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史稿戴震傳》原文及譯文

　　在年少學習的日子里，大家一定都接觸過文言文吧？文言文是一種書面語言，主要包括以先秦時期的口語為基礎而形成的書面語。那么問題來了，你還記得曾經背過的文言文嗎？下面是小編為大家整理的《清史稿戴震傳》原文及譯文，僅供參考，希望能夠幫助到大家。

　　【原文】

　　戴震，字東原，休寧人。讀書好深湛之思，少時塾師授以說文，三年盡得其節目。年十六七，研精注疏，實事求是，不主一家。從婺源江永游，震出所學質之永，永為之駭嘆。永精禮經及推步、鐘律、音聲、文字之學，惟震能得其全。

　　性特介，家屢空，而學日進。北方學者如獻縣紀昀、大興朱筠，南方學者如嘉定錢大昕、王鳴盛，余姚盧文弨，青浦王昶，皆折節與交。

　　乾隆二十七年，舉鄉試，三十八年，詔開四庫館，徵海內淹貫之士司編校之職，總裁薦震充纂修。四十年，特命與會試中式者同赴殿試，賜同進士出身，改翰林院庶吉士。震以文學受知，出入著作之庭。館中有奇文疑義，輒就咨訪。震亦思勤修其職，晨夕披檢，無間寒暑。經進圖籍，論次精審。所校大戴禮記、水經注尤精核。又于永樂大典內得九章、五曹算經七種，皆王錫闡、梅文鼎所未見。震正譌補脫以進，得旨刊行。四十二年，卒于官，年五十有五。

　　震之學，由聲音、文字以求訓詁，由訓詁以尋義理。謂：“義理不可空憑胸臆，必求之于古經。求之古經而遺文垂絕，今古懸隔，必求之古訓。古訓明則古經明，古經明則賢人圣人之義理明，而我心之同然者，乃因之而明。義理非他，存乎典章制度者也。彼歧古訓、義理而二之，是古訓非以明義理也。”

　　震為學大約有三：曰小學，曰測算，曰典章制度。震卒后，其小學，則高郵王念孫、金壇段玉裁傳之;測算之學，曲阜孔廣森傳之;典章制度之學，則興化任大椿傳之：皆其弟子也。后十余年，高宗以震所校水經注問南書房諸臣曰：“戴震尚在否?”對曰：“已死。”上惋惜久之。

　　作者簡介：

　　戴震，字東原，安徽徽州府休寧縣隆阜人。明清時代的徽州，不但商業發達，文風也極興盛。戴震于雍正元年（1723）出生于一個商人家庭。十歲日讀書數千言不休，十七歲學《說文解字》，盡得其目。戴震是音韻學家江永的弟子。他對經學、天文、地理、歷史、數學都有研究。乾隆年間為《四庫全書》纂修官。對于音韻學很有研究，創立了古音九類二十五部之說以及陰陽入對轉的理論。此外，他也精通訓詁學。

　　戴震是音韻學家江永的弟子。他對經學、天文、地理、歷史、數學都有研究。乾隆年間為《四庫全書》纂修官。對于音韻學很有研究，創立了古音九類二十五部之說以及陰陽入對轉的理論。此外，他也精通訓詁學。在哲學上，他認為物質的氣是宇宙本原，陰陽、五行、道都是物質性的氣。認為理是事物的條理，是事物的規律，不能脫離具體事物而存在，理就在事物之中，“理化氣中”。他還認為宇宙是氣化流行的總過程，“天地之氣化流行不已，生生不息”。在認識論方面，他認為人的認識能力是“天地之化”，通過耳目鼻口之官接觸外物，心就能發現外物的規則，致知格物就是對事物進行考察研究，只有經過觀察和分析，才能認識事物的道理。

　　他還提出“光照說”，認為心之認識如同火光照物，光小照得近，光大照得遠，這實質上是一種樸素直觀的反映論。在倫理思想方面，認為人“有欲、有情、有知”，這是人的本性，否定情欲，也就否定了“人之為人”。他主張要區別欲與私的界限，認為私是“欲之失”，不能“因私而咎欲”。要“理存乎欲”，使人的自然情欲得到合理的滿足，而不能只“存理滅欲”。他還提出“以情潔情”的主張，反對道學家的偽善，“以理殺人”。一生著作很多，包括算學、天文、地理、聲韻、訓詁、考據、哲學等多方面內容。

　　人物評價：

　　戴震辯證諸儒的理論工作是失敗的意思在于：并非戴震沒有建立自己話語一致的理論體系而為一有意義的理論型態，而是戴震對于他所反對的宋明諸儒的字義認識是一廂情愿的，戴震不深入反省地將宋明諸儒的儒學建構與時弊等同為一，是時代現象的以假亂真而致生之弊病，卻被戴震認為是宋明諸儒儒學義理的經驗結果，假道學的是時人并非道學本身是假，戴震站在認定道學致生時弊的立場上錯解道學的理論意義，而藉由匡正時弊的儒學建設而誤解并否定他儒的義理內涵。

　　這就是筆者認定戴震的辯證諸儒的理論工作失敗的意義所在。至于戴震為匡正時弊而對儒學義理有其特殊的問題意識之關懷以致建構的新系統則仍是極有意義的儒學創作。

　　【譯文】

　　戴震，宇東原，安徽休寧人。讀書時喜歡深入思考，年少時塾師拿《說文》教授他，三年間他全部掌握了《說文》的條目。十六七歲時，精研各種注疏文字，實事求是，不以一家之說為主。跟著婺源的江永求學，戴震以自己的學問向江永求問，江永為之驚嘆;江永精通禮經濟推步、鐘律、音聲、文字等學問，只有戴震能獲得其全部。

　　他性格十分正直，家里常常一貧如洗，但是學問卻天天精進。北方的學者如獻縣紀昀、大興朱筠，南方學者如嘉定錢大昕、王鳴盛，余姚盧文弨，青浦王昶，都降低身份與他交往。

　　乾隆二十七年，戴震參加鄉試考中舉人。三十八年，皇帝下詔開設四庫全書館，征召海內外博學之士擔任編校的職務，四庫全書總裁推薦戴震充任纂修。四十年，皇帝特別下令，讓他與會試考中者一同參加殿試，賜予他同進士出身，授翰林院庶吉士。戴震憑文章學問得到禮遇，出入于朝廷負責編撰的機構。四庫全書館有了奇文和疑惑，總去向他咨詢請教。戴震勤于思考、兢兢業業，早晚翻卷檢閱，寒暑不斷。經過他進呈給皇帝御覽的圖書典籍，都是依次編排，精確審核過的。他校對的《大戴禮記》《水經注》尤其經過詳細的審核。四十二年，死在任上，享年五十五歲。

　　戴震的學問，是從字音、字形推求字句的理解，根據字義、句義來推尋圣賢之道。他說：“圣賢之道不可憑空想象，一定要從古文經書中尋求。想從古文經書中尋求圣賢之道，但是古文經書喪失殆盡，今古相距遙遠，一定要尋求古字古義的解釋。古字古義的解釋明確了，那么古文經書的含義就明確了;古文經書的含義明確了，那么圣賢之道就明確了，如果我們的思想與圣賢之道相吻合，就會借此而明了圣賢之道。圣賢之道并非別的東西，它就存在于過去的典章制度中。那些人分開了古字古義和圣賢之道，把它們當作是(獨立的)兩個方面，這是(認為)古字古義不是用來闡明圣賢之道呀。”

　　戴震的學問主要在三個方面：小學(文字學)、測算和典章制度。戴震死后，他的文字學，傳授給了高郵王念孫、金壇段玉裁;測算的學問，傳授給了曲阜孔廣森;典章制度的學問，傳授給了興化任大椿。他們都是戴震的弟子。他死后十來年，清高宗拿出戴震校正的《水經注》詢問南書房的眾位大臣：“戴震還在嗎?”答道：“已經死了。”皇上嘆息了好久。

　　戴震這年(10歲的時候)才會說話，大概是聰明積累積得太久的緣故吧。跟隨老師讀書，看一遍就能背下來，每天背幾千字不肯停下來。老師教《大學章句》到《右經一章》以后，(戴震)問老師：“這憑什么知道是孔子的話，而由曾子記述?又怎么知道是曾子的意思，而是他的學生記下來的呢?”老師回答他說：“這是朱熹說的。”(他)馬上問：“朱文公是什么時候的人?”(老師)回答他說：“宋朝人。”(戴震問老師):“曾子，孔子是什么時候的人?”(老師)說：“周朝人。”戴震追問道：“周朝和宋朝相隔多少年?”(老師)說：“差不多兩千年了。”(戴震問老師):“既然這樣，那么朱熹怎么知道?”老師沒無法回答，說：“這不是一個尋常的孩子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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