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于憂患,死于安樂》原文及翻譯
《生于憂患，死于安樂》選自《孟子·告子下》，是一篇論證嚴密、雄辯有力的說理散文。以下是小編精心整理的《生于憂患,死于安樂》原文及翻譯作文，供大家參考借鑒，希望可以幫助到有需要的朋友。
《生于憂患,死于安樂》原文
孟子曰：“舜發(fā)于畎畝①之中，傅說②舉于版筑③之間，膠鬲④舉于魚鹽之中，管夷吾舉于土⑤，孫叔敖舉于海(6)，百里奚舉于市(7)。故天將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行拂亂其所為，所以動心忍性，曾(8)益其所不能。人恒過，然后能改;困于心，衡(9)于慮，而后作;征(10)于色，發(fā)于聲，而后喻。入則無法家拂士(11)，出則無敵國外患者，國恒亡。然后知生于憂患而死于安樂也。”
【注釋】
①畎(quan)畝：田間，田地。
②傅說(yuo)：殷武丁時人，曾為刑徒，在傅險筑墻，后被武丁發(fā)現(xiàn)，舉用為相。
③版筑：一種筑墻工作，在兩塊墻版中，填人泥土夯實。
④膠鬲(ge)：殷紂王時人，曾以販賣魚、鹽為生，周文王把他舉薦給紂，后輔佐周武王。
⑤管夷吾：管仲。士：此處指獄囚管理者。當(dāng)年齊桓公和公子糾爭奪君位，公子糾失敗后，管仲隨他一起逃到魯國，齊桓公知道他賢能，所以要求魯君殺死公子糾，而把管仲押回自己處理。魯君于是派獄囚管理者押管仲回國，結(jié)果齊桓公用管仲為宰相。
(6)孫叔敖：是春秋時楚國的隱士，隱居海邊，被楚王發(fā)現(xiàn)后任為令尹(宰相)。
(7)百里奚舉于市：春秋時的賢人百里奚，流落在楚國，秦穆公用五張羊皮的價格把他買回，任為宰相，所以說“舉于市”。
(8)曾：同“增”。
(9)衡：通“橫”，指橫塞。
(10)征：表征，表現(xiàn)。
(11)法家拂士：法家，有法度的大臣;拂，假借為“弼”，輔佐;拂士即輔佐的賢士。
【譯文】
孟子說：“舜從田間勞動中成長起來，傅說從筑墻的工作中被選拔出來，膠鬲被選拔于魚鹽的買賣之中，管仲被提拔于囚犯的位置上，孫叔敖從海邊被發(fā)現(xiàn)，百里奚從市場上被選拔。所以，上天將要把重大使命降落到某人身上，一定要先使他的意志受到磨練，使他的筋骨受到勞累，使他的身體忍饑挨餓，使他備受窮困之苦，做事總是不能順利。這樣來震動他的心志，堅韌他的性情，增長他的才能。人總是要經(jīng)常犯錯誤，然后才能改正錯誤;。心氣郁結(jié)，殫思極慮，然后才能奮發(fā)而起;顯露在臉色上，表達在聲音中，然后才能被人了解。一個國家，內(nèi)沒有守法的大臣和輔佐的賢士，外沒有敵對國家的憂患，往往容易亡國。由此可以知道，憂患使人生存，安逸享樂卻足以使人敗亡。”
賞析：
文章開頭，作者一連列舉了六位古代圣賢在困難憂患中崛起的事例，來證明“天將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行拂亂其所為，所以動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這一著名論斷。這個推理過程屬于邏輯學(xué)上的歸納推理，即由前面六個特殊的事例，歸納出后面帶普通意義的結(jié)論；又通過后面的結(jié)論，說明了前面六個人物所以成功的原因：艱苦的環(huán)境，一方面給人們以困苦、饑餓、貧困、疲乏、憂慮，每每就不如人意，但另一方面，也正是這些困難，堅定、振奮人們的意志，使人們在不斷克服困難，求得生存的過程中增加了聰明才干。然而道理在此還沒有說完，上面只談到，在人與客觀環(huán)境這一對矛盾中，客觀環(huán)境對人的觸動，反過來，針對人的主觀世界對此又是怎樣做出反應(yīng)，孟子接著指出：“人恒過，然后能改；困于心，衡于慮，而后作；征于色，發(fā)于聲，而后喻。”客觀環(huán)境的困難和自身判斷的失誤，造成人在改造客觀的過程中的錯誤，而他也就在不斷克服困難的過程中積累了經(jīng)驗教訓(xùn)，從而達到“能改”的境界——這個“能”，從語義上講，不僅體現(xiàn)了人的愿望、決心，也體現(xiàn)了人的能力。他因為自身所遭遇的困難而憂慮、痛苦、困惑，造成內(nèi)心的壓抑，而他也就在不斷沖破這些心理壓抑的嘗試中，活躍了自己的思維，激發(fā)了自己的創(chuàng)造力。更重要的一點，人是有感情的，又是社會性的，他有痛苦，有憂慮，想發(fā)憤，想創(chuàng)造，必然表現(xiàn)在形色上，吐發(fā)在言辭中，期望得到理解與同情、啟發(fā)與幫助。人就在這一切與憂患的斗爭中，一方面求得了物質(zhì)的生存可能，另一方面更求得了精神的生存，表現(xiàn)了他的活力、意志、情感、創(chuàng)造能力，一句話，表現(xiàn)了他“生”的價值。這，就是“生于憂患，死于安樂”的全部含義。
劉熙載在《藝概·文概》里指出：“昌黎（韓愈）以‘是’、‘異’二字論文，然二者仍須合一。若不‘異’之‘是’，則庸而已；若不‘是’之‘異’，則妄而已。”這種主張，實在起于孟子的影響。孟子在提出“生于憂患”這一“是”命題的同時，也提出了它的“異”命題： “死于安樂”。“入則無法家拂士，出則無敵國外患”。在內(nèi)沒有能干的大臣，時時注意修明法度；沒有敢于直諫的賢士，處處提醒國君克己慎終。在外又沒有敵國的抗衡、外寇的侵擾。如此安適的環(huán)境，首先帶來的必然是精神的怠惰和意志的消沉。這是精神上的死亡。緊接著必然是物質(zhì)上的死亡——“國恒亡”。
“生于憂患，死于安樂”，一反一正，一是一異，相輔相成地說明了同一人生哲理的兩面。既不使人因正面說教而感沉悶，又不為邀人眷顧而故發(fā)驚人之談；既娓娓動聽，又給人警策；既不庸，又不妄。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生于憂患，死于安樂”這一命題的明確提出，在孟子也許只是為了給人以政治道德上的啟迪。但作為一條具普遍意義的人生哲理，其影響絕不僅僅表現(xiàn)在政治道德上。特別是“困于心，衡于慮，而后作；征于色，發(fā)于聲，而后喻”兩句，直接導(dǎo)引了中國古典文學(xué)藝術(shù)創(chuàng)造的一條極重要的美學(xué)原則的形成，這就是“發(fā)憤抒情”這一美學(xué)創(chuàng)作原則。這亦是千百年來，孟子此篇所以膾炙人口的原因。
在修辭上，此文也很有特色。《孟子》善用排比句，往往采用一連串結(jié)構(gòu)相同的句式，對于同一論題，進行多角度多層次的說明，有如千流萬壑，一時俱下，形成滔滔萬里不可阻擋的氣勢。孟子文之稱雄辯，這類句式的采用是很重要的一個原因。《生于憂患，死于安樂》，配合歸納的推理方式，便采用了這種句式，一起首連舉六位圣賢的成功事跡，從數(shù)量上給人以深刻印象，使人覺得“生于憂患”確是一種普遍存在的社會現(xiàn)象；接著又極力鋪排艱難環(huán)境給人們帶來的磨難，反襯了圣賢成功的不易；然后再歷述圣賢面對艱難憂患的正確態(tài)度與處理方法，最終得出“生于憂患，死于安樂”的結(jié)論，很有說服力。一般說來，鋪陳排比的寫法，固可造成宏大氣勢；若處理不當(dāng)，也可致繁復(fù)拖沓之虞。其后的漢大賦，由于片面強調(diào)了這一特點，往往使人難以卒讀。而孟子的這篇文章，雖通篇采用排比句式，卻仍給人以行文簡潔的印象。原因在于，孟子十分注意遣詞用字，盡量擴充每一詞語，尤其是動詞的容量。以起首一段為例，共六句話，六個動詞，包括一個“發(fā)”，五個“舉”，既表現(xiàn)了人物由微賤趨向顯達的運動過程，又暗示了人物身份：舜君子，是圣人，他的成功，固然因為堯的賞識，但主要靠的是他自身的才能與努力，故曰“發(fā)”；傅說等是臣，是賢人，他們的成功，固然因為自身的才能與努力，但主要靠的是明主的知遇，故曰“舉”。
如同所有成就輝煌的文人學(xué)者一樣，孟子的一生也是不甚得意的。此文寫得如此出色，誠為“發(fā)憤抒情”的結(jié)果。
創(chuàng)作背景
孟子作為孔子之后儒家學(xué)派最重要的代表人物，把孔子的“仁”發(fā)展為“仁政”的學(xué)說，提出“民貴君輕”的思想，主張國君實行“仁政”，要與民“同樂”。孟子的思想學(xué)說就是著作《孟子》。《孟子》記載了孟子的言行，是一部對話體著作。其顯著特點一是氣勢充沛，雄辯而色彩鮮明；二是善于以典型事例、比喻和寓言闡述事理。此文選自《孟子·告子下》。春秋戰(zhàn)國時期，戰(zhàn)亂紛爭，一個國家要想立于不敗之地，要奮發(fā)圖強，不能安于現(xiàn)狀、不思進取。這篇文章就是在這種背景下寫的。
作者簡介
孟子（前372一前289），名軻，戰(zhàn)國中期鄒國（今山東鄒城）人，繼孔子之后儒家最重要的思想家。孟子曾周游列國，推行他的“仁政”思想和“王道”主張，但由于當(dāng)時諸侯國忙于戰(zhàn)爭兼并，其觀點被認為是“迂闊”，幾乎無人采納。孟子晚年回鄒國與弟子著書立說，作《孟子》7篇，共269章。《孟子》語言明白曉暢，又極富感情，具有磅礴的氣勢和強大的鼓動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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