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學理論范式的危機及其整合論文
社會學理論范式的危機及其整合論文
內容提要：社會學理論范式是社會學理論家對他們的研究主題所表現出來的基本意向和潛在的知識假設。盡管人們普遍認為社會學是一門具有多重范式的學科，但是它卻并沒有很好地解釋快速變化的種種社會現象。因此，其理論研究面臨的最大挑戰就是如何擺脫彼此對立的范式危機并較好地與社會現實相結合，而這無疑需要對不同的社會學理論范式進行整合發展。
關鍵詞：社會學理論研究范式全球化
一、社會學理論的范式及其危機
范式(paradigm)的概念自1962年科學史學家庫恩(T.S.Kuhn)提出來以后，已成為科學研究中一個十分重要的概念。按照庫恩的論述，范式是由從事某種特定學科的科學家們在這一學科領域內所達到的共識及其基本觀點，是一個學科的共同體在研究準則、概念體系等方面的某些共同約定，尤其是通過研究實踐中的范例(examples)即“一組標準事例”來理解的共同約定。因此，從這個意義上說，范式是一種世界觀，是最高層次的方法論，它包括三個方面的內容：一是共同的基本理論、觀點和方法；二是共有的信念；三是某種自然觀(包括形而上學假定)。“范式”的基本原則可以在本體論、認識論和方法論三個層面表現出來，分別回答的是事物存在的真實性問題、知者與被知者之間的關系問題，以及研究方法的理論體系問題。這些理論和原則對特定的科學家共同體起規范的作用，協調他們對世界的看法以及他們的行為方式。[i]任何一門學科都是在一定的范式指導下觀察對象、收集并分析資料、檢驗假設、發展知識的過程。范式并不能等同于理論本身或科學的邏輯，[ii]而是科學發現的邏輯，它與“科學共同體(scientificcommunity)”有著密切的關系，不管在實際生活里，還是在認知邏輯上，范式都意味著共同體成員圍繞著特定學科或專業領域建立起來的共同信念、共同取向和共同的研究范圍。[iii]沒有范式，科學研究的語言游戲也就無從進行，我們只有依靠范式，才能確定各種事物或社會現象之間的共通或類似之處，并對循此而行的日常活動做出規定。[iv]
雖然庫恩有關“范式”的這個概念最初指涉的是自然科學的理論基礎和實踐規范，是在對自然科學史進行研究時提出來的，但近年來，西方社會科學界尤其是社會學理論界對這個概念的借用十分廣泛，并掀起了一場又一場有關范式的大論戰，以試圖對社會科學領域的各種流派在“元認知”的層面來進行反省和審視。[v]社會學理論范式是社會學理論家對他們的研究主題所表現出來的基本意向和潛在的知識假設。其中包括社會學理論家的基本價值前提、所研究主題的意向、用以描述和分析這一主題的概念選擇、為觀察和調查而對具體現象和問題的挑選，以及在分析過程中所運用的策略。然而，對社會學理論中是否存在多重范式的問題，社會學界似乎還有爭議。一種觀點認為，社會學作為一門獨立的學科，應該是一種范式的科學，如在社會學的初創和發展階段，絕大部分社會學家都是以所謂“主體—客體”、“個體—整體”、“宏觀—微觀”等二元敘事為主題來研究傳統社會是如何向現代社會變遷的。另一種觀點則認為，社會學應該是一門多重范式(multi-paradigm)的科學，如美國社會學家瑞澤爾(G.Rizter)根據指導社會學分析的元理論視角(themeta-theoreticalperspective)，區分了三種不同的社會學范式：社會事實(socialfacts)范式、社會定義(socialdefinition)范式和社會行為(socialbehavior)范式，而且這三種范式之間并沒有邏輯上的必然聯系，其關系是并列的，因而由它們引導出來的研究主題——社會事實、社會定義、社會行為——不僅沒有優劣之分，而且都是構成完整社會現實的一個組成部分，都是社會學多維研究中的一種，只是其選擇的側重點不同罷了。[vi]任何強調一個維度、一種范式的研究都有以偏概全之嫌，都不能達成對社會現實的有效分析。
尤其是作為社會學理論主流形態的實證主義范式排除一切主體性和意義、價值問題，不僅造成了人性的危機，也造成了科學自身的危機。[vii]庫恩曾指出，科學對事實的觀察和說明總是要通過現在的“范式”或理解的框架而展開的，但科學不是事實、理論和方法的簡單堆砌，科學的發展也不是知識的簡單積累，而是通過“范式”的不斷轉換所進行的不斷革命的進程。[viii]科學家在相互競爭的理論范式之間做出的選擇不能僅僅依賴于精確性、一致性、廣泛性、簡單性、有效性等基本準則，更在于科學共同體所遵循的共同范式，包括研究方法、理論傳統、世界觀、文化價值觀念等在內的綜合因素。由于不同范式之間的不可通約性，范式的轉變只是信念的轉變，它是不能通過邏輯方式得以證明的，只有通過“說服的技巧”來達到，因為并不存在一套不同范式之間互相信服的客觀充分的“元標準”。[ix]因此，許多學者認為，社會學理論研究中的這種范式分化與對立不僅造成了社會學理論范式難以消除的危機，而且也使整個社會學陷入了混亂的局面。
但筆者認為，社會學理論范式的危機主要不在于學科體系內部研究范式間的這種分化與對立（從某種意義上講，社會學內部的這種分化局面不僅不妨礙社會學自身的發展，相反在某種程度上還促成了社會學的多樣性），而是在于每一種理論范式都無法從整體上解釋快速變化的社會現實，也就是說我們無法從一種理論范式中找到對現實社會的滿意解釋。也許社會學理論在21世紀面臨的最大問題就是由范式危機所帶來的理論方法如何與社會現實相結合的問題，而其中表現出來的關鍵問題又是社會學理論如何將自己重新定位的問題。如果社會學家把自己作為可以解決任何人類社會行為和社會現象的“圣人”，那么結果可能是事與愿違的。社會學理論至今還不能完全確定自己的研究對象和領域就是一個例證，因為對象是多變的，而研究領域幾乎是沒有任何界限。盡管，新一代的社會學者所受到的學科訓練中關于社會學的知識非常之多，但是對于自己的學問是干什么的可能并不知道，這或許正是社會學五花八門的原因。一些沒有受過一天社會學訓練的人，只要在自己研究成果的名稱上貼上社會學的標簽，便成了社會學家了。的確如此，我們回顧一下社會學160多年的發展史，社會學有知道社會學是研究什么的嗎？如果一門學科始終無法形成對研究對象的共識，那么，它的發展趨勢就會變得非常模糊。
在社會學理論中，一直存在著許多范式的競爭：社會事實范式、社會定義范式和社會行為范式；實證主義范式、人文主義范式、批判主義范式；宏觀研究范式、微觀研究范式；系統范式、沖突范式[x]等等。雖然這些范式是按照不同的標準進行分類的，但它們卻是混雜在一起的。混雜的結果是無法形成一種統一的認識，所以也才有社會學家難以取得一致的埋怨，這種范式混亂和范式過多的結果勢必會造成社會學理論的無所適從。而導致這種范式危機的根本原因不是社會學理論本身的籌劃不足，而是由于社會實踐的不斷發展及其主題的快速轉換造成的，尤其在當今的全球化條件下，如果社會學理論還滿足于以往現代化條件下形成的研究理論和方法，那么它將難以向前發展了。正是由于這個問題的存在，長期以來的社會學理論危機雖然沒有激烈的沖突，但是卻更加變得危險。因此，筆者認為，從方法論的角度來看，對諸如宏觀研究與微觀研究、主觀研究與客觀研究、理論研究與經驗研究、個體主義研究與整體主義研究等一系列二元對立的多重研究范式實現整合，似乎將成為社會學理論未來發展的一個必然趨勢。社會學理論如果不再在全球化和新的社會轉型中尋求出路，社會學理論甚至整個社會學恐怕都將面臨不亞于滅頂之災的危險。這絕不是危言聳聽，試想，如果社會學理論既不能解釋現實,又不能對未來進行預測，也不能對現實的發展起到真實的批判與指導作用，那么，還要社會學理論以及社會學家作什么？
二、多重范式的整合及其社會學意義
社會學理論中不僅存在有多重范式的問題，而且隨著社會實踐的發展和社會學理論的不斷豐富，范式變遷和范式的整合將成為社會學理論研究的一個新趨勢。其實，這一問題在庫恩和瑞澤爾的著作中都有涉及。庫恩早就指出，學科內不同研究范式的存在，本身就是一門學科成長及發展的表現，一個范式的學術發展，不會停留不定，它的生命是一種蛻變和更新的過程。在學科本身發展歷程中會出現種種危機，由此也便會推新出新的理論與范式的誕生。因為任何理論不是在相同的思維框架內連續地發展的，而是在不斷改變思維框架的前提下向前發展的，思維框架隨時代的變遷而不斷轉變的狀況就是范式變遷。[xi]而范式的變遷必然伴隨著范式的整合，尤其在全球化進程中，企圖在社會學理論研究中建立一種單一的占主導地位的范式幾乎是不大可能的。瑞澤爾的三種范式，在社會學理論認識上都有其合理內容，但又都有其偏頗和局限之處，尤其在面對日益復雜化的現實社會中，三種范式對社會學理論認識都是不可或缺的，如不從每一種范式中吸取有益的方面，社會現實的任何方面都不可能得到恰如其分的理解。[xii]因此，范式整合將成為當今社會學理論研究的必然趨勢。
首先，反映在社會學研究方法上，從邏輯上來看，社會學之所以具有了獨立性，是由于社會學對社會進行研究的方法包含了兩個方面的內容：一是揭示了社會現象是什么？即力圖把社會規律邏輯地表達出來；二是對社會是什么進行為什么的解釋，即力圖把社會現實邏輯地表達出來。前者形成了社會學方法的科學的抽象系統，后者形成了社會學方法的解釋系統，只有在具備了這兩個系統之后，社會學才得以獨立，而且科學的抽象系統居于社會科學方法系統的核心地位。[xiii]社會學對社會的作用就在于它的能動作用，在于對實踐的指導和解釋作用，而這個作用離不開社會學方法上的抽象系統和解釋系統的科學性。然而，隨著全球化的發展，社會現實變得越來越復雜，各種關系也變得越來越難以準確把握，在這種情況下，社會實踐就會出現問題，就會出現所謂的“摸著石頭過河”的問題。在社會實踐發展的這樣一個歷史階段上，社會學理論顯示出了它的無能為力，對諸如全球化、信息化等大量的社會新現象無法給出令人滿意的解釋，雖然各種解釋不斷出現于現代傳媒，但是都有隔靴搔癢之嫌。這種狀況的出現，使人們感到社會學理論的無用，現實社會學理論只是一種“空談”。于是，人們就很容易把社會學理論看作是只具有事后的解釋性的東西（即只看到其解釋系統），而忽略其抽象系統的功能。
因此，對社會學理論的科學認識仍然要從社會學的兩大系統的關系中去尋求，居于核心的抽象系統是對社會現實大量紛繁的事物和事件進行認識的工具，每一種社會學理論的方法對現實進行加工、分析和研究，得出相應的結論，這些結論如果存在邏輯上的強相關關系，就融合成為一種理論。正如吉登斯所指出的，抽象系統可以作用于各式各樣的具體情境，是“信任”的延伸。[xiv]但是，抽象系統完成的這種理論只是對實踐的階段性的理性認識，它并未終結實踐，所以在一個階段過去之后，就會出現理論無法解釋實踐的問題，這個時候，需要的不是拋棄理論本身，而是要在實踐發展的基礎上，用更進步、更科學的方法對現實進行再抽象，從而使理論得到提升，得到充實和更新。也就是說，當理論無法解釋現實的時候，不是不需要理論，也不是社會學理論無用，而是更加需要理論。問題的出現是由于方法上的，或者是現實的階段性的復雜使抽象系統發生了迷失。在這種情況下，需要的是對抽象系統進行反思，從而重構社會學方法的抽象系統，以使其能夠得到更新，進行科學的再抽象，給實踐以滿意的解釋，并在實踐得到解釋的基礎上，通過對社會現實的深入分析，給實踐以指導。
但是，長期以來實證主義社會學范式和人文主義社會學范式、方法論個體主義和方法論整體主義存在著嚴重的分裂與對立，而且實證主義社會學范式傳統長期在社會學理論中占據主流地位。其實，實證主義社會學范式所推崇的因果性說明與人文主義社會學范式所提倡的意義性理解并非永遠沒有結合點，意義性理解和因果性說明雖屬兩個不同層面上的問題，但在社會認識上兩者完全可以結合起來：理解涉及到如何把握社會現象，而因果性關系則屬于說明的邏輯結構，兩者都有利于對社會現實的完整把握。因此，可以說，意義性理解是社會現象成為可能的條件，而因果性說明則是關于社會現象的知識成為客觀的科學知識之條件。但必須指出的是，隨著全球化進程的加快，人文主義社會學范式必將會獲得更大、更多的發展空間，因為對一種未定的、難以驗證或無法進行經驗分析的社會發展趨勢(如全球化趨勢)的研究，恰恰是實證主義社會學研究范式中的一個致命弱點。[xv]但我們又不能因此完全拒棄實證主義社會學方法，筆者不贊成過分貶低實證主義的傾向，因為社會是豐富多彩的，世界是多樣化的，我們很難用一種方法就能分析這個世界的復雜性，每一種理論和方法都有其自身難以克服的盲點，同時每一種理論與方法都能為理解這個社會提供一把鑰匙，我們沒有理由用一種研究方法或理論去貶斥另一種方法或理論。方法本身是多元的、可變的，它只相對于具體的研究過程而存在。正如波普爾(K.Popper)指出的，科學方法是由科學目標決定的，研究方法和手段只相對于具體目的才有意義。[xvi]因此，實證主義、人文主義、批判主義研究范式的整合伴隨著全球化進程必將成為社會學理論發展的新趨勢。
其次，反映在社會學理論上，自20世紀70年代開始，尤其是80年代以來，西方社會學理論就逐漸出現了一種新的綜合運動，并形成了一種與帕森斯學派曾達到的“一元綜合”態勢完全不同的“多元綜合”態勢，這主要包括亞歷山大(J.Alexander)的新功能主義、哈貝馬斯的交往行動理論、吉登斯的結構化理論、科爾曼(J.S.Coleman)的理性選擇理論、布迪厄的實踐理論、福柯的知識考古學等。如在當今西方社會學界最具影響力的“綜合性”理論之一的新功能主義，就是在堅持“功能主義傳統”的基本特征和對實證主義社會學與人文主義社會學雙向批判的基礎上，廣泛吸收沖突理論、互動理論、現象學社會學、交換理論、批判理論等不同學派的研究主題及其思想觀點，并將他們整合進功能主義的框架中去，建立起一個新的具有“多維性質”的綜合性一般理論。社會學理論的這種新的綜合趨勢，不僅本身就反映了一種理論范式的整合，而且把范式整合推向了更深層次，從而使范式整合無論在方法上還是理論上都成為社會學發展的一種必然趨勢。
其實，社會學理論和方法的整合本身就是一體的，它們都導源于社會實踐的變革。而當今最富影響、最深入的社會變革莫過于全球化及其衍生結果。全球化不僅在一切社會領域型塑（shape）出一種新的形態，而且在社會理論層面將直接導致一種新的“全球化研究范式”的產生，使以“現代化研究范式”為核心的古典與現代社會學開始轉向以“全球化研究范式”為主體的后現代或當代社會學。因為理論首先來源于人的社會實踐，而方法則是介于理論與實踐之間，是理論與實踐的中介。社會實踐的變化會引起新的理論的產生，而這種新理論的產生首先得益于方法上的創新，它是在具體方法的指導下通過人類不斷的社會實踐而形成的。同時，新理論的形成反過來又指導和約束著研究方法。因此，社會學理論與方法實際上是相互制約、相互促進的關系，他們共同統一于人的社會實踐中。
現代社會學的現代化研究范式之所以存在危機是因為與之相聯系的社會文化系統處在變革過程中，這就需要創造新的知識工具和新的概念體系來理解和說明它。迄今為止，構成社會學核心的這種對社會生活的描述強調了現代性及其發展的思想并趨向于把社會的形成等同于民族國家的發展。正如法國社會學家圖雷納（AlainTouraine）所指出的：“無論從哪一點上說，現在流行的有關社會生活的社會學想象都已大大地喪失了其說明的價值，人們不再認為社會的進步或發展會趨向于現代西方的主導地位之確立，因為現在更強調的是穩定而不是變革，更強調所謂傳統文化豐富的多樣性，而不是現代文明日趨貧乏的同質性”。[xvii]當然，上述所說的現代化研究范式的危機并不是無所不包的，它也并不意味著后現代階段或全球化社會的來臨，相反，恰恰是全球化的思想被大多數社會學家看作既是超現代化的又是現代發展理論的一部分。現代性的危機既不是全部也不是最后，它仍然局限在一定范圍之內，盡管是非常深刻的。今天，我們已無法搬用那些社會進化論的概念或歷史發展的規律來說明社會的理性化過程，這種理性化過程已成為社會學理論爭議的熱點，人們把這一過程與社會的分裂和解組、與文化多元性的銷蝕并與精神和生態的受損聯系起來了。
由此看來，社會學理論范式的整合趨勢并不是偶然的，而是全球化這種社會現象以及人們在全球化背景中進行社會實踐的必然產物。既然全球化帶來了社會學理論多重范式的整合，那么，我們就沒有理由用一種或某種社會學理論范式去研究全球化這樣一個涉及政治、經濟、文化等諸多方面的、復雜的社會現象。因此，在全球化這個研究主題上，筆者認為，首先必須要打破長期以來社會學理論研究中的二元對立范式，并把實證、描述的方法與人文的、理解的方法有機結合起來，以實現社會學理論范式的真正整合。既要能合理、恰當地解釋全球化這種社會現象，又要能準確、客觀地把握它的發展態勢。因為描述和解釋、實證和理解并非是絕然對立的，所謂經驗描述必然包涵著解釋，而解釋本身也可以視為一種描述，實證也需要用觀察來檢驗假設，而這個檢驗的過程本身就是一種理解和認同的過程。[xviii]因此，面對全球化的滾滾熱浪給整個世界所帶來的巨大變化，社會學理論不僅不能回避，而且還必須對此加以認真研究，這無疑需要我們進行社會學研究理論和方法上的創新與變革(即范式整合)，而這種創新與變革的重任也無疑要落到我們這一代有幸融入并親身感受全球化的學人身上。注釋：
[i]關于范式的功能，默頓在對定性分析范式分析時曾經概括為五個方面：一是注釋功能。二是減少無意引用模糊假定和概念的可能性。三是促進理論解釋的積累。四是能以自身特有的條理化提供重要概念的系統交點分類表格，從而使分析家意識到他可能忽略的實際和理論問題。五是可以使我們以近似定量分析的嚴密邏輯來匯編定性分析(參見：羅伯特·金·默頓著：《論理論社會學》，北京：華夏出版社，1990年版，第95-96頁)。
[ii]有時人們常常把范式與理論交換使用，其實，這兩個概念是有一定區別的。正如巴比(EarlBabbie)所指出的那樣，范式指的是一般框架或視角，字面涵義就是“看事情的出發點”，它提供了觀察生活方式和關于真實實體特性的一些假設。相比之下，理論指用來解釋社會生活特定方面的系統化的關聯性陳述。因此，理論賦予范式真實感和明確的意義。范式提供視角，理論則在于解釋所看到的東西(參見：艾爾·巴比著：《社會研究方法》，北京：華夏出版社，2000年版，69頁)。
[iii][美]托馬斯·庫恩著：《必要的張力》，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91頁。
[iv]渠敬東著：《缺席與斷裂---有關失范的社會學研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69頁。
[v]陳向明：《質的研究方法與社會科學研究》，北京：社會學科學出版社，2000年版，第378頁。
[vi]社會事實范式一般是研究大型的社會結構和社會制度，使用的是問題調查法和歷史比較法，屬于這種范式的社會學有結構功能主義、沖突論和系統論以及新馬克思主義社會學；社會定義范式是通過主觀意義的途徑理解行動、互動及其導致的后果，主要使用觀察法，輔之以問卷調查，屬于這種范式的社會學有行動理論、符號互動理論、現象學社會學、民族學方法論等；社會行為范式的研究主題是個體行為，一般使用的是實驗方法，屬于這種范式的社會學理論有行為主義社會學和交換理論(參見：Ritzer,G.(1996)SociologicalTheory,NewYork:McGraw-Hill,pp.494-497)。
[vii]實證主義社會學范式給社會學帶來的危機主要表現在：以自然科學的客觀科學真理取代生活世界的存在真理，從而使社會學理論喪失其本身應有的豐富想象力；傾向于把紛繁復雜和變動不居的社會生活現象還原成幾種因素的互動關系，導致社會學研究中以模式或變量的互動關系取代真實的社會存在；強調社會學研究中的一切現象都應量化，而對社會行動主體的人之生命的意義和評價或采取任意量化處理或根本忽略不計；主張社會學研究要保持虛假的客觀性、中立性，反對把主觀情緒和價值因素介入社會學研究等等。
[viii]周曉虹：《社會學理論的基本范式及其整合的可能性》，北京：《社會學研究》，2002年第5期。
[ix][美]托馬斯·庫恩著：《必要的張力》，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x]這是弗里德曼希(R.Friedrichs)對社會學研究范式的一種分類，系統范式其集中點在于討論社會整合及共識，而沖突范式則側重社會分化及控制現象，并指出這兩類研究范式其實反映了一個更基本的處理社會現象的不同態度，那就是先知式社會學(propheticsociology)與祭司式社會學(priestlysociology)(參見：Friedrichs,R.(1970)ASociologyofSociology,NewYork:FreePress)。
[xi]Kuhn,T.S.(1970).TheStructureofScientificRevolution，Chicago:TheUniversityofChicagoPress.
[xii]《中國大百科全書(社會學卷)》，北京：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91年版，第336頁。
[xiii]正是由于抽象系統和解釋系統的存在，使社會學具有了獨立于哲學和自然科學的特點，這主要表現在：一是社會學家本身就是參與社會活動的，而且在很大程度上規范著甚至決定著社會活動。二是自然界的運動是自在的，社會運動是自為的，是人們有意識、有目的的行為過程。三是社會發展的確是有規律的，歷史規律不僅實現于人的活動之中，而且形成于人的活動之中，人可以認識規律，利用規律，并可以規范規律的作用范圍和程度（參見：吉登斯著：《現代性的后果》，田禾譯，南京：譯林出版社，2000年版）。
[xiv]Giddens,A.(1990)TheConsequencesofModernity,Cambridge:PolityPress,P31.
[xv]文軍：《范式整合：全球化時代社會學研究的變革》，南寧：《學術論壇》，2001年第3期。
[xvi]卡爾·波普：《歷史決定論的貧困》，北京：華夏出版社，1987年版。
[xvii]轉引自[英]B.斯馬特（B.Smart）：《社會學、后現代性與“社會性的終結”》，北京：《國外社會學》，1991年第2期。
[xviii]吳小英：《社會學危機的涵義》，北京：《社會學研究》，1999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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