君子行·天道夷且簡翻譯賞析

時間：2025-01-02 13:54:55 古籍我要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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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子行·天道夷且簡翻譯賞析

　　《君子行·天道夷且簡》

　　作者為西晉詩人陸機。

　　其古詩全文如下：

　　天道夷且簡，人道險而難。

　　休咎相乘躡，翻覆若波瀾。

　　去疾苦不遠，疑似實生患。

　　近火固宜熱，履冰豈惡寒。

　　掇蜂滅天道，拾塵惑孔顏。

　　逐臣尚何有，棄友焉足嘆。

　　福鐘恒有兆，禍集非無端。

　　天損未易辭，人益猶可歡。

　　朗鑒豈遠假，取之在傾冠。

　　近情苦自信，君子防未然。

　　【前言】

　　《君子行》是晉代文學家陸機的詩作。這是一首說理詩，寫得起伏有波瀾，在說理之間，插入史實，頓生曲折。即使是說理，如對《莊子》的引用，卻一反其意而用之，就使本來平率的說理也有跌宕之妙。其次，詩歌以天道與人道對寫，重在人道的鋪陳，又間以天道接應，道家與儒家思想互補，而以積極的儒家思想為主，使詩歌產生出回旋飛動的力量。

　　【賞析】

　　晉惠帝太安二年（303年），陸機為成都王司馬穎前軍都督，率軍二十萬，南向洛陽討伐長沙王司馬義。陸機為建功立業，振興家聲，付出了大半生的追求，歷史終于賦予他一個機會。然不料鹿苑一戰，大敗而歸，二十萬人馬同日喪盡。司馬穎大怒，使牽秀密收陸機，遂遇害，時年四十三歲。對于陸機之死，有人便歸結于他的“邀競無已”，不該投身于“八王之亂”，而應及早抽身返鄉。

　　其實這是對陸機的不了解。陸機出身于東吳世家，這個家族曾經在相當長的時間內，以它顯赫的聲譽，為其成員提供過政治、經濟的保護，使他們的成長得到強有力的保證，同時這個家族培育出來的優秀人物，即如陸機父（陸抗）、祖（陸遜），又都以自己杰出的成就反饋于這個家族，愈增加它的份量。而一旦東吳滅亡，這個家族隨之衰敗后，它遺留給子孫的卻是沉重的心理壓力。作為嫡系繼承人的陸機，勤勉而又誠懇地接受了這份遺產。綜觀陸機全部詩文，其表露出來的主導思想，始終圍繞建功立業、振興家聲這一嚴峻主題。盡管在眾多的篇幅中，陸機流露了對洛陽生活的厭倦，及刻骨的相思，其實不過是他復雜的心理結構中灰色的情緒而已，不會上升為主題。這是陸機滯洛的主要原因。同時，作為支持這種原因的基礎，是他主觀上對自己才能的過高估計。這首《君子行》就是他的表白。

　　開頭兩句用“天道”與“人道’對比，說明天道平而簡易，人道卻險而且難。人道之所以險、難，就在于“休咎相承躡”。這本于《老子》的“福兮禍所倚，禍兮福所伏”，何者為福，何者為禍，禍福之間，立身頗需慎重。“去疾苦不遠，疑似實生患”，是對“休咎相承躡”的發揮，都在說明人道的艱險困難。面對充滿了矛盾與斗爭的現實，陸機并沒有表現出畏懼和退卻。他正視自己所處的環境，冷靜地分析自己應該怎樣應付這個環境。既處人道之中，就不能害怕，“近火固宜熱，履冰豈惡寒”是他表示的態度。“掇蜂滅天道”四句用歷史上的故事進一步說明人道的險而難，同時也表示了陸機對他們沒有從“似”中看出禍患的批評。“掇蜂”說的是周宣王時的大臣尹吉甫有子二人，異母所生，前母子伯奇，后母子伯封。后母想讓自己的兒子立為太子，便向尹吉甫進讒言說伯奇調戲她，并讓尹吉甫登臺觀看。后母取蜂放在衣領中，讓伯奇替她取蜂除毒。尹吉甫看到這一情景大怒，責罵伯奇，伯奇害怕，投河而死。“拾塵”是孔子典故。孔子困于陳、蔡之間，七天沒有吃過糧食。一日，孔子晝寢，學生顏回討米回來做飯，將熟時，孔子見顏回從甑中攫飯吃，很不高興。后來才知道是飯中沾有煤灰，顏回覺得扔掉可惜，就攫而食之。孔子很有感慨地說：“所信者目矣，目猶不可信；所恃者心矣，而心猶不足恃。弟子記之，知人固不易!”（見《呂氏春秋》）以下的“逐臣”似指屈原，“棄友”是泛指。由這兩個故事可見處世的艱難。親眼目睹的事實也會有不實之處，何況更復雜的社會現實。但陸機并不在意于處世艱難感慨的抒發，而是要借此表現自己有處理這種現實的能力和信心。“尚何有”、“焉足嘆”看出他對以上人物的不滿意。那么他自信的根據是什么——這就是以下八句的意思。他認為不管福與禍，當它出現的時候，總有征兆，而這種征兆卻是可以預測從而可以預防的。這里的“天損未易辭，人益猶可歡”本于《莊子·山木篇》的：“無受天損易，無受人益難”，原意是說不受自然的損傷還容易，因為只要安心達命，順應自然，就會不以損為損，但是人為的東西卻很難推掉。陸機這里卻反用其意，他認為來自人力以外的傷害是無法推拒的，如果碰上了也只能是天數，但如果是人道中所遇到的傷害，則不應害怕。因為一切事物的發生都有先兆，那么便可以預防，從而免受災禍。這一種思想來自《周易》。《易大傳·系辭下》說：“幾者，動之微，吉兇之先見者也。君子見機而作，不俟終日。”《易》學是陸氏家族的學業傳統，陸機受它的影響是有淵源的。由此，陸機接下去說：“朗鑒豈遠假，取之在傾冠”，“朗鑒”，即明鑒，君子只要見機而作，不必要遠取古人。“傾冠”指近處，靠自己的識別能力就行了，這都表現了詩人強烈的自信心。因此詩人最后總結道：“近情苦自信，君子防未然。”這是此詩的主要思想，也是他后期生活（包括留滯洛陽）的指導思想。明白了這些，也就明白了陸機為什么不激流勇退而滯洛不歸了。應該說陸機這種面對現實的積極態度，是值得肯定的，歷史上對他“邀競不已”的指責則是出于“明哲保身”的消極態度，倒應該是深刻批判的。至于陸機沒有能夠見幾趨吉，終于遭到亡身之禍，欲聞華亭鶴唳，不可復得，那也許是天數。

　　這是一首說理詩，但也寫得起伏有波瀾，在說理之間，插入史實，頓生曲折。清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說：“‘掇蜂’四句，以使事生一曲折。后人癡肥處，乃其動宕處。”即使是說理，如對《莊子》的引用，卻一反其意而用之，就使本來平率的說理也有跌宕之妙。其次，詩歌以天道與人道對寫，重在人道的鋪陳，又間以天道接應（如“天損未易辭”照應“天道”），道家與儒家思想互補，而以積極的儒家思想為主，使詩歌產生出回旋飛動的力量。清人毛先舒說他的詩“氣干華整”，于此可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