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貴粟疏》原文及注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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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貴粟疏》原文及注釋

　　《論貴粟疏》是漢代大臣晁錯的文章，出自《漢書·食貨志》，是當時給漢文帝的奏疏。文章全面論述了“貴粟”（重視糧食）的重要性，提出重農抑商、入粟于官、拜爵除罪等一系列主張，擺事實，講道理，前后相承，步步深入，明允篤誠，強志成務。以下是小編整理的《論貴粟疏》原文及注釋，歡迎閱讀。

　　《論貴粟疏》原文及注釋

　　圣王在上，而民不凍饑者，非能耕而食之，織而衣之也，為開其資財之道也。故堯禹有九年之水，湯有七年之旱，而國無捐瘠者，以畜積多，而備先具也。

　　今海內為一，土地人民之眾，不避湯禹。加以亡天災數年之水旱，而畜積未及者，何也？地有遺利，民有余力，生谷之土未盡墾，山澤之利未盡出也，游食之民未盡歸農也。民貧則奸邪生，貧生于不足，不足生于不農，不農則不地著，不地著則離鄉輕家，民如鳥獸，雖有高城深池，嚴法重刑，猶不能禁也。夫寒之于衣，不待輕暖；饑之于食，不待甘脂；饑寒至身，不顧廉恥。人情一日不再食則饑，終歲不制衣則寒。夫腹饑不得食，膚寒不得衣，雖慈母不能保其子，君安能以有其民哉？明主知其然也，故務民于農桑，薄賦斂，廣畜積，以實倉廩，備水旱，故民可得而有也。民者，在上所以牧之；趨利如水走下，四方亡擇也。

　　夫珠玉金銀，饑不可食，寒不可衣，然而眾貴之者，以上用之故也。其為物輕微易藏，在于把握，可以周海內而亡饑寒之患。此令臣輕背其主，而民易去其鄉，盜賊有所勸，亡逃者得輕資也。粟米布帛生于地，長于時，聚于力，非可一日成也。數石之重，中人弗勝，不為奸邪所利，一日弗得而饑寒至。是故明君貴五谷而賤金玉。

　　今農夫五口之家，其服役者，不下二人；其能耕者，不過百畝；百畝之收，不過百石。春耕，夏耘，秋獲，冬藏，伐薪樵，治官府，給徭役，春不得避風塵，夏不得避暑熱，秋不得避陰雨，冬不得避寒凍：四時之間，亡日休息。又私自送往迎來，吊死問疾，養孤長幼在其中。勤苦如此，尚復被水旱之災，急政暴賦，賦斂不時，朝令而暮當具。有者，半賈而賣；亡者，取倍稱之息；于是有賣田宅，鬻子孫，以償債者矣！而商賈大者積貯倍息，小者坐列販賣，操其奇贏，日游都市，乘上之急，所賣必倍。故其男不耕耘，女不蠶織；衣必文采，食必粱肉；亡農夫之苦，有阡陌之得。因其富厚，交通王侯，力過吏勢；以利相傾，千里游敖，冠蓋相望，乘堅策肥，履絲曳縞。此商人所以兼并農人，農人所以流亡者也。

　　今法律賤商人，商人已富貴矣；尊農夫，農夫已貧賤矣。故俗之所貴，主之所賤也；吏之所卑，法之所尊也。上下相反，好惡乖迕，而欲國富法立，不可得也。方今之務，莫若使民務農而已矣。欲民務農，在于貴粟。貴粟之道，在于使民以粟為賞罰。今募天下入粟縣官，得以拜爵，得以除罪；如此，富人有爵，農民有錢，粟有所渫。夫能入粟以受爵，皆有余者也。取于有余，以供上用，則貧民之賦可損；所謂損有余，補不足，令出而民利者也。

　　順于民心，所補者三：一曰主用足；二曰民賦少；三曰勸農功。今令民有車騎馬一匹者，復卒三人。車騎者，天下武備也，故為復卒。神農之教曰：有石城十仞，湯池百步，帶甲百萬，而亡粟，弗能守也。以是觀之，粟者，王者大用，政之本務。令民入粟受爵，至五大夫以上，乃復一人耳，此其與騎馬之功相去遠矣。爵者，上之所擅，出于口而亡窮；粟者，民之所種，生于地而不乏。夫得高爵與免罪，人之所甚欲也。使天下人入粟于邊，以受爵免罪，不過三歲，塞下之粟必多矣。

　　[注釋]

　　1.瘠：（jí）

　　2.斂：（liǎn）

　　3.鬻：（yú）

　　4.貯：（zhù）

　　5.迕：（wǔ）

　　譯文

　　在圣明的君王統治下，百姓不挨餓受凍，這并非是因為君王能親自種糧食給他們吃，織布匹給他們穿，而是由于他能給人民開辟財源。所以盡管唐堯、夏禹之時有過九年的水災，商湯之時有過七年的旱災，但國內沒有被遺棄和瘦得不成樣子的人，這是因為貯藏積蓄的東西多，事先早已做好了準備。現在全國統一，土地之大，人口之多，不亞于湯、禹之時，又沒有連年的水旱災害，但積蓄卻不如湯、禹之時，這是什么道理呢？原因在于土地還有潛力，百姓還有余力，能長谷物的土地還沒全部開墾，山林湖沼的資源尚未完全開發，游手好閑之徒還沒全都回鄉務農。

　　百姓生活貧困了，就會去做邪惡的事。貧困是由于不富足，不富足是由于不務農，不從事農業就不能在一個地方定居下來，不能定居就會離開鄉土，輕視家園，像鳥獸一樣四處奔散。這樣的話，國家即使有高大的城墻，深險的護城河，嚴厲的法令，殘酷的刑罰，還是不能禁止他們。受凍的人對衣服，不要求輕暖；挨餓的人對于食物，不要求香甜可口；饑寒到了身上，就顧不上廉恥了。人之常情是：一天不吃兩頓飯就要挨餓，整年不做衣服穿就會受凍。那么，肚子餓了沒飯吃，身上冷了無衣穿，即使是慈母也不能留住她的兒子，國君又怎能保有他的百姓呢？賢明的君主懂得這個道理，所以讓人民從事農業生產，減輕他們的賦稅，大量貯備糧食，以便充實倉庫，防備水旱災荒，因此也就能夠擁有人民。

　　百姓呢，在于君主用什么辦法來管理他們，他們追逐利益就像水往低處流一樣，不管東南西北。珠玉金銀這些東西，餓了不能當飯吃，冷了不能當衣穿；然而人們還是看重它，這是因為君主需要它的緣故。珠玉金銀這些物品，輕便小巧，容易收藏，拿在手里，可以周游全國而無饑寒的威脅。這就會使臣子輕易地背棄他的君主，而百姓也隨便地離開家鄉，盜賊受到了鼓勵，犯法逃亡的人有了便于攜帶的財物。粟米和布帛的原料生在地里，在一定的季節里成長，收獲也需要人力，并非短時間內可以成事。幾石重的糧食，一般人拿不動它，也不為奸邪的人所貪圖；可是這些東西一天得不到就要挨餓受凍。因此，賢明的君主重視五谷而輕視金玉。

　　現在農夫中的五口之家，家里可以參加勞作的不少于二人，能夠耕種的土地不超過百畝，百畝的收成，不超過百石。他們春天耕地，夏天耘田，秋天收獲，冬天儲藏，還得砍木柴，修理官府的房舍，服勞役；春天不能避風塵，夏天不能避暑熱，秋天不能避陰雨，冬天不能避寒凍，一年四季，沒有一天休息；在私人方面，又要交際往來，吊唁死者，看望病人，撫養孤老，養育幼兒，一切費用都要從農業收入中開支。農民如此辛苦，還要遭受水旱災害，官府又要急征暴斂，隨時攤派，早晨發命令，晚上就要交納。交賦稅的時候，有糧食的人，半價賤賣后完稅；沒有糧食的人，只好以加倍的利息借債納稅；于是就出現了賣田地房屋、賣妻子兒女來還債的事情。而那些商人們，大的囤積貨物，獲取加倍的利息；小的開設店鋪，販賣貨物，用特殊手段獲取利益。他們每日都去集市游逛，趁政府急需貨物的機會，所賣物品的價格就成倍抬高。所以商人家中男的不必耕地耘田，女的不用養蠶織布，穿的必定是華美的衣服，吃的必定是上等米和肉；沒有農夫的勞苦，卻占有非常豐厚的利潤。依仗自己富厚的錢財，與王侯接交，勢力超過官吏，憑借資產相互傾軋；他們遨游各地，車乘絡繹不絕，乘著堅固的車，趕著壯實的馬，腳穿絲鞋，身披綢衣。這就是商人兼并農民土地，農民流亡在外的原因。當今雖然法律輕視商人，而商人實際上已經富貴了；法律尊重農民，而農民事實上卻已貧賤了。所以一般俗人所看重的，正是君主所輕賤的；一般官吏所鄙視的，正是法律所尊重的。上下相反，好惡顛倒，在這種情況下，要想使國家富裕，法令實施，那是不可能的。

　　當今的迫切任務，沒有比使人民務農更為重要的了。而要想使百姓從事農業，關鍵在于抬高糧價；抬高糧價的辦法，在于讓百姓拿糧食來求賞或免罰。現在應該號召天下百姓交糧給政府，納糧的可以封爵，或贖罪；這樣，富人就可以得到爵位，農民就可以得到錢財，糧食就不會囤積而得到流通。那些能交納糧食得到爵位的，都是富有產業的人。從富有的人那里得到貨物來供政府用，那么貧苦百姓所擔負的賦稅就可以減輕，這就叫做拿富有的去補不足的，法令一頒布百姓就能夠得益。依順百姓心愿，有三個好處：一是君主需要的東西充足，二是百姓的賦稅減少，三是鼓勵從事農業生產。按現行法令，民間能輸送一匹戰馬的，就可以免去三個人的兵役。戰馬是國家戰備所用，所以可以使人免除兵役。神農氏曾教導說：“有七八丈高的石砌城墻，有百步之寬貯滿沸水的護城河，上百萬全副武裝的兵士，然而沒有糧食，那是守不住的。”這樣看來，糧食是君王最需要的資財，是國家最根本的政務。現在讓百姓交糧買爵，封到五大夫以上，才免除一個人的兵役，這與一匹戰馬的功用相比差得太遠了。賜封爵位，是皇上專有的權力，只要一開口，就可以無窮無盡地封給別人；糧食，是百姓種出來的，生長在土地中而不會缺乏。能夠封爵與贖罪，是人們十分向往的。假如叫天下百姓都獻納糧食，用于邊塞，以此換取爵位或贖罪，那么不用三年，邊地糧食必定會多起來。

　　陛下降恩，讓天下人輸送糧食去邊塞，以授給爵位，這是對百姓的很大恩德。我私下擔憂邊塞駐軍的糧食不夠吃，所以讓天下的屯糧崐大批流入邊塞。如果邊塞積糧足夠使用五年，就可以讓百姓向內地各郡縣輸送糧食了；如果郡縣積糧足夠使用一年以上，可以隨時下詔書，不收農民的土地稅。這樣，陛下的恩德雨露普降于天下萬民，百姓就會更積極地投身農業生產，天下就會十分富庶安樂了。

　　創作背景

　　西漢建國初期，漢高祖劉邦由于采取了罷兵歸家、抑制商人、輕徭薄賦等一系列措施，使秦朝末年因連年戰爭而遭到嚴重破壞的農業生產逐漸得以恢復。漢文帝即位后繼續奉行“與民休息”的政策，重視農桑，促進了農業的繁榮和商業的發展。但由此也產生了因商業發展而導致谷賤傷農，大地主、大商人對農民兼并侵奪加劇，大批農民流離失所，階級矛盾日趨激化的社會現象。針對這一問題，晁錯上了這篇奏疏，全面論述了“貴粟”（重視糧食）的重要性，提出重農抑商、入粟于官、拜爵除罪等一系列主張，這對當時發展生產和鞏固國防，都具有一定的進步意義。

　　鑒賞

　　疏是向皇帝陳述意見的一種文體，也稱“奏疏”或“奏議”。這篇文章分析了西漢初期社會經濟上存在的嚴重問題，大地主、大商人兼并土地，聚斂財物，大批農民流離失所，生活困苦，社會矛盾日趨激化。文帝時，為防匈奴入侵，邊塞又陳兵無數，耗糧巨萬。針對這些問題，晁錯上疏，全面論述了“貴粟”的重要性，闡明使民務農，入粟于邊，以解決農民與商賈貧富懸殊，守邊士卒無糧供給的矛盾。文章引古說今，多用對比手法，以古圣王之時與今之時相比，以五谷與珠玉金銀相比，以富商大賈與勞動人民相比，對照鮮明，說理透辟。邏輯嚴密，文辭流暢，充滿強烈的情感。

　　全文通過正反兩方面的連論說了重農貴粟對于國家的富強和人民的安定生活所具有的決定性意義。作者在說明問題時運用古今對比，農夫與富商大賈的對比，法令與實際情況的對比，使他的主張得到更鮮明的表現，讓統治者認識到問題的嚴重性。其中特別是對農民現實生活的貧困窮苦的描寫，揭露性很強。

　　所謂“谷賤傷農”，意思就是說，糧食太便宜了，就會挫傷農民種糧食的積極性，導致產量減少，這對國家的長治久安是有很大影響的。因為中國在歷史上一直就是一個農業國，所以歷代的統治者都很重視農業的發展問題。晁錯認為蓄積多，則民心穩，統治穩固；而要增加蓄積，必須想辦法使農民盡心于農業生產。但現狀是農民忙活了一年，到頭來卻只有很少的收益，為了應付各種賦斂，有的甚至“賣田宅，鬻子孫”；而商人無農民之勞，卻能“衣必文采，食必粱肉”。這種差距不可能使農民安心于農業，作者由此提出“欲民務農，在于貴粟”的觀點。

　　文章寫作特點鮮明，首先主要采取了層層對比分析的方法進行論證。文章通篇正反對舉，觀點鮮明。開篇即以古今比況，闡明今世“不農”有悖于古先圣王“開其資財之道”的宗旨；繼而論不農之害與重農保民之理形成對比，提出“務民于農桑”的思想主張；接著通過珠玉金銀與粟米布帛價值、作用的比較分析，強調明君應重農抑商“貴五谷而賤金玉”的道理。第二部分指陳時弊，以農夫與商人苦樂的對比分析，指出“商人所以兼并農人，農人所以流亡”的根本原因。第三部分提出對策，則通過“復卒”和“入粟受爵”利弊優劣的比較分析，以論證“貴粟”主張的重大意義。總之，通篇正反對舉，力陳利弊得失，使正面觀點更為鮮明，更具說服力。

　　其次行文中運用了議論的連鎖推理，如“貧生于不足，不足生于不農，不農則不地著，不地著則離鄉輕家，民如鳥獸……”由此及彼，環環相扣，增強了文章的論辯力。

　　還有是立論精辟，論述嚴密。文章的中心意旨是闡明“重農貴粟”的思想主張。第一部分先闡明重農抑商以“開其資財之道”的宗旨，為“貴粟”主張確立堅實可靠的理論依據。第二部分指陳時弊，正確的政策是實施基本國策的根本保證。文章通過對比分析，尖銳指出“急政暴虐，賦斂不時”的政策，是商人所以兼并農人，農人所以流亡的根本原因。在此基礎上，文章最后部分提出“以粟為賞罰”的具體措施，并論此措施“主用足”“民賦少”“勸農功”等三大作用，從而與開篇提出的重農抑商以“開其資財之道”的宗旨一脈相承。全文圍繞“重農貴粟”的思想主張，闡明宗旨，指陳時弊，層層推進，逐層深入，立論精辟，論述嚴密，具有較強的說服力。魯迅在《漢文學史綱要》說晁錯的文章“皆疏直激切，盡所欲言”。

　　作者簡介

　　晁錯（前200～前154），潁川（今河南禹縣）人，西漢文帝、景帝時期的政治家。初從張恢學申不害、商鞅的法家學說。文帝時任太常掌故，曾奉命從故秦博士伏生受《尚書》。后為太子家令，得太子（即景帝）信任，號“智囊”。景帝即位，任為御史大夫。他堅持“重本抑末”（即重農抑商）政策，主張納粟受爵，建議募民充實邊塞，積極備御匈奴貴族的攻掠，并進言削藩以鞏固中央集權，得到景帝采納。以吳王劉濞為首的七國諸侯因此以“請誅晁錯，以清君側”為名，舉兵反叛。景帝畏于七國連兵，遂將其處死。晁錯的著作較為完整的現存有八篇，散見于《漢書》的《爰盎晁錯傳》、《荊燕吳傳》和《食貨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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