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明治統與道統框架下的通史編纂論文

時間：2024-07-14 08:53:45

晚明治統與道統框架下的通史編纂論文

晚明治統與道統框架下的通史編纂論文

晚明治統與道統框架下的通史編纂論文

　　[關鍵詞] 晚明通史治統《史統》

　　[提要] 福建籍遺民史家鄭郊前半生在明朝，后半生在清朝。初成于崇禎末年、終定于康熙初期的《史統》是一部以闡明中國歷史之統為主旨的通史著作。《史統》提供了一種哲理化的中國歷史解釋模式，洵可稱為晚明理學化史學代表作。惜因未刊，近代以來，所知甚鮮。本文以《史統》的中心，對晚明通史編纂有關問題，作了發散性的思考。

　　史學思想史如何做？我認為，談史學思想，離不開國家思想。一個時代有一個時代的國家思想，國家思想是一個時代的主流思想，它往往制約著其他思想的存在，史學思想正是如此。在這種狀況下，一個時代的史學思想，主要有兩種：一是與國家思想合拍的主流史學思想，一是與國家思想不合拍的異端史學思想。這應是我們考察一個時代史學思想的兩條主線。從進化論的眼光來說，進步的異端史學思想無疑是值得肯定的，但不能因此否定主流史學思想的存在。長期以來，我們的歷史研究，存在著兩把尺子現象：于當代，肯定主流思想，否定異端思想；于前代，肯定異端思想，否定主流思想。這恐怕是需要重新檢討的一個觀念。歷史研究強調歷史主義，強調理性思考，應盡量減少感情色彩。用明末清初學者方以智的話說，“經以窮理，史以征事，設身處地，自忘其心之成見而體之，乃能灼然天下之幾，而見古人之心”[1]。

　　明代社會的國家思想是理學思想，自然，明代社會的主流史學思想也是理學化的史學思想。研究明代史學思想史，無疑應把握明代主流史學思想的演變軌跡。明末清初是傳統中國較為多元的時代，史學及其思想，也表現出多元特色，實學思想、復古思想，甚至啟蒙思想，紛紛登場，好不熱鬧[2]。后人往往只注意這種進步的趨勢，似乎中國社會真的走上了近代之路。其實，我們不要忘了，當時社會的主流史學思想還是理學化史學思想。這是為后人所忽視，但又不得不注意的一條線。遺民史家鄭郊撰寫的《史統》，無疑是我們觀察晚明主流史學思想存在的一個典型案例，這是我們選擇鄭郊《史統》研究的理由所在。

　　《史統》一書，今惟上海圖書館有一部清代抄本。此書長期沉睡書庫，至今未有專文就其學術意蘊加以闡述。筆者曾就相關的明代通史編纂模式問題作過專題研究[3]，但也未及此書。今擬以《史統》為中心，對明代通史編纂中的主流性史學思想問題，作一專題考察。

　　一認識論視野下的通史編纂

　　以20世紀的眼光來看，通史的編纂，自是一個時代史學發展的重頭戲。劉知幾曾堅決反對編通史，他的理由無非是嫌重復。其實，史學是一種現實與歷史不斷對話的認識活動。時代越往后，人們越需要重新整體地認識以前的歷史，“通古今，明興亡，審出處，示懲勸”。這樣，重新編纂通史也就是必不可缺的活動。劉知幾以后，通史編纂越來越為人所重視，正驗證了這個道理。

　　明代的通史編纂，嘉靖之前，以綱目體為主；嘉靖之后，開始有綜合體通史的編纂。嘉靖、萬歷時期，有不少學者投入到了通史編纂之中。嘉靖初年，有安都《十九史節略》470卷。嘉靖末年，有邵經邦《學史會同》300卷、唐順之《左編》、吳珫《史類》600卷等。萬歷初期，寫通史者也有幾家，如鄧元錫《函史》、魏顯國《歷代史書大全》、李贄《藏書》、袁黃的《袁氏通史》1000卷、許孚遠的《續麟正史》。萬歷以后，則有張萱《西園匯史》、《西園史余》，鄭郊《史統》。“近代從事于史學者，固有其人矣”[4]，這個考察是正確的。從當時通史編纂體例來看，主要有三種類型：一是續、仿鄭樵《通志》，如邵經邦《弘簡錄》、鄧元錫《函史》、鄭郊《史統》；二是按時代順序，節略二十一史紀傳，明人稱為“約載”[5]，如《十九史節略》、魏顯國《歷代史書大全》、馬維銘《史書纂略》；三是分類體通史，如唐順之《左編》、《袁氏通史》。這其中，《通志》無疑是他們學習的榜樣。《弘簡錄》續《通志》而作，《函史》仿《通志》而作，《左編》則改編《通志》而來。《左編》是明代綜合體通史的祖本，其他的幾部通史著作，如《函史》、《藏書》、《史書大全》之類，都不同程度上受其影響。

　　通史有用，但要做好不容易。鄭郊說：“故匯中而核之者，精之也，精于人，精于理，精于事，精于文，便覽讀也。已抑揚取去，非得失，存世戒也，弗精則無為貴匯矣。”[6]提倡匯史貴精，這是可取的史學編纂思想。可惜，明代的通史編纂，學術化程度不高，多表現為“匯史”。不過，綜合體通史，《史記》以后，也就《通志》，其他鮮能成功。明代有這么多的綜合體通史，已很不錯了。

　　明代中后期，產生了那么多通史著作，這種現象如何來理解？綜合體通史的出現，是明代中葉“二十一史”重新受人注目后的產物。在理學統攝一切的宋明時期，漢唐學術文化遭到了否定，傳統的經史文本鮮有人注目，出現了某種程度的“文化斷層”。至明代中葉以后，在外部經濟社會思想的變化、內部學術自身否定之否定規律雙重作用下，出現復古思潮，經史文本又受到了人們的青睞。不過，“全史”篇幅太大，一人精力有限，難以遍覽，于是有人開始刪繁就簡，編纂通史。鄭郊說：“匯史之述，以全史浩漫，中才以下勢難卒業；且其中義例不當，畔教悖理，濫也尚矣。”這是說，通史的編纂，要解決兩個問題，一是提供簡明的通史讀本，讓普通士人有個歷史讀本。二是為了解決編纂指導思想問題，借改編之機，寫出更符合時代思想口味的通史作品，為時代政治服務。除了共同性的通史要求外，這里關鍵的是史家不同的主體重構理論。從認識論角度來說，歷史研究是一種歷史認識活動，歷史編纂是一種主體重構活動，史著的編纂有一個不斷重構的規律。史著的不斷重編，主要取決于史家對歷史的主體認識。史家作為史學認識主體，由于時代、史觀、知識結構、思維方式諸多不同，對前人編纂的史著不滿意，于是就產生了重編動機。明代的通史編纂，從史學思想來考察，唐順之、鄧元錫、邵經邦、吳珫、許孚遠、魏顯國、張萱是一派，他們的史學思想是主流的理學化史學思想，而李贄表現為異端的啟蒙史學思想。“荊川《左編》，乃以評隲品類；李贄竊取，標新見奇，銛鋒所趨，巧言偏詞，忿設無由，是非何能不紛紛耶？鄧潛谷《函史》，蓋欲隨而維之”[7]。稱《左編》按照評判標準分類，《藏書》標新立異，“議論頗見責于儒者”，這個判斷是正確的。不過，說《函史》想彌合《左編》與《藏書》之間的對立，可能是誤讀了。《函史》和《左編》間有否有關系？《左編》刊刻于嘉靖四十年（1561），其后幾年，正是鄧元錫開始作《函史》時間。從時間上考察，它們應該有關系。不過，《函史》和《藏書》間恐沒有直接的關系。《函史》成書于隆慶五年至萬歷二十年（1571－1592）間，《藏書》成書于萬歷十年至二十七年（1582－1599）間。也就是說，《函史》寫作時間早于《藏書》。所以，說《函史》彌合《左編》、《藏書》之偏差是不正確的。至于說《函史》水平“度越”《左編》、《藏書》，這也是鄭郊作為明朝人的評價。

　　從實際成書來看，明朝的通史編纂，在鄭郊之前，主要是唐順之《左編》、鄧元錫《函史》、李贄《藏書》三種基本模式，鄭郊最為關注的也就是這三部通史著作。他對三種通史模式進行了認真的批評。“本朝若（唐）襄文之《左編》，鄧氏之《函史》，大底皆祖《史記》。《左編》留心治亂，然義例多舛。……李卓吾因是編以成《藏書》，而是非頗謬，欲以黃老之道廢圣人之大中至正之學，不足談也。潛谷先生學術醇深，《函史》一書，功大力宏，精矣，其失也侈。夫以一人之心而欲合《尚書》、《春秋》之義，該紀傳、編年之體，大書小書，盡人盡物，直欲令三千年人物、度數、文章盡于數十部書中，不亦侈乎？且已作帝紀矣，凡大臣、大政既已入帝紀之中，又作《大臣謨》。……大臣賢者，如漢之公孫弘，唐之狄仁杰、裴度，宋之李綱之流，先生既微抑之，不欲與于大臣謨烈；又心惜之，不欲列之名臣，止附之帝紀之內，是矣。然秉均奸臣如漢之董卓、梁冀，唐之李林甫、義甫，宋之丁謂、王欽若、秦檜、史彌遠之徒，亦皆附之帝紀，雖敘事中邪正自見，然于體制則無別矣。余觀先生述作之功，是是非非，理明義正，不襲不悖，知其于道深矣。先生高風遠韻，既為有明有數人物；而《函史》一書，亦為天地間有數之書。……予于《函史》不揣仰同者十之三、四，其不同者十之五、六”[8]。鄭郊這段史學批評，有幾點值得注意：第一，說《左編》、《函史》祖《史記》，這個觀點，只能從綜合體通史風格來理解。講《左編》“留心治亂，然義例多舛”，這個評語是到位的。第二，說李贄想以黃老之道替代唐順之的治亂思想，這個判斷是不準確的。李贄實際是以啟蒙史學思想代替理學化史學思想[9]。第三，說鄧氏是“有明有數人物”，《函史》是“天地間有數之書”，這個評價是相當高的。檢明清學人對鄧元錫及其《函史》的評價，也就鄭郊此論最高。第四，鄭郊推崇《函史》的通史構筑模式，但不完全認同。他覺得《函史》存在“侈”、“體制則無別”二個弊端。他想在《函史》基礎上，進一步推進明代的通史編纂事業。當然，《藏書》是一種異端史學模式，自不在考慮之列。真正對鄭郊作《史統》有影響的是《左編》與《函史》兩書。對《左編》、《函史》的肯定與批評，就形成了鄭郊設計《史統》的新思路。

　　遺憾的是，鄭郊在這里沒有講清《函史》的“本天以立例”特點。《函史》體系的最大的特點是從天人合一角度探討中國歷史的演變。鄧元錫在宋人基礎上，首次提煉出治統與道統兩大體系[10]。這種思想，為晚明人所接受，如葉向高就說，“宙宇間惟治統、道統相提為兩大事。治統紊則亂賊肆，道統紊則異端猖狂，其害均也”[11]。

　　二 “主于明統”的《史統》

　　明人用統論解釋中國歷史，始于《函史》，但鄧元錫不免還有點遮掩，所以稱之為《函史》。到了鄭郊，就公開打出了“明統”旗號，稱之為《史統》。中國歷史上，有過類似的《史通》，不曾有過名為《史統》的作品。

　　鄭郊（1612～？），字牧仲，晚年自號南泉道人，福建莆田人。父鄭涇，以講學名海內，博學，攻古文辭。鄭郊7歲便知誦《毛詩》、《史記》，這為他以后編通史打下了基礎。年20余后，非常喜歡古文、諸經、子、百家言。六經以下，無不研究。曾到銅山，隨著名學者黃道周學習。據鄭郊自己說，他愛靜，尤喜歡坐到深山里，一坐就是七、八年。又愛干凈，“夙夜灑掃幾案，上下纖涯不棲”。坐在桌前，點一支香，捧一本書，悠哉悠哉地看書。性格“疏爽，輕財好施。喜親名賢，雖傾性命事之，無所惜。至浮名虛譽，則心厭之”。讀書之外，什么不管，“斷絕人事，刀貝、金錢皆不入其舍”。如此，生活越來越清貧，“衣、食恒不可得，妻、子饑寒立骨”，但他卻不管。世間俗人多把他當作狂士，離他而去[12]。崇禎八年（1635），24歲，始為諸生，食餼。崇禎十七年（1644），34歲，為督學郭子奇、李長倩所賞識，撥置第一，與弟頰同貢于朝。時直明朝政府風雨飄渺之時，自然不可能出仕。南明初期，與著名抗清志士徐孚遠、夏允彝定交。順治三年（1646），福建的唐王政府跨臺。失望之余，鄭郊奉母攜弟鄭頰遁荒，隱居莆田的壺公山南泉，坐在幾間老房子里，過上了遺民生活。此后30余年，足跡不及城市，惟以著書自樂。晚年曾著《明易》、《訂說》、《詩函》、《精義》、《南華十轉》、《水書》、《偶筆》、《寓騷》、《折衡》及禪詩文若干卷等，可惜多未及刊刻，今傳世不多。

　　鄭郊“所觀載籍極博，好考境是非”，曾著《古論》數十篇[13]。此書成書年代不詳，可能在作《史統》之前。這一部書，確立了鄭郊對中國歷史發展大勢的基本看法。此書不少內容，后來體現在《史統》之論部分。由《古論》，進而《史統》，這標志著鄭郊走出了為論而論的模式，走上了以論帶史的道路。《史統》始于崇禎九年（1636）七月，十七年（1644）九月，初稿完成。這8年時間，正好是鄭郊做諸生時期。成書前一年，即崇禎十六年，請著名學者方以智寫了序。書成后，適遇明清更替，書未及刊刻。清初，鄭郊以遺民自守，“乃出其家賜書，復貸諸親朋，得二十一朝正史、稗史，與夫六籍、百家之言”[14]，繼續修訂。康熙十一年（1672），鄭郊60歲，《史統》最后定稿，朋友及自己替此書作了序。康熙十三年（1674），鄭郊又作了凡例。時年62歲，《史統》算是最后定稿。“深山布衣，既無朝廷之力，又鮮賓客之助”，完成《史統》一書，確實不容易。此后事跡不詳，因為生活在深山之中，與外界斷絕交往，所以，外界也不知道他精確的卒年，大體卒于康熙中、后期。《史統》也由于經費等原因，未及正式出版。當時不少學者，起碼在福建學人圈里，是知道有這部書的。所以，福建學者黃虞稷編纂的《千頃堂書目》有其書，但《明史藝文志》《四庫全書總目》沒有收錄。今惟上海圖書館有清代“好古堂”抄本24冊，略有殘缺。“好古堂”是鄭郊抑別人書堂名稱？這個抄本是如何保存下來的？這些版本學問題，由于缺乏相關參考資料，只能留待以后再研究了。孤本傳世不易，我們希望有出版社能將此書影印出版。

　　《史統》體例雜合《左編》、《函史》而來。《史統》的基本框架結構是治統與道統。最后有隱逸、方技、附紀三部分。《史統》始唐堯，終大元，共有5表、21紀、2205傳、14志、17附記，系以論贊之言。《史統》只有紀傳，不寫制度，這有作者自己的考慮。“前代禮樂制度，詳具《全史》、《通典》、《通考》、《通志》諸書，今不贅陳”[15]。人詳我略是一個因素，制度通史難寫也當是一個因素。

　　《史統》是一部理學化史學范型的通史著作。鄭郊歷史思想，有較濃的理學色彩。他對歷史學性質是這么定位的，“史者，窮理盡性之書也”[16]。這是一種典型的理學化史觀[17]。鄭郊還片面地將史著的首要任務定位為辨統。“《春秋》者，圣人之辨統之書也，不以威勢強弱為得失。……自孟子以后，圣學湮塞，作史者不明天人大道，徒以一時詐力成敗為得失[18]。這段話明白無誤地告訴我們，《春秋》是一部“辨統之書”。弦外之音，《史統》也是一部以《春秋》為效法榜樣的“辨統之書”。在鄭郊等理學化史家看來，孟子以后傳統史學的衡評標準是相對的，“徒以一時詐力成敗為得失”，不值得提倡；只有永恒的、至高的“天人大道”，才是應該提倡的歷史絕對衡評標準。辨統，正是鄭郊編纂《史統》的核心目標所在。

　　不同的歷史解釋理論，產生不同的編纂模式。《史統》是從天人關系、治統與道統關系的變化來觀察中國歷史演變軌跡的。鄭郊認為，歷史是“道”的演變史。“道者，所以傳天地之終始者也。天地不知其所以始，則亦不知其所以終；而能知其終始者，道也。昔者圣人傳古今也，略于傳事而詳于傳道。以為道者，事之所從出焉者”[19]。“道”到底是什么？“道”統攝天地歷史的終始，人類社會自“道”起步，也自“道”終結。冥冥之中，這個“道”可以控制人類社會的發展，這和西方哲學家提出的“絕對精神”已有相似之處。鄭郊進一步提出，“道”不是完全抽象的，它有具體的載體，這就是“統”。統的表現，或治統，或道統。鄭郊認為，道的離合，決定統之分合，“帝王之興，應五運，得天統；與閏位、沴氣，皆不能別逞私臆雌黃”。他研究歷史，“主于明統”，“辨運會之偏全，明陰陽之離合”[20]。按照這個理論，《史統》的體系構筑，有幾個特點：

　　第一，治統分檔次。鄭郊從天人離合關系出發，將中國歷代政權分為正統、正而不統、統而不正、不正不統、正統之變五大類。“正統”為“前三代”夏、商、周、“后三代”漢、唐、宋。“正而不統”是指西周、東周、蜀漢、東晉、南宋。“統而不正”是指西晉、隋。“不正不統”，是指魏曹丕、吳孫權、宋劉裕、齊蕭道成、蕭梁衍、陳朝陳霸先、梁陳外荒、五代列國、五代割據列國志。“正統之變”指秦、元。每一朝，大體上分世紀、大臣、大將、藩臣、名臣、后妃、賢女、宦官、外荒幾部分。“故于離合之間，首列正統，以為天人之所應順者。次列正而不統者，重世及也。其所以次于正統者，所以示運會之離合，舉其實以示后人，使后之為人君者，凜然知天命之去來無常，而保先業之不易也。然而正而不統，則必有詐力之雄，裂其疆幅而有之，而后祖宗之大業遂分。新造之兵威，與退守之氣勢，強弱不齊，尚矣。……次列統而不正，所以抑之，出于正而不統之下也，見詐力之不知名義也。不正不統，又抑下之，詐力之不如詐力也。正統之變，抑又下之，出于詐力仁義之外者，天地之大變也”[21] 。我們仔細分析一下這一段話，可以發現，鄭郊優先考慮的是人統是否合乎天統，堅決反對人們用“詐力”取得政權。天人相應，人統合乎天統，就是正統。否則，按天人相離程度，依次為正而不統、統而不正、不正不統。至于變統，那是儒家仁義、權臣詐力之外的少數民族掌握的政權。這是鄭郊從“陰陽五行自然離合”變化中總結出來的中國社會歷史發展規律。“此皆陰陽五行自然離合之道，非予一人之私見也。明乎予說，則古今正統之論，可以□然而無疑矣”。這個理論在今天看來是先驗、唯心的，但在當時，代表了鄭郊對中國歷史發展規律的認識水平。

　　第二，“嚴中外之辨”。夷夏關系向來是漢族史家編纂中國歷史文本時考慮的一條重要原則。鄭郊按內夏外夷原則，將重要的少數民族政權，列為“外荒”。“荒，必為中國大患者，乃錄之”。如東晉之五胡、南宋之女直。“荒服雖盛，中夏正統一日未絕，亦當嚴內外之辨”，這體現了時代特色。在滿族由關外而入主中原的年代里，鄭郊寫《史統》，不可能不講民族主義史學精神。這也是時代特色。

　　第三，尊師統。《史統》于“道統”分師統、儒統、諸統三大部分，而尤重師統。“自有人道以來，堯舜三代以君道正庶物；而師道之盛，實始宣圣。師道如天，高而虛；君道如地，大而實。故君有土，而師無位；然君不得師則無以成其君。此天地之大經，生人之所以立命者。予于師統，一本于天地之至道，條貫統緒，頗具微意，以俟百世”[22]。朋友也談到了這點，“君道、師道并出而維宇宙，而師道則又所以維君道者。三代之運將終，首出股肱，其道其德其才，不能盡合于古，于是上帝降而誕于東魯，是為仲尼。持名教，筆六經，以教天下萬世”[23]！君道、師道并出而維宇宙，而師道則又所以維君道者，這就是鄭郊所理解的治統與道統關系。

　　第四，“憲君子而賤小人”。人是人類社會的主體，人的評價，自然也是歷史編纂的核心內容之一。在理學思想的影響下，宋明尤其是晚明時期，社會上十分講究君子小人之別。這種君子小人理論，也流滲透到歷史人物的評價與史著的編纂之中。鄭郊說：“余意古今人才，唯有君子、小人二者不容混雜。其余從政，各有作用”[24]。何謂君子？何謂小人？鄭郊對此有一個明確的定義。“天地之來闊矣，數千百年之中，亂多而治少，小人多而君子少，夫均是人也。何以辨其為君子、小人哉？以天下為心，以綱常為命，以性情道德為治，以詩書禮樂、仁義廉恥為日用飲食必不可已之事，夫是者謂之君子矣。以勢利為心，以茍得為命，以妻子、田園、刀貝、珠帛為治，以讒諂險诐無恥為日用飲食必不可已之事，夫是者則謂之小人矣”[25]。可見，鄭郊君子小人區別的標準，就是儒家的義利。以天下為己任，追求道德，就是君子；以勢利為心，追求物質利益，就是小人。如此完整的君子小人定義，在晚明時期不多見。“是書大旨，原在采古今之善惡，使君子小人之黑白昭于千世。至于官爵崇卑，此一時遭遇也，代有□革，不足詳述”[26]。“使君子小人之黑白昭于千世”，這是鄭郊作《史統》的使命之一。

　　傳統史學中，主要有史記派、春秋派、考據派三大流派。鄭郊總的說來是理學化史學派，但不完全相同。宋明理學化史學屬于一種價值評判性史學，他們的歷史評判，主要集中于對歷史進程與歷史人物的評判[27]。在歷史進程上，講究道統論；在人物評判上，講究君子小人的區別。而這兩種評判的核心標準是“圣人之道”，也即理學。如果我們的分析不錯的話，那么《史統》就是一部典型的理學化史學作品。

　　不過，畢竟時代不同了，鄭郊的理學化史學思想，也有不同于前人之處。理學化史學的高峰期是南宋中期至明代中期。明代中期以后，隨著復古主張的深入人心，漢唐傳統學術精神開始占居學壇主流。在這種情況下，鄭郊堅持走理學化史學道路，不可能不打折扣。《史統》的變化之處，表現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史統》力圖合春秋派與史記兩派精神于一體。“《春秋》一書，自是圣人造化心手，開辟以來奇作，非后人可僭擬。探其筆削之道法，以剖斷諸史，足矣。若必貌其皮毛，亦欲寄一字于褒貶之中，時勢既異，情理俱乖。蘇氏有言‘一規一矩，一準一繩，足以制萬器’。后之人其務希遷、固實錄可也，慎無若王通、陸長源輩，囂囂焉宜且僭，則善矣”[28]。這段話表明，鄭郊反對形式上的模擬，重視從精神實質上學習《春秋》，“探其筆削之道法，以剖斷諸史”。同時，也提倡傳統史學的“實錄”精神。如在三國正統問題的處理上，就有所變化。“陳壽、司馬溫公以魏正統，既失天理之公；而《綱目》帝蜀，又微失輕重之平。今一準《春秋》之法，據其事而書之，庶幾無憾”[29]。

　　第二，在人物寫作上，反對完全的道德化，要求寫出人的自然屬性、精神豐采。“然欲以三代純德退漢、唐、宋人物，其意盛矣，抑氣運不齊，人才各異。今欲齊以三代純德，則失其自然之道矣。史家敘事，當如寫生，各貌其人之精神面目而出之，足矣。若欲增損五官，易其妍丑，則非矣。況蕭、曹、房、杜，器量淹遠，有之純德，恐亦未也。蕭、曹可以居于大臣，而霍光、狄仁杰不與焉，此予之不解者”。《函史》以“三代純德”進退歷史人物，在鄭郊看來，有失“自然之道”。“史家敘事，當如寫生”，這是鄭郊史傳文學觀念的一大進步。

　　第三，在史傳文學上，提倡學習《史記》，但反對機械模擬《史記》。“文章各有機杼元氣流行筆墨之間，豈必步步太史公、班蘭臺之皮貌套調？庸人拘瑣，株守古跡，如兒童仿硃書點畫，不能自運，豈可與言書法變化之妙哉”？在鄭郊看來，文章有“機杼元氣”，應該講究“書法變化之妙”。《史記》的傳記寫作精神在于“傳神寫照”。“然《史記》傳神寫照，往往在一二瑣事中。后人不知此法，此其無關治亂也，削之，故無復生趣，精神不能生動。今或補入，庶幾子長之遺意”。只注意“治亂”，“徒知紀事”，不注意人物的“精神豐采”，這正是宋明時期史傳寫作最大弊端所在。鄭郊認為，《函史》弊端之一便是傳記寫作“寥寥”，沒有寫出人物的“精神豐采”。“且已作帝紀矣，凡大臣、大政既已入帝紀之中，又作《大臣謨》。人生立朝，其精神豐采，大底不數十大節。舍此數十大節外，再作謨傳，必至寥寥。其人之精神豐采不出，自然之勢也。此法起于宋賢，徒知紀事，不事傳神寫照，所以其書多不如古，不可法也”。要求“傳神寫照”，這反映出晚明文學思潮的新變化。嘉靖、萬歷以來，在復古派的倡議下，人們學習史漢，多有機械模擬之弊。如瞿九思為了寫《萬歷武功錄》，購來史、漢，“舉無不字模句擬，方繆敢操筆”[30]。明末以后，人們反對“剽擬”，提倡“性靈”，文風開始轉變。當時的張岱，在文學上就主張司馬遷的“傳神寫照”精神。在提倡“傳神寫照”這點上，鄭郊的文學思想，與張岱是吻合的。“吾史如天馬行空，短長奇縱，離離合合，奔軼絕塵，古今不乏偉人，自能相賞于皮貌之外，未可與流俗人言也”。看來，鄭郊對《史統》的文筆是十分自信的。

　　《史統》有史記派的痕跡，這不奇怪，綜合體通史，就是史記派的看家法寶。鄭郊既從事綜合體通史編纂，自然不可能不受史記派的影響。朋友們稱《史統》“以子長、子瞻之筆，發千古未發之談，而一衷于圣人之道，知人論世，稱物平旋，誠學古之津梁，濟時之指南也”[31]。也有朋友贊其《史統》“正色莊語，而不入于迂腐；褒貶是非，而不涉于偏激。不為刻論深文，不務標新博趣，一出于平心易氣，設身處地，折中以圣人之道”[32]。這些評價是準確的。

　　三從《史統》看歷史解釋作品的評價

　　《史統》的首要價值是理論與框架結構。

　　傳統史學，總的說來，理論色彩不強。以《史記》為代表的綜合體史著系列，敘述居多，論斷多寓于敘述之中。宋明間的史論，又往往從論到論，偏重綱常評判，缺乏實在的內容。在通史編纂中，由朱熹的《綱目》到丘浚的《世史正綱》，貫穿了正統論。由于編年史結構簡單，內容更多的是綱常色彩。程朱有不少解釋中國歷史的言論，不過沒能完全施之歷史編纂之中[33]。從更高的天人關系層面上考察中國歷史演變規律，始于鄧元錫的《函史》。鄭郊《史統》是繼《函史》之后，從天人大道關系考察中國歷史的作品。《函史》、《史統》的理論就是治統與道統框架，它們提供了一套解釋中國歷史演變規律的理論模式。《史統》是一部既有理論解釋，也有敘述的作品。鄭郊的新意在于按鄧氏理論，將中國歷代政權分為五類。

　　如何評價史觀類作品？歷史研究主要有兩大模式，一是發現歷史事實，一是作出歷史解釋。按照這種區分，《史統》是一部偏重歷史解釋的著作。也就是說，是按照主體的歷史認識來重構歷史的。“大都以前史為粉本，而出入敘次、論贊之文，則一出于心手”[34]。先有“預設”再作編纂的作品，其文本特點往往表現為“結構＋材料”，重點在于構筑理論體系與具體的“書法”，然后再調配、選擇有用的材料。而材料往往是從舊史中抄來的，在歷史事實發現上下的功夫不多。這些書沒有增加新的材料，也沒有解決多少知識論意義的上具體歷史問題。因而，這類作品，在現實之中，往往為實證派所否定，以為理論容易過時。在傳統史學史研究中，也以否定居多，以為對歷史學科的發展貢獻不大。其實，我們應該糾正這種理念。我以為，不同種類的作品，應用不同的標準來衡評。發現歷史事實的作品，應重視它提供的新材料與新觀點；而歷史解釋作品，則應注意它的精華在于理論與思想，在于它的框架結構。結構在實證派看來也許是不值一提的，但它無疑能擴人視野，具有方法論意義。

　　其次《史統》也反映了明末清初主流史學思想的歷史命運。鄭郊生活的明末清初，是中國史學史上內容較為豐富的一段，各種新的史學思潮層出不窮，主流史學思想普遍遭人懷疑。經歷政權更替的清初，人們多關心現實的富貴生活，少有人潛心讀天下書。“即潛心讀天下書者，然圣學不講，心性不治，不能反身而誠，則不虛不明，誰復知天人之大道？其于圣人中正仁義之旨，《春秋》筆削忠恕之微，無所折衷。人持一心，心持一意，決發于喙，喙宣之書，恍惚雌黃，自適而止”[35]。即便在遺民史家群中，也更關心故國歷史文獻的保存。從事古史研究的人不多，朱明鎬在從事歷代正史研究，王夫之在讀《通鑒》，寫《讀通鑒論》、《宋論》。鄭郊是惟一一位在做中國通史編纂的人。《史統》如此堅持正統立場，高揚主流史學思想旗幟，在當時已很少有人能理解鄭郊編纂的良苦用心了。在21世紀初的今天，我們重新從故紙堆中檢出《史統》這樣一部作品來加以研究，真有晃若隔世的味道。不過，我們又很清醒地意識到，史學史研究畢竟不是“點鬼簿”，而是為了搞清史學發展的實際狀況，作“實態研究”。《史統》的發掘，表明了主流史學思想的存在。從全面了解明清之交史學來說，《史統》是值得研究的。

　　當然，理論有高低之分，史觀有唯物與唯心之分，有政治化史觀與學術化史觀之分。我們承認鄭郊《史統》的理論價值，并不能因此就不能指出它的不足。傳統中國的宏觀歷史理論，多從天人關系入手考察。司馬遷首先提出的“究天下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是一種典型的認識模式。鄧元錫、鄭郊的歷史理論模式，也有類似特點。不過，他們所謂的“究天下之際”，顯然不同于司馬遷。司馬遷講天人之際，更接近于我們今天所講的自然與社會關系的考察，他觀察中國歷史的變化，更重視經濟與社會政治的互動關系。而鄧元錫、鄭郊更強調天人的合一，以道貫通古今。道的陰陽離合，決定社會運會的偏全。這個“道”，更接近于“絕對精神”。也就是說，前者有唯物色彩，后者更多的是唯心色彩。

　　其次，打破時間順序也是不值得提倡的。唯物史觀主張史著的編排，既要遵循邏輯原則，又要遵循歷史原則，邏輯與歷史是統一的。傳統的敘事派史家也主張按時間順序排列中國歷史政權的系譜，而理學化史家主張按先驗的“道”支配下的“統”，重新排列歷代政權系譜。“道”是理念的、超時間的。這種結構，有點類似今天的邏輯、理論層面。不過，這是一種唯心的史觀。它的問題在于，優先考慮邏輯原則，其次考慮時間原則。為了道、統，歷史事實的時間順序可以犧牲。一般說來，正統論是一種政治化道德論。這種正統論，停留于理念層面已經夠傖。如果再付之實踐，編成史著，那是更不堪設想的。鄭郊批評《左編》結構混亂，“《左編》留心治亂，然義例多舛。君始自漢，而臣則纂及于戰國。漢、唐、宋正統外，篡奪之君皆黜之。而其臣又與漢、唐、宋并列，殊覺不倫。文辭亦未經刪定”[36]。其實，《史統》同樣存在結構混亂毛病。將中國歷代政權系譜，按正、統、變原則，分為正統、正而不統、統而不正、不正不統、正統之變五大類，這同樣是一種“亂”。“君子著書立言，一秉虛、公，何患不行世乎”[37]？虛、公確是一條理性準則，但準則不是空的，它仍依托于一定具體立場。鄭郊所謂的“虛、公”原則，就是圣人“大中至正”的道德原則。他不怕《史統》不行世，可實際寸步難行。《函史》出來以后，已經難為人所接受；《史統》如果出版，應該說更難為人所接受。從《史統》結構來看，鄭郊沒有走出《左編》、《函史》以來僵化的通史認識模式。

　　結論

　　1．遺民史家鄭郊的《史統》初成于明末，終成于清初。這是一部定稿，可惜沒能出版。《史統》一書，風格兼于《左編》與《函史》之間。從思想上說，繼承《函史》多，即治統與道統說是《函史》的；而從分類安排的體例說，學《左編》多。

　　2．鄭郊無疑是一位堅定的衛道士，《史統》是一部與國家思想合拍的主流史學思想作品。在漢學日益興起的年代里，宋學雖越來越不討人喜歡，但畢竟它是國家思想，史學界仍離不開國家思想。《史統》的重新發掘，就說明了主流史學思想的頑強存在。

　　3．《史統》是一部歷史解釋作品，它主于從天人關系大道入手，明中國歷史之統，提出了一種中國歷史解釋模式。解釋歷史的作品有一個特點，它所提供的解釋模式，往往有較強的時間性，在當時有影響，到了后代卻不一定。無疑地，這類作品的評價，也只能偏重史學思想史發展脈絡。

　　4．理學化史學沒有出路。不能說傳統中國史學沒有理論思維，但理論思維有高低、有唯物與唯心之別。《史統》從天人關系入手，宏觀地思考問題，立意甚高；但一落實到實處，便成問題。將歷代政權劃分成正統、正而不統、統而不正、不正不統、正統之變五大類，搞得人眼花瞭亂。這種預設的、外加的政治化歷史理論，無助于歷史規律的探討。從綱常層面上升到理論層面，對于理學化史學來說是一個進步，但這種唯心的認識模式，顯然找不到最終的歷史答案。

　　參觀文獻：

　　[1]方以智.史統序,見鄭郊.史統[M].卷首,上海圖書館藏清代抄本,以下版本同,下略;又見方以智.浮山文集前編[C],卷5.

　　[2] 詳參錢茂偉《明代史學的歷程》,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3年。

　　[3] 詳參錢茂偉《論明代的通史構筑模式》,《寧波大學學報》,2000年第3期。

　　[4] 方中履.史統序,見史統卷首.

　　[5] 方以智.史統序.

　　[6] 鄭郊.史統筆微,見史統卷首.

　　[7] 方以智.史統序.

　　[8] 鄭郊.史統筆微.

　　[9] 詳參錢茂偉《李贄與啟蒙史學思潮的出現》,見張建業主編《李贄研究》，北京:燕山出版社,2001年。

　　[10] 詳參錢茂偉《明代通史編撰模式初探》,《寧波大學學報》,2000年第2期。

　　[11] 葉向高.季漢書序,見謝陛.季漢書[M]序卷首,四庫全書存目叢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