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代漢語拼音歷史
現代漢語拼音體系所采用的字母符號與漢語具有異質性，屬于完全不同的文字符號體系，注音字母則仍然是漢字，既從內在屬性上解決了現代性問題，又堅守了文化的民族性。
一從擬訂到公布：經過拉丁化和民族化之爭，展現于1958年
新中國成立后，漢語拼音的研制是從討論北京話的音位系統開始的，因為這是擬訂拉丁化拼音方案的前提，否則什么音必須為之設計字母，什么音又無須為之配置字母，26個拉丁字母夠不夠用，字母不夠又如何解決，等等，這些最基本的問題都無從談起。當時，報紙、雜志特別是一些語文性質的期刊所登載的許多文章就反映了這一熱烈討論的狀況。這些文章都是圍繞建立民族共同語與制訂漢語拼音展開的，促使20世紀的中國語言學進入了新的發展高潮。歷史有時有驚人的相似之處。民國初年，制訂中國第一個法定的拼音方案——國語注音字母的時候，在字母形式問題上曾發生過極其激烈的爭論。
當時有各種各樣的字母方案，但是主要的爭論可以歸結為拉丁化拼音字母與民族形式字母之爭，最后是采用了篆體楷化筆畫簡單的獨體古漢字作為國語的注音字母。在漢語拼音運動興起之初(1892)，中國人開始是從拉丁化字母入手擬訂漢語拼音字母的，但后期民間創制的各種拼音方案，其字母形式已經轉向以漢字筆畫式為主，所以國語注音字母得到社會上絕大多數人的認同，可以說是歷史的必然。但是民族形式的字母有一個致命的弱點，它不符合世界文字發展的主要趨向，不能適應國際交流的需要，也不便于在科學技術領域中應用。所以國語注音字母公布并使用幾年之后就掀起了一個拉丁化拼音運動，產生了國語羅馬字、拉丁化新文字等許多有名的拼音方案。建國之初，在漢語拼音的研制中拉丁化與民族化之爭重又興起，因為用民族形式字母組成的國語注音符號已通行了幾十年，幾千年的漢字情結在社會上根深蒂固，根據漢字創制新拼音字母的愿望在不少人心中一直是比較強烈的，甚至有些政府領導人也持有這樣的想法。
于是，從1952年起文改會開始了以制訂漢字筆畫式拼音字母為主的研究工作。但漢語拉丁化拼音方案的研制實際上始終也沒有停止過。而化了幾年時間嘗試制訂的四種民族形式字母的拼音方案，在1955年的全國文字改革會議上卻受到了冷遇。代表們以不表態的方式(有禮貌的沉默)表示了自己的意見。
1956年，在政府的決策下文改會放棄民族形式，全力以赴研制拉丁字母拼音方案。拉丁化與民族化之爭在當時是揪人心肺的，現在重提這段史實也未必是沒有意義的，歷史事實無可辯駁地證明，當初國語注音字母之所以在社會上在文化圈內得到認同，是因為它采用了筆畫簡單的獨體古漢字，“有典有則，有本有源”，“宜于今而又不悖于古”。這種字母形式蘊積著漢字深厚的歷史基礎和悠久的歷史淵源。民族形式的字母不是個人一旦一夕能設計創制出來的，只能在社會的長期發展中逐漸積累，自然形成。
在字母形式問題上的搖擺和爭論結束之后，目標明確，揚帆直航。文改會指定葉籟士、陸志韋、周有光三人擬訂一個漢語拉丁字母拼音方案草案(初稿)。這個方案草案實際上是全國廣大群眾的集體創作，因為它是在總結了1950～1955年全國各地633人寄來的655個拼音方案的基礎上制訂的。文改會在擬訂方案草案的幾點說明中指出：方案草案“縱的方面，參考了300多年來的幾十種主要的方案;橫的方面，參考了解放以來全國各地同志們寄來的600多種草案，……(所以)也是歷史經驗的初步總結”。
方案草案一發表就展開了全國性的廣泛討論，報紙雜志特別是語文刊物發表了很多討論文章，其中最重要的一條意見是，大多數人不喜歡專家設計的代表舌尖后音(zh/ch/sh)的3個新字母。郵電部的意見更是實在到讓人無法反駁：即使中國造出有新字母的電報機，但中外設備不同，那也無法通電報。這樣的漢語拼音只能在國內通行，無法走出國門。文改會在方案草案發表后的5個月中收到了包括海內外寄來的多達4002件來信，提出了修改補充的意見，甚至新的文字方案。經過對各種不同意見和不同方案反復討論后，文改會發表了《關于修正漢語拼音方案的初步意見》(1956/8)，指出：之所以有種種不同的意見，其原因就在于每個人從不同的角度出發對方案提出了各自的要求。這些要求都是有理由的，應該滿足的。但是在一個方案內要同時實現各方面的要求，事實上是辦不到的，更何況這些要求有些是互相沖突、彼此矛盾的。因此，只能權衡利弊輕重，通盤考慮。這一段話至今讀來仍有極其重要的現實意義，面對90年代后對《漢語拼音方案》(以下簡稱《方案》)種種不同的修改意見，周有光先生不得不一再重申：面對層出不窮各種互相矛盾的要求，拼音方案只能“兩利相權取其重，兩弊相權取其輕”，“方案是眾多矛盾要求的最大公約數”，“無法滿足某一方面的全部要求”。
文改會在指明眾多不同意見產生的原因并綜合各方面的建議之后，對方案草案做了修改，隨同《關于修正漢語拼音方案的初步意見》發表了兩種修正方案：修正第一式和修正第二式。與原草案相比，修正式最大的不同之點是舍棄了3個新字母，直接采用與z/c/s整齊匹配的雙字zh/ch/sh。一式和二式都保持了原草案不為舌面音單獨配置字母的設計，一式用g/k/h變讀，二式用j/ch/sh變讀。兩個修正式都維持了音節拼寫系統中的隔音字母(j/w或y/w)，因為這是字字相連拼寫詞語時必不可少的。
方案草案(1956/2)、修正第一式和修正第二式(1956/8)發表以后，當年10月國務院設立了漢語拼音方案審訂委員會，又化了整整一年的時間，通過舉行座談會、研討會以及書面征求意見的方式，經過反復磋商修正和審議，最后確定了《漢語拼音方案修正草案》(1957/10)。
這個在國務院全體會議上通過的漢語拼音方案草案，與前幾個方案對照，有幾點重大修改：(1)為舌面音聲母分別配置了獨立的字母j、q、x，不用變讀法，全部聲母都是專用字母;(2)用元音字母i兼表舌尖元音，避免另造新字母或使用加符字母;(3)在韻母表中以iou/uei/uen為基本式，顯示四呼音韻理論框架，在零聲母音節中韻頭i/u分別改用隔音字母y/w以免字音發生混淆，在前拼聲母時則使用簡拼式-iu/-ui/-un，使音節拼式簡短，書寫簡便;(4)韻母au/iau和ung/üng的拼寫形式改為ao/iao和ong/iong，使字形醒目，易于區別;(5)采用隔音符號(’)為開口呼零聲母音節起分隔音節(字音)的作用，隔音字母和隔音符號相配，可全面控制拼寫系統中音節界線發生混淆之可能。
1958年2月1日，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五次會議正式批準了國務院提交的漢語拼音方案草案。從1950年開始創議并擬訂，總結了60多年歷史經驗，匯集了全國人民智慧的漢語拼音方案終于誕生了!
至今，我除了能回憶起當初《方案》頒布實施時歡欣鼓舞的熱烈情景外，也還能勾起對親自參與制訂的一些老一輩的語言學家，諸如羅常培、呂叔湘、陸志韋、魏建功、王力、周有光等各位先生當時忙碌辛苦、殫精竭慮、嘔心瀝血的印象。當時漢語拼音委員會里熱烈討論、激烈爭辯、拍桌子、動怒失態，投票發生6：6的僵持局面等等軼聞趣事，也都是從這些老先生嘴里聽到的。他們有的是我許多課程的授業師，有的是我的研究生導師，而周有光先生親自來北大在大課堂講授整整一學期“漢字改革”課程時的情景(1961年講稿整理成書出版，書名為《漢字改革概論》)，也仍然歷歷在目。
二推行和應用：從國內走向國際
《方案》公布后，國家教育部立即發出通知，要求全國中小學和各級師范學校一年級新生從1958年秋季就開始學習漢語拼音。北京作為全國的政治中心自然要走在前頭，起表率作用。但這首先要求在短短的幾個月里培養出一批能教漢語拼音的中小學教師，于是北京市的教育部門就動員一些高等院校中文系的師生，協助完成遍布在郊區特別是遠郊區縣的鄉村中小學教師的培訓任務，我也就成為全國首批參與推行漢語拼音方案的人員之一。
當時《方案》剛公布不久，我們這一群年輕人也是剛從報上學來的，沒有教學經驗，也沒有教學參考資料。只能直接拿著《方案》文本當教材，照本宣科。我記得在講完隔音字母y、w使用規則后，鄉村中小學老師的普遍反映是：今兒這一堂課可是泥菩薩掏耳朵—挽泥了。也就是說都聽糊涂了，腦袋里一盆糨子。但實踐者最聰明，他們在學習討論中摸索到了隔音字母的使用規律：數元音字母，一個用“加頭法”，兩個用“換頭法”。這辦法聽起來似乎笨了一點，但簡單可靠，絕對管用。教學相長，我們在其他各縣區的培訓講授中加以介紹推廣，受到熱烈歡迎。
漢語拼音的推行關鍵在小學，小學生一旦切實掌握了漢語拼音就會在識字、書寫、作文、閱讀等一連串環節中得到有力的幫助，加快書面語言的學習和提高，反過來又會促進口頭語言的發展，真是終生受用。正因為如此，自《方案》公布以來，語委和廣大的小學語文教師始終在不斷地探討和摸索適合小學生年齡特點的教學方案。從1958年至今，50年來小學漢語拼音教學已經呈現多姿多彩、各展所長的瑰麗場面，拼音教學從最早的拼讀法，發展出聲母支架拼音法、聲介合母拼音法、三拼連讀法、音素連讀法、音節本位教學法、基本式教學法等等。這些教學法各有優缺點，目前主要的教學法是三拼連讀法。而各種教學方案的設計都是為了化解或繞開《方案》隔音字母和省寫規則在小學拼音教學中所造成的難點，但當時我們在教學中卻沒有針對這些問題做任何準備，把不是教學方案的《方案》文本直接當教材使用，這樣的教法實在是太原始了。現在的小學拼音教學有了很大的改進，教學效果也有了飛速的提高。但我想對我們當初這樣的教法，大家是不會嘲笑的，因為我們當時畢竟是毫無經驗的年輕人，在全國開展漢語拼音教學之初為培養最早的一批園丁貢獻了一份力量。
漢語拼音首先在小學推行之后，同時又用于注音掃盲和推廣普通話。建國之初，國家面臨占全國人口85%都是文盲這一嚴峻事實，不改變這一狀況，新中國的工業化、現代化都無從談起。當時由政府制定并開展的三大語文任務，文字改革排在首位，其中的簡化漢字和制訂漢語拼音方案都含有掃除文盲提高國民素質的目的。所以漢語拼音方案公布推行之后，就在全國農村地區開展的注音掃盲、推廣普通話的群眾運動中，發揮了極其重要的作用。當時一南一北，分別有福建大田和山西萬榮兩個先進典型，兩地都創造了一套“拼音、識字、推普”三結合的教學經驗，取得了顯著的效果。去年中央電視臺“親歷一見證”欄目和山東電視臺為紀念《方案》頒布50周年而攝制的《漢語拼音五十年》，重現了當時掃盲、推普的一些寶貴的歷史鏡頭，許多從50年代過來的老年人看了以后，回想起當年這兩項轟轟烈烈的群眾運動，無不心潮起伏，感慨萬千。
漢語拼音在用于語文教學、推廣普通話和文化出版界之外，同時也用于對盲人、聾啞人以及智力有缺陷者的特殊教育中，大大加強了盲文和手勢語的效果，許多盲人欣慰地說：漢語拼音是通向光明的橋梁。由于拉丁字母的國際通用性易于同國際信號取得一致，所以漢語拼音在郵電通訊、海軍旗語、燈光通訊等方面也發揮了重大作用。此外，以漢語拼音方案為基礎，民族語言文字工作者至今已為10個少數民族創制了14種文字。
從80年代起，漢語拼音進入了一個新的歷史時期，由法定的國內標準成為各國公認的國際標準。當初，應國際標準化組織(ISO)和聯合國的要求，中國提交了漢語拼音方案作為中文和漢語的羅馬字母拼寫法，以便國際事務、國際信息網絡和世界文化交流方面的應用。經過幾年(1977～1982)各種國際會議的討論和研究，一致認為“《漢語拼音方案》在語言學上是完善的”，并經表決通過，認可它是轉寫中文、拼寫漢語的國際規范。從此，世界各國在有關中文的科技文化學術資料以及漢語教學中無不采用漢語拼音作為漢字漢語的譯音系統，漢語拼音展現于國際舞臺后立刻成為中外文化交流的橋梁，并使漢語與世界息息相關。
與此同時，漢語拼音在國內應用領域中一個最突出的變化是，它從語文領域進入了中文信息處理領域，突破了漢字因為不是字母文字而不能直接進入電腦的難關，依托漢語拼音方案而設計的各種拼音輸入法成為應用面最廣、使用者最多的一種方法。而且由于國家規定在九年義務制教育中，漢語拼音是小學一年級一入學就要掌握的科目，并且是以后在語文學習中要不斷熟練使用的工具，所以這種通過軟件自動轉換為漢字輸出的拼音輸入法，又是免編碼、免培訓、人人可以無師自通很快掌握的方法。這使漢語拼音隨著電腦、手機等現代化通訊工具，幾乎進入了社會的各行各業，乃至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并且隨著中文信息處理的發展必將進入更為廣闊的天地，成為信息化時代最有應用價值的語言文字表述工具。
漢語拼音的應用，自《方案》頒布實施以來已進入國內文化教育、政治經濟、軍事科技、郵電通訊、信息處理、言語工程、工商媒體乃至最普通的日常生活，這一社會發展事實提醒我們注意，信息時代離不開漢語拼音，漢語拼音與言語信息處理的結合，既給自身的發展帶來了廣闊的發展空間，同時也給自身帶來了許多需要迫切改進的新問題。但是，我們在進一步完善漢語拼音的同時，更要注意它的穩定和規范，否則就會在全社會造成代價巨大而又無益的混亂，更何況漢語拼音今天已經不僅是中國的，也是世界的。它不僅是拼寫漢字漢語的國內標準，也是國際公用的拼寫規范，《方案》本身的修改變動對社會各領域的應用會發生什么影響，應該從全國全球的層面上來考慮。
三漢語拼音教學的新視角：透過字母學語音
漢語拼音無論在語文教學或對外漢語教學中，都是學習漢字和漢語的有效工具，被大家稱之為“識字之橋，正音之舟”。在對外漢語教學中，據不完全的統計，通過拼音學習漢語比通過漢字學習漢語，其效率可以提高三倍。半個世紀以來，漢語拼音在國內外的各方面的應用中經受了各種考驗，早已證明它是既科學又實用的拼寫漢語的有效工具，它所起的作用和所創造的價值是難以估量的。但是在語文教學和漢語教學中，如何正確地解讀《方案》和最大限度地發揮它在學習漢字漢語中的積極作用，也還是一個需要繼續深入探討的問題。我在長期的教學實踐中深切地感受到其中存在著三個認識上的誤區。
誤區之一：把字母和語音混為一談，誤以為字母就是語音。例如，我在講授普通話語音時說，普通話里可以充當元音韻尾的只有兩個元音：i和u，有人質疑，那么ao韻母里的o呢?在聽到這個o代表的就是u韻尾的時候，又進一步追問，那是否承認漢語拼音方案是代表普通話語音的呢?顯然這是把字母完全等同于語音，并且完全根據拼寫系統來解讀語音系統了。我在講解《方案》韻母表iou/uei/uen這三個韻母的拼寫形式時指出：這只是音韻理論上的寫法，在實際使用中是永遠不會出現的，但有人提問那普通話里究竟有沒有這三個韻母。顯然這又是把拼音和語音攪混在一起了。而這些提問者往往是有多年語音教學經驗的教師，那么這里反映出來的問題，就值得重視了。
拼音字母是直接拼寫語詞讀音的表音字母，字母確實代表語音，但是如果把作為一種書面符號的字母簡單地等同于語音，這在理論上和事實上都是講不通的。如果根據ao韻母的拼寫形式就認為有一個o韻尾，那么《方案》正式公布前的《方案草案》(1956/2)、修正第一式和修正第二式(1956/8)“熬”韻母的拼寫形式都是au/iau，豈不是就得說1956年普通話里是沒有o韻尾的。以此推論，1928年的國語也是沒有o韻尾的(國語羅馬字：“熬”au)，但根據“北方拉丁化新文字”，1931年的國語又有o韻尾了(北拉：“熬”ao)。作為語言三要素中最穩定的物質因素，幾百年才會發生歷史音變的語音成分，怎么可能如此神出鬼沒、捉摸不定呢?
誤區之二：把字音的拼寫形式跟字音的實際讀音完全等同起來。最常見的例子就是把韻母-iu、-ui、-un拼寫形式中字母的省略當成實際語音的完全缺如，簡單地根據字母去硬拼字音，結果是因為無法得到切合自然語言的實際讀音，轉而指責《方案》拼音設計有問題。這類例子在國內外的拼音教學中時有發生，如果不在學理上加以澄清，對漢語拼音教學顯然會產生負面影響。另一個常見的例子是，在對外漢語教學中，初學漢語的留學生在字音聽寫練習中幾乎都會把唇音聲母后面的單韻母o寫成復韻母uo，就拼寫規范說這當然是錯的，但就實際語音說學生確實是對的，只不過這個u介音因為處在唇音聲母和圓唇元音之間，在緊密結合成整體的發音中因同化作用而變成了一個模糊的過渡音，而在字音(“波、潑、摸”等)的拼寫設計中為求方便實用，這種過渡音照例都是可以不用字母去表示的。早年國語注音字母對此就有明確的說明，《方案》在這類字音的拼寫設計中毫無過錯。所以在學生提出根據實際讀音這里確實是有一個u的時候，切忌回答《方案》的拼寫規定沒有u，那就是沒有的。這又把字母和語音的關系弄顛倒了，不是透過字母去教語音，而是簡單地根據字母拼寫形式來解釋語音。這不僅會在教學中誤導學生，而且還可能會使漢語拼音方案又蒙受拼音設計有誤的“不白之冤”。
誤區之三：要求字母音標化，一個字母對應于一個音，見符知音，知音定符，這樣學用都方便。而《方案》沒有做到這一點，學用都不方便，有時還會起誤導作用，例如字母i兼表舌面元音和舌尖元音，往往引起誤讀。這個問題自《方案》公布實施以來，在拼音教學中屢屢受人詬病，好像真是什么致命傷似的。其實這種指責是經不起分析的，就事論事來說，字母i在大家最熟悉的幾乎世界通行的英語里，就有兩個相差很大的讀音：[ai](ice，冰)和[i](if，如果)，怎么就不見有人提出意見?廣而言之，要求字母與語音之間保持一對一的關系，那是弄混了作為詞語拼寫符號的字母和語音學中專用的國際音標。這是兩種性質完全不同的東西，國際音標作為記錄全世界人類語言的音標符號，有國際統一規定的音值，有200多個字母符號以及一大套非字形的各類附加符號。而拉丁字母只有26個，字母和語音之間并無統一界定的音值，只有大致通行于各國的國際音域，字母所代表的讀音都是各國根據本民族的語言自己確定的。因為字母數量的限制，采用拉丁字母的國家很多都是采用字母變讀的辦法，讓一個字母身兼幾個讀音來解決字母不夠用的矛盾，這是國際通例。要求字母音標化，在拼寫系統中保持雙向一致、一音一符的對應關系，這在采用拉丁字母的國家中是誰也做不到的。
上面的論述都說明，對字母和語音的關系，使用拉丁字母制訂漢語拼音的基本原則，以及拼寫設計的基本理念，都還需要做廣泛深入的宣傳，特別是從事語音教學的教師，尤其需要具備這方面的修養。概括地說，漢語拼音方案被稱之為音素化的拉丁字母拼音方案，每個字母(特別是元音字母)代表的不是一個音，而是一類音，其字母名稱的.讀音(或呼讀音)代表的只是語音學里被歸并在一個音位里的最有代表性的某個讀音(例如字母α讀a)，并不包括該音位內的其他音位變體的讀音(如“天”tian里的a讀[ε])。字母進入字音的拼寫系統就會在不同的音節中顯示出不同的音位變體的讀音，同時在音節拼寫設計中出于閱讀醒目、區別字形、分隔音節、省寫字母、書寫方便等文字學上的考慮，字母與語音的關系就更為復雜了。
有時字母相同讀音未必相同，如gei(給)和gen(跟)里的e;有時字母不同，讀音卻可以相同，如ou(歐)和en(恩)里的o和e;有時甚至可以有字無音，如wuyi(武藝)里的w和y，只起分隔音節的作用;有時還可以無字有音，如ying(影)韻腹和韻尾之間明顯有一個過渡音(央元音)，如此等等。但是要掌握漢語拼音中字母與語音之間的聯系也并不是很困難的，首先字母和語音之間的復雜聯系只表現在少數幾個元音字母上，其次它有固定的讀音規則。就漢語拼音而言，揭示一個字母不同讀音的奧秘就藏在字母組合中：一個字母的讀音變化，一定跟不同的字母組合關聯在一起;同一個字母的不同讀音不可能出現在相同的字母組合中。用字母組合的不同“語境”鎖定字母的不同讀音，這是漢語拼音方案制訂拼寫系統必定遵守的潛規則，否則它就不能正確展現普通話的語音系統。
總之，在語文教學和對外漢語教學中，作為一個教師，應該對漢語拼音方案的制訂原則、設計理念、音理依據，以及拼寫系統中文字學上和語義表達上的各種考慮，都有一個基本認識，不能只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這樣才能透過字母教語音，讓學生透過字母學語音，從而讓漢語拼音在學習漢語漢字中發揮更好的作用。不僅如此，在字母和語音的關系上有了正確認識后，對澄清其他學術概念上的混亂也很有好處。例如，許多中小學教師往往認為漢語拼音方案或普通話有23個聲母，理由是“教參”上是把y/w作為聲母看待，列在聲母表里的。但由此也引起一系列困惑，聲母表里21個輔音聲母都是根據發音部位發音方法確定音值的，那么y/w的發音部位和發音方法是什么?究竟算不算聲母?yan和ian是不是一個韻母?等等。這是把“教參”和《方案》、《方案》和普通話都混為一談了，于是引起了許多概念上的混亂。教學上把y/w當聲母教，那是因為教學上需要這樣處理，不能因此就說《方案》有23個聲母。同時，漢語拼音方案作為一種給漢字注音拼寫普通話的書面符號，也不能簡單地等同于普通話語音。這里都有一個要認清字母和語音的關系的問題。
四對修改《漢語拼音方案》的看法——《方案》文本：不折騰漢語拼音：進一步完善化規范化
漢語拼音60年，《方案》從最初研制擬訂修改到最后正式公布，都曾經過全國范圍的熱烈討論，廣泛征求各方面的意見，收到過上千個“文字”方案，《方案》最后制定確實可以稱之為“歷史集成，千案聚粹”。實施推行之后，到1980年為止又收到過各種意見和建議，僅“文字”方案就多達1667個之多。周有光先生曾熱情地肯定：“這種創制‘文字’方案的群眾熱潮是中國特有的愛國現象。”80年代以后仍不斷有人提出修改的意見和建議，但至今沒有見到正式的統計。就我個人見到的新方案已不在少數，甚至還有人提議要重新考慮采用民族形式字母的拼音方案，也有人主張完全丟棄拉丁字母，全部改用希臘字母擬訂新方案。當然大多數人只是提出種種不同的修改意見，涉及的范圍相當廣泛，諸如字母與語音的配置關系，音節形式的拼寫設計，隔音字母的使用問題，字母標調法的采用等等，拼音設計的各個環節幾乎都觸及了。這些意見匯總起來，一一修改，那就等于另起爐灶重新擬定一個新的拼音方案了。當年親歷漢語拼音制訂全過程的周有光先生坦然地說：“新建議中很少是在五十年代沒有仔細研究過的。”也就是說，迄今為止數以千計的意見和各種“文字”方案都沒有走出歷史的圈子，所提的問題都是歷史上拼音設計中的老問題，同時也沒有提出解決問題的新方法。既然如此，《方案》文本的重新制定或重大修改必須慎之又慎，不然一定會徒勞無益，在社會上造成廣泛的破壞性的混亂。
為漢語制訂一個拼音方案，無論從音系表達上或者拼寫設計上都可以有不同的考慮和要求，這里并無是非對錯，但會帶來不同的利弊和不同的問題。就這些問題去展開探討和爭論，一定難以達成統一的意見，因為審視問題的角度不同，利弊的判斷就會各執一詞，誰也說服不了誰。以大家提的意見最多的省寫問題為例。這個問題早在17世紀中期就出現了，在利瑪竇和金尼閣之后，有一個叫匡衛國(1654?)的中國人，在他設計的拼音方案韻母表中(見周有光《漢字改革概論》)就并列了uei/ui和uen/un的兩種拼寫形式，后來在國際上通行甚廣的威妥瑪漢語拼音(1867)也并列了uei/ui兩種形式，但單列了iu和un這兩種簡拼式。比威妥瑪還要早10年的艾約瑟漢語拼音(1857)也并列了全拼式和簡拼式wei/ui和wen/un。從切合實際語音的角度看，并列兩種拼寫形式自然也有好處，但從實用的角度看則未必如此。所以在漢語拼音運動中涌現的各種拼音方案里也有只采用其中一種拼寫形式的，例如國語羅馬字就只采用了全拼式iou/uei/uen，完全不用簡拼式iu/ui/un。其實，這三個韻母的兩種拼寫形式，各有自己的長處和短處。從貼近實際讀音說，根據“上去不變陰陽變，舌根不變舌尖變”的音變規律，全拼式在舌根音和仄聲的條件下要優于簡拼式，但在平聲和舌尖音的條件下則簡拼式要優于全拼式。
從漢語音韻理論和韻母表的音韻框架看，全拼式與各自的本韻ou/ei/en四呼匹配，對應整齊。簡拼式因為省略了表示韻腹的字母，在形式上就不能顯示韻母四呼相配的音韻框架，顯然就不如全拼式了。但是，作為一種拼寫工具，書寫便捷，節約字母用量，鍵入方便，節省版面空間，等等，對社會上的一般群眾來說卻更有實際意義。正因為如此，現在能看到的歷史資料中，大多數漢語拉丁化拼音方案都選擇了簡拼式，采用全拼式的反而是極少數。《方案》的選擇實際上也只是繼承傳統而已。如果有什么“問題”的話，那也只是漢語拼音史上早已存在而至今也沒有解決的歷史遺留問題，不是《方案》設計不善而冒出來的新問題。
這三個韻母的兩種拼寫形式究竟哪一種更好，即便是在都主張要修改《方案》的范圍內，意見也很難統一。如果一反傳統重新改為不省寫的全拼式，幾十年來用慣了簡拼式的廣大群眾難免會提出激烈的反對意見，這樣的修改既不能解決問題，又不能平息意見，豈非徒勞無益，徒增紛擾?iou/uei/uen的問題如此，其他問題也一樣。例如，采用字母標調法，從理論上說這確實可以解決鍵盤輸入和音節分界的問題，但是這必然會增加字母用量、擊鍵次數，加長音節拼寫形式，尤其會使一個音節的拼音形式隨四聲的不同發生不同的變化，若把聲調的變化跟音節的拼寫形式鎖定在一起，對不容易正確掌握普通話四聲的廣大方言區群眾和外國人的拼音輸入，會不會造成很大的麻煩?過去國語羅馬字就是采用字母標調法的，它的推行完全失敗了，其中一個重要原因就在于字母標調法使音節的拼音形式要隨四聲的不同發生復雜的變化，大大地增加了學習和使用漢語拼音的困難性。殷鑒不遠，歷史的教訓值得記取。
要對《方案》文本直接做出修改還必須考慮社會成本、經濟代價和社會習慣方面的種種問題。空發議論，未必有用，不如舉一個有關英語拼寫改革的實例，實話實說，庶幾更能給人啟示。在歐洲諸多的語言中，英語拼寫和讀音的關系最為復雜，甚至連一些專業的研究人員也認為，英語的許多單詞發音與拼寫根本沒有任何規律可循。他們倡導適當調整拼寫，使之與語音的關系更加密切。世界聞名的英國大文豪蕭伯納也主張和支持英語拼寫改革。但是300年來卻收效甚微，即使一些涉及面不大的拼寫改革，只要一付諸實踐，即使最溫柔的改革也立即引起激烈的反對，改革倡導者往往不得不在爭論中退讓退卻，最后是偃旗息鼓，中途罷手。
英語的拼寫改革在美國也嘗試過。20世紀初美國語文協會成立了一個“簡化拼寫委員會”，他們用名稱顯示這只是簡化拼寫，不是改革。委員會的簡化方案只是在已使用的各種同音拼寫方案中選擇一個最短最簡單的拼寫加以推廣，替代其他的同音拼寫形式，最終使英語的拼寫以發音為基礎。實行這一方案至少有三方面的好處：1)可以使小學生在學習英語拼寫中節省很多時間精力，對社會應用中的書寫、打字和印刷也是此;2)可以促使英語發音標準化;3)可以更好地將書面拼寫和實際發音聯系起來，有助于英語全球化。簡化拼寫委員會認為，這樣的拼寫改革有很多而且很強的理由支持，而反對的理由卻極少。但始料不及的是，當羅斯福總統正式宣布支持這一拼寫改革后，卻爆發了驚人的巨大風暴。國會威脅如果不收回這一成命，就拒絕給行政部門出版物的印刷撥款。出版界、書商也表示不支持，因為他們要為此花費巨大的代價。
尤其出人意料的是，原以為這一拼寫改革會得到社會上廣大公眾的熱情支持，結果卻受到了極其猛烈的責備。老百姓極力反對的唯一理由是，他們已經習慣了過去的約定俗成，熟悉了原有的拼寫形式，最熟悉的就是最美的，而新的拼寫形式太難看了，他們不喜歡。許多家長甚至表示拒絕把孩子送到學校去接受改革了的英語拼寫。這種反對使拼寫改革倡導者無言以對，因為習慣和喜歡，那是無法討論也不能要求別人改變的。在社會狂風暴雨的猛烈反對中，總統被迫將原來他支持的拼寫改革限制在白宮內部的信件往來中。這場最初被倡導者認為是近乎完美的拼寫改革，最后卻無聲無息，以無疾而告終。這是發生在現代英語拼寫改革中的一個實例，對我們當代的漢語拼寫改革不能說是毫無啟示意義的吧。
當然，這不是說漢語拼音方案就不能改革了，而是說不要把問題簡單化，僅僅局限在學術層面上來討論問題，還要考慮涉及社會利益方方面面的其他各種問題。即便在學術層面上，討論問題也不能局限在一點上，要有全局觀念，以免牽一發而動全身。舉例來說，關于隔音字母y/w究竟要不要，用什么字母，歷來也是一個有爭論的熱點。但是至今卻不見有人做過深入細致的調查統計，僅僅是y/w這兩個字母的改動，對漢語拼音拼寫系統的面貌究竟會發生多大的影響?這里也有一個實例，可供我們認真參考。臺灣在世紀之初發生過一場“拼音大戰”，有人要用所謂本土化的“通用拼音”，替代臺灣“行政院”1999年已經通過的采用大陸漢語拼音的決定。“通用拼音”的設計者宣稱，“通用拼音”與漢語拼音大同小異，差別甚微，它“改進了漢語拼音，因而更為簡潔，學起來更容易”，“既可兩岸通用，也可與世界接軌”。
對此臺灣學者利用詞庫就通用拼音所做的修改做了踏踏實實的統計分析，結果發現，音素(音位)層面上10%的差異，到了音節層面上就擴大為19%的拼音形式的差異，而在詞匯層面上則10萬個詞語中就造成了48%的拼寫形式的差異。這就是說，由下往上，隨著語言層次的升高，差異會呈幾何級數擴張，最后造成將近一半漢語詞匯的拼寫形式發生變化，面貌迥異。國際上已經認定漢語拼音是拼寫漢語的國際標準，拼寫面貌發生如此巨大變化的“通用拼音”勢必無法在國際上流通，從而阻礙與世界各國的科技信息、學術資料的交流。現在我們討論修改漢語拼音方案是否也應該做一些統計分析，如果對隔音字母、三個韻母的省寫問題、字母i的變讀問題做了修改和變動，對漢語詞匯的拼寫面貌究竟會發生多大的改變?對大家的使用又會造成多大的影響?不做這樣的調查研究統計分析又怎么能輕易修改《方案》呢?
目前對漢語拼音方案本身不做修改和調整，并不等于不改進和完善漢語拼音。周有光先生曾說過：“關于方案如何完善化的問題，我們的理解是，主要不是在修改已有的字母表和音節拼寫法的規定，而在以方案的規定為基礎進一步補充正字法的規定，使漢語拼音的詞形趨于精密化和規范化。”他的意見其實早在80年代語言文字工作新時期就已經明確了：1)漢語拼音方案的科學性和實用性已經在廣泛的實踐應用中得到檢驗，既然作為拼音方案本身并沒有發生什么問題，那就不應再走回頭路去另起爐灶;2)隨著應用范圍的日益擴大，《方案》在使用上有許多問題亟需解決，應盡快進一步完善化和規范化。
20多年的社會發展證明當初的意見極具前瞻性，目前漢語拼音遠遠超出了當初主要應用于注音識字和推廣普通話的范圍，已經深入到社會工作生活的各個領域，發揮了原先意想下到的作用。之所以如此，其中關鍵的原因就在于，漢語拼音在中文信息處理領域中成為電腦(手機通訊等)輸入中最為方便快捷的手段。隨著電腦的發展、應用和普及，漢語拼音也就進入了社會上的各行各業，以至日常生活。同時漢語拼音在各領域實際使用中隨著不同的需求而產生的各種問題也開始凸現出來。
例如，漢語拼音教學法的進一步改進，人名、地名拼寫規范問題，漢語拼音字母縮略詞的讀法，拼音字母的字體問題，拼音字母名稱音的讀法問題，漢語拼音自動分詞，連寫、縮寫的研究，字母標調法的研究，習用語、慣用語、術語等固定詞組和特殊語法結構的拼寫問題，同音詞在拼式上的分化，前附加成分、后附加成分的拼寫方法，文雅語句的拼寫問題，依托于《方案》的各種拼音輸入法的優選和提升，乃至漢語拼音輸入法中的句轉換功能的研究，等等。這些在詞、語、句拼寫中出現的大量問題，都說明漢語拼音在應用層面上亟需進一步完善化、精密化和規范化，否則就不能適應當前社會發展的需要。漢語拼音的應用在當今信息化時代已涉及社會發展的各個領域，讓漢語拼音在廣闊的空間釋放更大的能量，發揮更大的作用，這是需要各行各業共同努力去完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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