴著廢氣的三輪車——每輛車上只能搭載五六個女生——來到狹窄泥濘的哈吉巴巴路。自從塔利班控制該地區以后，我們的學校不能再有任何標志。隔著伐木場的白墻，銅質的大門上沒有任何裝飾——不能讓外界看出圍墻里的狀況。
對女孩子們來說，這道門就像是通往魔法世界的大門，引領我們前往屬于我們自己的世界。
這所學校是我出生前父親創建的，我們頭頂的墻上是用紅白兩色顏料漆的“胡沙爾學校”。我15歲，上九年級，每周有6天要來學校上課，和同學們一起背誦化學公式或學習烏爾都語;用英文格言，諸如“欲速則不達”等寫故事;或是畫人體血液循環圖——我的大多數同學都想成為醫生。實在很難想象，會有人把這樣的事當成一種威脅。然而，在學校的圍墻外，縈繞著明戈拉(斯瓦特的主要城鎮)的不只有嘈雜和瘋狂，還有很多像塔利班分子那樣認為女孩不應接受教育的人。
這天早晨，和往常沒什么兩樣。不過，因為要考試，我們可以九點去上學，比平時晚一個小時。
學校離我家不遠，以前我都是走路上學。但自從2011年開始，我就跟著其他女生一起搭人力車上學，再搭校車回家，因為母親不敢讓我獨自上路。我們一年到頭都被人威脅，這些威脅信息有些刊登在報紙上，有些是其他人轉來的傳單或小紙條。母親很擔心我，但塔利班分子從來沒有特別針對過小女孩，相對而言，我更擔心他們會針對我的父親，因為父親總是發表反對他們的言論。2011年8月，我父親的好友，也是他抗爭暴權的同盟扎西德·汗在去祈禱的路上臉部中槍。我知道所有人都在勸我父親：“小心點，否則下一個就是你了!”
我們家門口的街道狹窄，校車無法開進去，所以我每次都在小溪邊下車，翻過一道上鎖的鐵柵門，然后再走一段階梯，才能到家。我總覺得要是有人攻擊我，一定是在階梯上。和我父親一樣，我總是愛幻想。有時候在課堂上，我的心思就會不知不覺地飄走。我想象在回家的路上，有人從臺階上跳下來朝我開槍。我想象自己的反應：也許我會脫下鞋子，朝他扔過去，但我又覺得如果那樣做的話，我和恐怖分子也沒有什么區別。最好還是向他祈求好了。“好吧，如果你想開槍就開吧。不過，在此之前，請先聽我說幾句話。你這么做是不對的，我不是針對你，我只是希望每個女孩都可以去上學而已。”
我并不害怕，但我也開始在每晚臨睡前檢查門鎖好了沒有，也開始向真主禱告，詢問人死后會怎樣。我和我最好的朋友莫妮巴無話不談，我們住在同一條街上，從小學開始就是好朋友。我們分享彼此的一切，比如賈斯汀·比伯的歌、電影《暮光之城》，還有最好的亮膚面霜。莫妮巴的夢想是成為一名時裝設計師，但她知道她的家人絕對不會同意，所以她告訴別人她想成為一名醫生。在我們的國家，女孩們即便能外出工作，也很少能從事除醫生或教師以外的職業。而我不同，我從未隱瞞自己想當醫生、發明家或政治家的念頭。莫妮巴似乎總能未卜先知，可我總是安慰她：“別擔心，塔利班從沒有針對過一個小女孩!”
當校車來的時候，我們跑下樓梯。其他女孩在出門之前，都會把面紗蒙好，然后爬上校車的后方。那是一輛白色的豐田卡車，車廂里平行擺放著三條長椅，兩條在車的兩側，一條在車中央。那天，車上擠著二十個女生和三個老師。我坐在左側，莫妮巴和另外一個低年級的女孩夏希雅·拉姆贊分別坐在我的兩邊。當時，我們懷里抱著考試資料，書包放在腳旁。
那之后發生的事情，我都記不大清楚了，我只記得當時車里的空氣又熱又黏，與往年比，天氣涼得晚，只有遙遠的興都庫什山頂覆蓋了一層薄薄的白雪。車子座位后面沒有窗戶，兩邊蓋著厚厚的塑料布，時不時會被風吹開一溜小縫。塑料布黃黃的，上面滿是塵土，沒法看到外面。我們只能從車廂后面看見一線藍天和一抹太陽。那天的太陽就像是個黃色球體，飄浮在漫天風沙之中。
我只記得，校車一如既往地在路上架設的檢查崗處右轉行駛，然后經過廢棄的板球場。然后，我就什么也不記得了。
在我做過的夢里，我被開槍擊中時，我的父親也在車上，他也被擊中了……周圍擠滿了人，我正到處尋找父親。
而事實是，校車突然被截停了。在我們的左手邊，是長滿雜草的希爾·穆罕默德·汗的墓園，他是斯瓦特第一任經濟部長。在我們的右手邊，是個零食加工廠。我們停在離檢查點不到兩百米的地方。
我們看不到前方，但有個留著大胡子、穿著淺色衣服的年輕男子站在車身前方，揮手示意讓車子停下。
“這是胡沙爾學校的車嗎?”他問司機。學校的名字就寫在車身上，我仿佛能聽見烏斯曼大哥在喃喃自語：“這是什么蠢問題。”他回答：“是的。”
“我需要其中幾個孩子的信息。”男人說。
“你得去學校辦公室。”烏斯曼大哥說。
他說話的時候，另一個穿著白色上衣的男人走到車后面。
“你看，又是記者要來采訪你了!”莫妮巴說。自從我開始跟著父親在幾個活動上發言，為女孩子爭取接受教育的權利，抗議塔利班分子試圖讓女性穿遮面長袍后，便常有記者來采訪我，甚至還有些外國人，但從來沒有人像這樣把我攔在路邊。
那個男人戴著一頂寬檐帽，用手帕蒙住口鼻，看上去就像是得了流感一樣。他一躍跳上車廂，向我們走過來。
“誰是馬拉拉?”他用命令式的口氣問道。
沒有人開口說話，但有幾個女生望向我。我是唯一一個沒有把臉蒙起來的女孩。
這時候，他舉起一把黑色手槍。后來我才知道，那是一把柯爾特45型自動手槍。幾個女孩子開始尖叫起來。后來莫妮巴告訴我，當時我死死地抓著她的手。
我的朋友告訴我，那個男人開了三槍，一槍接著一槍，第一槍射穿了我的左眼眶，子彈從我的左耳射出。我倒在莫妮巴身上，鮮血從我的左耳噴涌而出。另外兩發子彈擊中了我旁邊的女孩——有一槍打中夏希雅的左手，還有一槍從卡內·利茲雅的左肩射穿進入她的右上臂。
后來朋友們告訴我，槍手開槍時手在發抖。
當我們終于到達醫院時，我的長發已被鮮血浸濕，莫妮巴的腿上也全是鮮血。
誰是馬拉拉?
我是馬拉拉。
而這，就是我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